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

《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读书报告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西汉统治者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以后，儒家地位超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及至后来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三教1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相互竞争攻讦，又不断地相互吸收融合。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的《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正是选取元代这一时期来分析三教之间的调和思想。

一、作者简介

柳存仁，华裔澳大利亚学者，祖籍山东临清。191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士；曾获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亚洲研究学院院长，退休后被选为名誉教授及大学研究员。1966年至19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巴黎大学、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马来亚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大学的访问教授。1974年和1977年，作为澳大利亚科学院访问团成员两次访问中国。1984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邀请在北京作了一系列关于道教史的讲演。此后，多次回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国内外汉学的交流。1992年，荣获澳大利亚颁赠的 AO（Order of Australia）勋衔和勋章。

柳存仁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在许多领域的考证有突破性贡献。他的研究集中在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等方面，其成就在国际汉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中文著述主要有《和风堂文集》、《和风堂新文集》；英文著述主要有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Novels,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Selected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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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教”的含义，柳存仁先生认为，“儒、释、道即唐代以来的所谓三教，这个‘教’指的是教化的意思，不一定要把儒家看作是宗教”，《中国思想里天上和人间理想的构思》，《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37页。

道教与中国文化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柳存仁教授的《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一文原刊于台北《思与言》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一九九○，后收入“北大学术演讲丛书”《道教史探源》一书中。

二、学术史回顾及述评

儒、道、佛三家关系历来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道教产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千百年来一直是处于相互影响又相互排斥的状态之中，学术界也对此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关于日本对三教关系的研究，《道教》一书中有所论述：“在所谓三教关系的领域内，福井康顺、吉冈义丰、福光永司、道瑞良秀、服部克彦等人的研究十分突出。吉冈义丰的《道教与佛教第一》（日本学术振兴会，1959年；图书刊行会重版，1980年）、《道教与佛教第二》（丰岛书房，1970年）和《道教与佛教第三》……是关于道佛二教论争等的论文集……小野泽精一、山井湧、福光永司合编的《气的思想》（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包括思想史方面许多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收录在第二部中蜂屋邦夫的《儒学思想中的气与佛教》、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福井文雄的《儒佛道三教中的气》、镰田茂雄的《儒道中的气与佛教》各篇论文，以及福光永司的总论都很重要”2。

中国多数著作都是从通论的角度来论述三者关系，如丁钢的《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以论述中国佛教教育为主，从中外文化交流、斗争、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三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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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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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紧密相关的”。其他的相关著作还有：严北溟《儒道佛思想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张文勋《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曾锦坤《儒佛异同与儒佛交涉》(台北谷风出版社1990年)、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卢升法《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军《变异与整合—玄儒佛道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汤一介论文集《儒释道与内在超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其共同特点是着眼于整个三教关系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论述，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时代。这种探讨的整体性很强，但缺乏每一时代的独特性。对三教关系进行断代研究的仅有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彭自强《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汉魏两晋时期为中心》(巴蜀书社2000年)等几部著作。

针对宋元时期三教关系的，也有很多的研究，不过重点大多放在宋朝上面，单独对元朝研究的很少，如《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通过对宋代儒、释、道各家“三教合一”思想的考察，分析了每家的理论特色。3即便有些题目涉及宋元时期的，论述宋代的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如《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一文中，对于元代只是作为配角略为分析，大多数篇幅都是关于宋代的。4而且从横向来看，站在某一教的角度分析与其余两教之间的关系的占了大多数，处在最高处俯瞰三教，分析相互联系的属于少数，如《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一文，通过对佛教重点的分析，认为佛教“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5《三教合一与全真道》一文分析了“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理特征，探讨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文化渊源及其对全真道发展的作用”6，即是站在道教的立场上看他们如何看待其余两教。另外，综述这时期大多数的著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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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慧《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杨军《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6.2。 5

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

范玉秋《三教合一与全真道》，《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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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三教是调和关系的占了大多数，赖永海认为宋代理学是“吞并了佛、道二教，建立了一个治儒、释、道三教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7李申认为虽然“宋明儒者称自己的学问为‘实学’，而认佛教的学问为虚学”，但是“实学、虚学都是学，儒教、佛教都是教。他们并没有把佛教和儒教看作异类”。8当然也有少量不同的意见，如李承贵在其《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一文中对宋明新儒学实现“儒佛合一”这一学术界的共识进行了质疑，他从本体论、修养方法、心性论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宋明新儒学并没有达到“儒佛合一”，他认为“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

