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综述

近十五年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研究综述

历史0811 张蕊 0820501113

【摘要】：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基于此也形成了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性体系或国际秩序。因此，国内外学界历来重视对古代中国朝贡制度的研究。近十五来，对此制度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外关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古代东亚经济发展等多个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意在从朝贡制度的概念、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的关系和其对当今东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近十五年来此专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些拙见。 【关键词】：朝贡制度；朝贡贸易；东亚

研究朝贡制度，就必须要提到美国学者费正清，他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朝贡制度的开拓者，从20世纪40年始对此制度进行系统的诠释和发展，提出了“中华世界秩序”、“冲击—反应说”，不仅一度风靡欧美学界，也深刻影响了中日朝等东亚学界对古代此制度、东亚国际政治的研究。纵观近十五年此制度研究著作或论文，大多数还是从费正清的学术理论出发，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1997年所著的《朝贡与近代亚洲》和近期张锋的一篇《解构朝贡体系》，都对费正清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当然也有一些突破和创新，一些学者开始注重研究不同朝代朝贡制度的特殊性，分析其演变过程，如喻常森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祁美琴的《对清代朝贡地位的再认识》等，中朝、中日、中泰等个案研究，也对研究现代中外关系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 概念之说

“‘朝贡制度’这一概念是为了描述的目的而由西方发明的”，其英文表达是tributary system，通常有“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朝贡”三种译法。“西方学者使用的这一概念，是指包括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在内的一个体系，用以指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关系网络”李云泉如是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海内外学者在从不同角度归纳古代中国的外交特征时，相继提出了“册封”、“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贡封制度”等不同概念，并且都对自己的观点给予了论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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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Mancall，“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in 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pp． 63-，at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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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朝贡应称作“华夷秩序”的是日本学者中山治一，具体内涵如下表述：“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授与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牵制）后者。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关系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因此，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中山治一认为18—19世纪之际欧美各国要求亚洲各国“开国”时亚洲已经存在有别于欧美之特殊国际秩序，这一主张成为影响此后日本乃至东亚各国学界的一个基本观点，“华夷秩序”的概念也广为研究者所接受和利用。20世纪90年代日本研究朝贡制度的代表人物—滨下武志提出“亚洲经济圈”理论，就是基于这一秩序学说。“华夷秩序”的概念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于1998年发表《“华夷秩序”论》一文，通过考察古代华夷秩序从酝酿、形成、充实到衰亡的两千多年历程，指出华夷秩序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98 此外，陈尚胜、高伟浓也曾运用华夷秩序的概念与框架分析过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个案。

相比较“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概念的发明则是中国学界在理论方面的一大创新了。这一概念是学者黄枝连教授在90年代初提出的，他认为：由小农经济发展而来的礼治主义体系是“汉族文明”及由此组成的中华传统的主要精神与内容。这样一种“礼治主义文明对外的作用,即在于推动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等等层面的秩序的建立。根据‘礼治主义’来探索并建立国际社会和自然世界以及宇宙等层面的秩序；而这一‘秩序’的维持和发展,交由中国的封建王朝(自称并被称为‘天朝’者) 来推进,即是‘天朝礼治体系’”。这一理论是黄教授经过多年研究而形成的有关国际关系形态的一种新概念，其《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三卷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有关古代朝贡制度最有影响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他在论证该理论过程中集中讨论了古代中朝关系，自隋唐而

131因此这一概念具有科学性，至明清各朝，实际上囊括了近代以前几乎全部的中朝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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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能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权赫秀教授在《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中对以上几种概念作了如下 ②③

[日]信夫清三郎等编《日本外交史》上册,中译本,第12 —13 页。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前言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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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如果说费正清等人的朝贡关系研究主要代表着西方世界本位的视角及其观点，滨下武志等人的朝贡关系研究更多地代表着“日本本位”（所谓从亚洲进行思考实际上首先是从日本进行思考）的视角及其观点的话，黄枝连的研究则主要代表着“中国本位”的视角及其观点。[2]131的确如此，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分析角度，则会出现不同面貌的朝贡制度。李云泉从实行朝贡事务双方的权利、义务与朝贡制度自身演变过程等方面来分析朝贡制度，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朝贡制度建立于双向交往、沟通之基础上，包括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故称‘朝贡—封赏制度’或‘贡封制度更为贴切’”。

