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

建国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针对此艾奇逊看法，1949年9月，以《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后的苏联和中国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次对美国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为当时“人口”的定下基调。所以，在1949年到1952年，节制生育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及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建国前，旧知识分子主张节制生育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

生育了。

56年提出把“节育”与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

来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启后，民众的生活发生改

变，要求节育的人逐渐增多。孩子生得多，家庭收入少，

家庭负担重，日子不好过，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实行避孕节育。同时，1953年公布了首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6月30日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

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0‰。这一数字引起了领导层的忧虑。所以，不久之后，我国对于民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1953年8月，副指示卫生部改正避孕和节育的，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次年，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又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由上述可见，我国对于节育问题有了转变，但又较为谨慎，不广泛对外宣传。这可以参考周恩来的态度。19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

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 真正对“节育”态度明朗化是在1956年，这一年我国首次把“节育”写进报告。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时倡导避孕节育，也是为了避免人工流产对妇女的伤害。”

这年的10月12日，也公开讲话，表达了自己对“节育”的支持：“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