9。这是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及创新性的新观点。

柳存仁先生的《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作者并不是像其他很多宗教史著作那样讲述三教在元朝这个背景下兴盛、衰落、起起伏伏的过程，即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从一个三者之间如何看待对方的角度出发。即使是一些也从观念角度来论述的文章，如前文所述，它们大多立足于某一教的立场进行论述，而较少像作者那样从蒙古、佛教、道教、儒学多角度分析三教之间的调和思想。其次，学术界专门对于元代三教关系论述较少，而先生这篇文章弥补了学术史上对于元代的论述和多角度分析缺乏的不足之处，对三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他运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材料，如《元史》、《大正藏》、《道藏》等对每个问题都进行深入分析，有理有据，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他不但广泛利用可证成其论点之史料，而且有些与其论点不相符合之史料，他都能一一加以考订，并给以合理之说明，这是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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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158页。 李申《传统的儒、佛、道三教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 9

李承贵《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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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学者（特别是某些中青年学者）往往很难作到的”10。

三、文章内容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蒙古入主前的三教情况。从三教的角度来看，它们都“积极地为取得保护与支持而竞争”，一方面儒学凭借着自身的传统继续维持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佛教和道教纷纷借助宗教外衣采取各种手段将自身学说渗透到社会各处。南北朝及唐时期，三教的代表曾多次进行公开辩论，对此，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提出和讨论不同意见的机会”，所以“绝少知识分子能对其他学派的学说完全无知”。对于那些北方游牧和半游牧部落，先生认为他们喜好佛教和道教甚于儒家，并且举了辽朝来作为例子说明。在辽朝中佛教是最受欢迎的宗教，而且给予佛教僧侣许多的恩赐。而金朝远比辽朝汉化，对三教采取宽大，在金朝士大夫对佛道的态度上，如赵秉文、李纯甫的调和思想上也可见一斑。而在儒家天下的南方，儒者对二教有越来越多的容忍，先生指出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北宋建立前的那个动荡的岁月，儒士在避难的过程中和佛道之徒有了密切的接触；其次南宋的道观极为发达，儒者普遍有道教的崇拜和对《易经》的兴趣；再者，禅宗流行，使得宋朝的士大夫接近佛学，并且举了陆象山和白玉蟾的例子来说明他们与禅者的差别已经微不足道，很难分辨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认为是“对调和思想有利的，压抑二氏就变得困难”。这部分为论述及后元朝三教的调和思想奠定一个基础。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作为三教调和刺激物的蒙古，也是作为一个当时社会背景的介绍。先生先说蒙古对佛教的尊崇，认为蒙古王朝作为一个外来王朝，跟先前的辽朝、金朝一样，对佛教更为亲切，并且因袭蒙古人自身传统，对喇嘛分外尊崇，先生还举了《元史》中关于佛教的礼仪排场的描述论证了这一观点。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中国发泄了心中的愤怒，但由于的袒护迫使朝中大臣不得不对僧人表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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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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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还在这部分分析了在元廷中树立儒家为正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首先由于双方之间的隔膜很深，很多儒家化的中国人拒绝出仕元朝，即使有一些愿意出仕，面对元朝统治者的11，其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在蒙古人手中好好过活。当然也有一些为蒙古人服务的为拯救儒家传统在作出努力，先生举了宣抚王檝重建孔庙，张柔拯救儒士，杨惟中成功说服赵复到元廷教授理学，耶律楚才为正式恢复科举取士所作出的种种贡献来说明。尽管如此，面对佛教的强势，儒家并没有恢复他们在以往朝代中所拥有的地位，但是他们明白了一件事：不要把佛教、道教和儒家作任何等级的区分，蒙古人对此只会感到厌烦。从蒙古人对佛教的偏袒可以看出他们是支持宗教活动的，三教都在努力地争取这种支持，为此，无论是对各教还是本教的不同派别，他们都采取一种共存及妥协的态度，因为这样对三方来说是最有利的。