1这一概念与韩国学者金翰奎教授的观点一致，“用此概念能全面表达该制度之双边与双

向内涵”。喻常森也在《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中直接表示赞同李云泉：“朝贡是诸藩国向中国进贡，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认为，用‘封贡’一词表达更加贴切，因为，这个词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二是中国再给来贡诸国以相应的封赏（包括物品和名誉称号）”。56

由此来看，在朝贡关系的概念问题上已有很深的讨论，虽然这些新名词还没有代替“朝贡制度”被欧美学者接受，但是也表现了我们东亚学者的积极探索与努力精神。

二、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关系研究

“朝贡贸易”与“朝贡制度”两个相近的词语，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然而近年来有人将朝贡关系等同于朝贡贸易关系,将朝贡制度等同于朝贡贸易制度,有将两者混淆之意，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李云泉、祁美琴、韩国学者郑容和就分别从朝贡制度的政治目的、明清朝贡制度的特殊性、中韩朝贡关系个案研究方面剖析了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的异同。

将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二者概念混淆始于滨下武志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其后又提出“朝贡贸易论”，他的观点是：“朝贡并不是对于强大中国的政治上的从属，而只不过是为了实利而形成的一种交易性质的形式”，“朝贡的根本点本来就是靠贸易关系在支撑”，“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滨下武志对朝贡的经济因素强调过多，因而认为二者可以等同。

其实,朝贡制度从起源上来说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中国王朝为了实现大一统、各国为了寻求政治稳定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交往方式。古代中国实施朝贡制度时一贯奉行“厚往薄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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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

43、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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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原则，对于所有朝贡使臣，中国统治者常常厚加赏赐，甚至一厢情愿地对其国王予以册封，以彰显天朝之君“以德怀远”之胸襟。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此原则有“更深刻的政治寓意和现实考虑”，“物质上的付出所换来的不仅是周边民族和属国对自己宗主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稳定的朝贡关系使中国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40朝贡贸易的地位在宋代得到重视，到明朝达到繁荣发展，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朝贡贸易是朝贡制度的核心，但是也决不能将二者等同，因为“朝贡关系还包含了国家间的礼仪和政治关系等多重意义”。 《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一文就是韩国学者郑容和从朝鲜王朝的角度分析了朝贡制度的作用，他在结语中这样说道：“朝鲜不是因为中国的强制被迫参与到朝贡体系之中,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主动而积极地运用了朝贡关系。而且,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即朝鲜要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形成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提高自身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希望通过与‘强大国’中国的政治联合，确保；借着‘天子’的权威,获得政权的正统性,提高支配效率。”87

但是这两者也并不是没有联系，喻常森在研究朝贡制度演变过程中发现：明朝将朝贡与贸易挂钩，即是李云泉提出的“贡市一体化”格局。喻常森将明朝这一特点归纳如下：处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明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多次厉行海禁，不准私人海外贸易活动。于是，所以的贸易活动只能围绕朝贡而开展。据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称: “凡外夷贡者, 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 官设牙行与民贸易, 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互市。” 这一, 几乎贯穿于整个明王朝, 尽管时紧时松。

[4]60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朝贡贸易的地位在明朝时期得到空前的重视，可以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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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往的唯一方式，因此可以说朝贡贸易与朝贡制度一体化，但是这也只限于明朝，发生在厉行海禁背景下的贡市一体化的变态朝贡贸易,在性质上与历代常态的朝贡贸易显然不同,注定是短命的。

由此来看，朝贡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历史上不乏“慕利”而来的朝贡者，但是“慕义”而来的朝贡者也大有人在，毕竟中国当时的礼乐文明对周边国家有巨大的感召力。朝贡关系包括了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朝贡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二者的联系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把具有广泛意义的朝贡制度与明朝特有的朝贡贸易相等同的观点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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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论的批判,参照汪晖:《亚洲想象的系谱》,《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三联书

店2004 年, 第1579 —1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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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贡制度对当今东亚发展的影响

在古代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占优势的中国采用了朝贡制度来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持续了2000年之久，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国际体系，虽然近现代在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性体系的冲击下衰落，可是这种地区性体系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都对东亚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古代朝贡制度下形成的东亚秩序的特点，对当今东亚发展也许会得到一些经验教训或借鉴意义。

在此方面，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双吉、唐彦林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杨佳莉就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探究了朝贡体系对当今东亚建设的影响。

