农村存量购买力释放分析

农村存量购买力释放分析

作者：李正茂 索志林

来源：《商业研究》2008年第05期

摘要：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存在很大的潜在购买力，但由于农民收入的限制，致使购买力无法释放出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府进行有关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

关键词：农村；购买力；金融；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On Releasing Potential Rural Purchasing Power LI Zheng--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sity,Harbin 150030,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

In China rural areas have a large population and there exists a great potential purchasing

power.However,it cannot be releas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farmers' income.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advance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financial system,carry out the relevant macro control,and radically resolve the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一、农村购买力现状

到2004年底，我国70．8％的人以农为生，58．2％的人还是居住在农村。目前，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在农村里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限制农村消费的，除了大家熟知的收入水平低外，农村里消费现代制造业产品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至于农民有了钱就只能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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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底改革开放到现在，不少地区，农民的房子已经盖了三茬，原来的茅草房，改成砖房，一层的砖房隔几年又拆掉了，盖成两层，两层又拆了，盖成三层。这种现象说明，农村还是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可是由于缺乏自来水、下水道、电视信号，电价高、电压不稳，道路状况不好等等与生活有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农民对电器用品的需求，也限制了农村厨房、厕所的现代化。

在出现通货紧缩时，需要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投资需求，保持投资增长率达到一定的水平。过去几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主要用于改进和大城市有关的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高速公路、港口、大江大河治理，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农村跟生活有关的各项基础设施，把中国的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以释放农村的存量购买力。这样既可消化掉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从长远来说，农村消费的最终限制因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936．4元，比2003年增加6．8％，是近几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这个成绩的取得靠的是“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

政策好指的是税费改革和对粮农的直补，两者已经没有多大的政策空间;天帮忙指的是风调雨顺，天气好，很难要它更好;人努力除了政策好还因为价格高，今年农产品市场价格的趋势是看跌不是看涨。所以，2007年要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对释放农村存量购买力具有重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对创造就业的贡献已经为各界所认识，并且政府也已经有不少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收效不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准入的限制；二是缺乏金融服务。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创新。要强化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社会责任，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强化农业政策性银行功能，加快完善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在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经营效益和加强风险防范的基础上，明显改善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金融结构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为目标。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了我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最有竞争力，能够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也会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所以，效率会最高，增长最可持续。现在美国、欧洲准备对我国设限的产品绝大多数是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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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的金融体制非常必要。当前农民贷款难问题仍普遍存在。农民从事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数额相对较大的贷款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农村贫困家庭贷款难的问题非常突出。

三、政府应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以释放农村存量购买力

在发达国家中，尽管政府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意味着损失一定的效率，但必须如此。否则将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统治者不可能无视这种要求解决困难产生的压力。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农业支持政策，如对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对主要农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出口给予补贴,等等。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是应农业集团的邀请而对农业实行保护的。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长期以来，美国的农业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农业政策体系，但它的中心目标并没有变，即通过农产品计划和价格支持来保障农民的收入。比如2002年5月美国颁布的新农业法，以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为主要目标，在农产品补贴、资源保护、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信贷、食品营养、农村发展、科研和技术推广、林业发展、能源发展、作物保险和灾害救助等方面，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新农业法，今后10年（2002-2011年）政府补贴农业的资金为1 900亿美元，比1996年农业法增加约830亿美元。2002-2007年6年间，按1996年农业法，法定农业补贴为666亿美元，2002年农业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519亿美元，6年总计达1 185亿美元。

四、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购买力释放的根源

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而且近年来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益加失衡。2000年，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 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把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2000年，中国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 083亿元、12 67亿元、1 826亿元、1 709亿元和2 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中国使用了6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1996-1998年计算基期内年均29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3％，与谈判允许的8．5％（1 740亿元）相比，中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 443亿元。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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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很低。1998-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 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

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平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的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位。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仅就2000年5岁前儿童死亡前治疗情况为例，农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医院里。

在教育方面，中国的城乡反差是巨大的，政策安排整体性地不利于农民，农民处于被持续地歧视之中，而且这种歧视越来越严重。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工业化中期的到来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适应性变化和调整，而是保持和放大了工业化初期特定条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续向工业和城市偏斜。这种变化是对改革以前经济社会二元格局的“巩固”，而不是“改革”。

过去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潜在的城乡利益集团的能力反差，现在转化为在影响政策方面的现实差别。原集权体制赋予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及农民的弱势地位，为城乡资源分配以及农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初始制约条件，并在路径依赖上锁定了资源分配方案和政策变化内容的性质。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十分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益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农民。

针对这种情况，盛洪研究指出，我国的选举法实际上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是农民成为政治上弱势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样的规定，在权利上，在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他们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这种规定在法理上和在道德上显然存在问题。”他还说，“从经济学角度看，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而不言而喻，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在权利上不平等，在经济上就无效率。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仅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于制度和政策，如果农民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的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就无需等待一个检验政策的周期来承担政策错误的所有后果，而是直接将损害农民的政策排除在外。”孙立平也指出，“90年代以来，改革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更多地反映了强势群体的主张”，“从目前情况看，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已经基本形成。”这些论述都说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治不平等是导致三农困境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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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使农村潜在购买力真正释放出来，关键的问题在于使农村的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只有使农民真正成为能够花得起钱的主体的时候，市场才能真正被打开。而要使农村经济总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对农村的绝对不公现象，要发展农村，为什么不能让城市真真正正地支援农村，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要一味地只知道从农村索取，而把应该给农村的那部分利益也剥夺了，其实他们要求的并不多，给他们应该得的就已经很满足了。“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这本是应得的权利，是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什么优待，我国的农民很朴实，尽管自己是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但他们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能和一般国民（这里只城市人口）拥有同样的权力，而不是受到歧视，就够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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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经勇.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J].当代经济研究，2001(9).（责任编辑：吕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