第三部分讲述的是元代佛教和调和思想。先生也是分开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首先是在佛教内部，中国本土的禅宗、华严是主要的竞争者，禅宗最终获得了胜利，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联合了喇嘛，求取了他们对自身的保护。并且先生深刻地看出了一个问题，“的问题掩饰了真正的问题：寺院财产”，同时呼应了之前的论断：“人们反对二氏主要并不在于思想方面，而是在制度及经济方面”，以下文的佛道两教的斗争作为例子，同时也将话题引入下半部分的内容。金亡后，自长春真人获成吉思汗接见后，全真道士一直得势，许多荒废了的佛教寺院落到了道教手中，僧侣们一直想重新恢复他们的统治，两教之间进行了多次辩论，而先生强调的是，即使是在辩论的最高潮，僧侣们也仍然称赞老子是“东夏贤者”，也不曾反对三教并存及平行发展。另外先生还指出，并不是所有佛教徒都参与三教的竞争当中，其实很多佛教徒对其他学派的教义都很熟悉，并且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和注释举了僧行秀、僧普度、智彻，以及元末妙明《折疑论》、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等人的思想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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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多有不平等的规定，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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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讲述的是元代道教和调和思想。先生首先追溯道教的历史，指出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佛、儒两家相比起来为之逊色，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劣势，到了宋金时候道教更为公开地吸纳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并且以元代道教的一个重要派系全真派作为代表，在重阳真人和其入室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语录中多次论述了三教的关系，元代也有多位道士在其著作当中表达这种调和思想，当然也有部分道士轻视儒学和佛学，但总的来看先生认为道教的主流提倡的是“一种友善及调和的态度”。

第五部分讲述的是元代儒学和调和思想。先生首先指出儒家和蒙古人的交往是在“一个相互怀疑和互不信任的基础上”，在初期，儒学对于蒙古方面来说只不过和其他二氏一样是另一种中国宗教而已。中国学者一直为重新恢复儒家原有的社会地位在努力着，先生举了在元朝担任官职的许衡作为北方的例子，他认为许衡虽然致力于树立儒学，“厌恶道教”，“并力图避免佛教的影响”，但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有老子的影子，“他本身的历史哲学及天命观有时听起来像道家多于像儒家”。而在理学巩固的南中国，先生举了吴澄作为例子。吴澄受程绍开调和思想的影响，虽然他本人是程朱学派正统出身，但同时对陆象山也表达了极深的敬意，他在调和儒家内部派别的同时，对道家也采取这种态度，在他的文集中也发现了他喜好《庄子》和《老子》这个事实。

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先生认为在元朝因为其特殊的宗教，三派之间的敌意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为求得自身的发展和蒙古方面的支持，他们都不得不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谋求一席之地，因此产生出协调融合的思想，并且引用了禅僧祥迈《（至元）辩伪录》的观点和元初赵孟頫妻子所写的一首诗来说明三教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总结得出“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调和及同化的伟大时代”。

全文证论结合，有理有据，在学术史关于三教关系研究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有些地方还是有继续商讨的空间的。如第二段以论述它们之间的矛盾为主，但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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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要把佛教、道教和儒家作任何等级的区分，蒙古人对此只会感到厌烦”。对于蒙古是如何厌烦三教冲突及怎样调和的缺乏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

第五段中先生举了许衡和吴澄的例子，分别代表中国北方和南方来论述儒家人士是如何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在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虽然道教奉老子为教祖，道家的确是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但道家并不等于道教，任继愈先生也认为，“《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原，出于老于’，将道教混于道家，归于老于，已属虚夸，而它又据道士之言，谓老子‘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此则更是荒诞不经”。12他们深受老庄学术的影响，并不等于对待道教也是同样的态度，文中所列举的例子都是关于他们如何认为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学说，如果直接引用他们对于道教的看法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则更具说服力。二是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能代表当时那教人士的基本看法，有时候我们只重视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材料，对于其他，特别是一些完全相悖的则置之不理，在选取例子时需要增加这方面的考虑和说明。

四、结语

元朝三教的发展是深受整个政治环境影响的。在金末元初的时候，理学在北方人士中间仍未被普遍接受13，但不久统治者开始注意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忽必烈授予儒学大师极重要的职位，接受姚枢“立学校以育才”的建议，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元史》中评价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14。特别到了仁宗时期，开始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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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6页。 如郝经指出：“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与之相似的有叶适在《答吴明辅书》中的看法：“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参考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701页） 14

《元史》本纪第十七，第2册第377页，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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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四书”专用程朱之说，定为国是。15

对于道教，由于丘处机曾率领弟子，长途跋涉谒见过成吉思汗，备受尊崇，16以后蒙古历代统治者都沿袭成吉思汗这一，全真道以及正一、太一等在其扶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势力一度在佛教之上，双方为此摩擦不断。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学者既吸收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以及以禅宗为主的佛教思想，又促进了儒、释两家在理论上的研讨，从而广泛地渗透到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数学、医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17。