就朝贡制度中的等级制来看，潘双吉和唐彦林认为：“这种关系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关系，但实践证明，这种能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双方自愿的产物，存在着高度的认同，认同的背后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

780杨佳莉也承认了这种稳定性，但是她认为这种稳定性正是不利于当今东亚一体化制度建

设的因素之一。“朝贡下国家间互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少正式规则。原因之一是朝贡强调‘秩序’和‘礼’……另一个原因在于东亚的稳定。朝贡体系下的东亚国际关系虽然存在等级制，但从历史上看，比西方更加稳定。在西方入侵之前，朝贡体系是由历史悠久的文化和财富所巩固加强的，是由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主权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处在无状态下，但遵循一定的组织原则。就中国为国家，边缘国家为朝贡国的朝贡体系来说，只要这种等级制被认为依然存在，就很少会出现国家间战争。在某些时候，中国虽然能打败并占领某个较小国家，但并不能维持长期控制，因为后者的抵抗也许最终会胜过大国试图强制支配所能得到的有限利益”。892杨佳莉分析了朝贡制度下的国家间交往由于稳定性而缺少建立规则解决问题的经验，因此不利于当代东亚制度化建设。

从朝贡制度的管理方面来看，中国历朝皇帝都给以朝贡国很大的自主性，也就是说朝贡国只要在形式道德上给以中国皇帝足够的尊重，中国封建王朝原则上是不干预朝贡国的内政的，所以各藩属国自古都有很强的主权意识。从现代国家主权角度来看，这是积极性的，但是从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来看，是不利的因素。杨佳莉在《朝贡体系对当今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的消极影响》一文中反其道而论之：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与属国疆域分明，中国既不图谋其土地和人民，也不干涉其内政。彼此的关系是从属但没有控制，他们之间的接触大部分是仪式的，“其他国家只限于对中国采取通商和文化交流的朝贡关系，而不是实际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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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东亚各国长久以来在朝贡体系下一直享有实质的主权，所以不能切身地感受到欧洲殖民而导致的丧失主权的痛苦。因此，在东亚进行制度建设时，就会对主权的让渡拥有极高的敏感性，对制度建设产生消极影响。[8]92

杨佳莉还从民族主义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她说：“朝贡体系末期，藩属国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实质的平等，他们渴望形式上的平等，由此产生了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间正式规则的缺乏、高度的主权敏感性、上升的民族主义”这三者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同对当今东亚制度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我认为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一些偏激，国家主权，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可为了一体化建设而放弃二者，这三者对于当今东亚的建设也未必全是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朝贡制度促进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发展，“朝贡确立了区域内相对固定的区域内经济文化交流机制和模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这成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文化基因”。并且“以和为贵”的思想贯穿于东亚朝贡体系的始终，这成为东亚其他国家认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7]80《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下的中国与东亚》一文中在最后总结了东亚朝贡的历史影响：东亚朝贡秩序虽然终结了，但朝贡体系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它首先为东亚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根据和现代国际合作理论基础。在摒弃了朝贡、宗属关系的不平等成分后，经贸方面的平等互惠互补性、国家之间的包容与亲和性、尽量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历史传统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历史遗产，它有助于建立东亚未来的新秩序。

东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地缘板块，面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区域化的趋势，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需求，东亚国家都应该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建设，共同保障我们的利益，中国当然应该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但这不代表重现“华夷秩序”。我们所构建的是一个平等和谐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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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以上所列成果有限，并不能完整呈现近十五年有关朝贡制度研究的所有成果，但是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于此专题的研究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的，比如韩国学者提出“要从周边国家来考察朝贡制度的作用”、中国黄枝连教授的“天朝礼治体系”概念等，都为这一专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所以，相信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会不断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合理、健康的国际新秩序，以及中国“和平 ⑥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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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背景下，有关古代朝贡制度的研究无疑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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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权赫秀.中国古代朝贡关系研究评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5）：3. 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J].南洋问题研究，2000，（1）.

 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于时代特征[J].中国边疆史研究，2006，（16）：3.  [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J]. 国

际政治研究，2006,(1).

7 潘双吉、唐彦林.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下的中国与东亚[J].长春大学学报，

2010，（20），7.

8 杨佳莉.朝贡体系对当今东亚一体化制度建设的消极影响[J].理论界，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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