蒙元统治者对佛教则是相当倚重，元世祖迎请萨斯迦派的八思巴入京，制蒙古新字，被赐号“大宝法王”，统领全国佛教，其职权、地位仅次于皇帝。萨斯迦派僧侣自此世代为国师，佛教喇嘛教也成为元代的国教。元朝诸帝均信奉佛教，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所以《元史》里面记载道：“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8。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三方之间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向对手表示调和，他们矛盾的焦点并不是外人看起来理应的思想方面，而是经济、政治势力的争夺，先生也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调和言论中夹杂着竞争，在竞争中又包含着调和19，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本文大量的反映调和思想的例子中同时处处夹杂着矛盾的影子。由于他们的差异性，三方相互的谪难、竞争是必然的，而对于先生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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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本纪二十四有关于仁宗对科举的记载，如“冬十月己卯，敕中书省议行科举”，“甲辰，行科举”。 《元史·释老》列传第八十九记载：“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兒、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盖蹀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仑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 17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第3页。 18

《元史·释老》列传第八十九，第四五一七页，中华书局，2005。 19

如李纯甫著《鸣道集说》，对所引的周敦颐、司马光下迄朱熹诸儒的言论二百一十七则，加以驳斥，（见汪琬《尧峰文集》卷25，《鸣道集说序》）并指出程氏之学出于佛书：“尝论以为宋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刘祁《归潜志》卷9）。（参考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699页。）但另一方面被认为是调和主义倡导者，他在《鸣道集说》中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周及释迦为五圣人。（参考《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三教》，《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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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调和及同化的伟大时代”，三教之间“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关系，有一点值得思考的，就是我觉得调和思想是他们为顺应统治者的需求20和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策略，并不一定代表着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在元代调和的表象下，他们之间仍然是时有冲突，如本文也有所提及的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道教在与佛教的论争中被击败，道士被勒令剃发为僧，《老子道德经》以外的道经均被烧毁21，还有许衡对佛学、道教的非难等事件，这些才是事实本身。正是在元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儒家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佛教、道教受到统治阶层的尊崇，三教都没有足够的资本独大，三方才有机会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而各派人士所产生的思想的转变，向对方表示出一种友好的态度也是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发展与政治、与统治者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参考书目：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2005

【明】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

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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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通达儒术，妙悟释典”，曾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代表着元代统治者对三教的认识。（《元史》本纪第二十六，第2册第594页，中华书局，1976） 21

【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7页。

道教与中国文化

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

秦志勇：《新编中国思想史——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5

苏鲁格、宋长宏：《新编中国宗教史——中国元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5

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一、二、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丁钢：《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读书报告》

06310005 陈颖

卢植青同学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读书报告》主要分为一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言及全书各卷所言之事，并引用书中序言及跋对题目各关键词进行说明，帮助我们对全书主旨的理解。而第四段的最后一句说到对于后世对三教兴起和思想的研究，因后文也有关于学术史的回顾，可以放在后面再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是进行重点内容的剖析，卢植青同学选取了两个点，一是遗民问题，联系陈援庵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作品中流露的民族主义感情及爱国主义思想，的确会让人联想到这种思想会否影响先生的著述。但作品是人写的，不可能不带有主观色彩，只能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到客观与真实，这篇文章中并不拘泥于给予我们一个答案，而是正反两方都有所论及，留给我们无尽思考的空间。我想如果补充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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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明对陈援庵先生褒贬背后的主观动机及社会背景，相信又是另一话题。第二点是关于陈援庵先生的考证功夫，并举了最有印象的大道教祖叠出之疑作为例子，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卢植青同学是很认真地读过这本书，并帮助我们对内容进行理解。

第三部分主要通过陈援庵先生著述前后的对比回顾来学术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更突显这本著作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谈谈我对《〈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读书报告》的一些建议。首先，文中对于作者及自己观点的总结和阐述稍微不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本书在宗教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有很多观点在学术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可以在理解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补充与思考。其次，虽然对于《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专门的研究论著较少，但是学术界肯定对这本名著有所研究，如果能从各家的著作中分条缕析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则能更充实这篇读书报告的内容。另外再补充一些陈援庵先生写这本书的详细背景，更能激发读者对遗民问题进行思考。

总的来说，这篇读书报告结构分明，重点突出，引用和参考了大量相关著作，也引发读者对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