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理论浅析

提起中国古代的成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大发明”、“农业文明”等等。但大家也许不太了解，聪明的中国古人们早在古代经济繁荣与衰颓交替的复杂经济背景下，就已经孕育出了与近代西方著名货币理论与学说有不少相似之处的货币思想。虽然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一直是封建统治下的自然经济，但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变革和发展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最早货币理论中的“子母相权论”到宋代纸币理论再到明清众多有关钱币和货币的理论，都闪耀着早期货币思想的光芒。

经比较，笔者发现，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与西方近代货币理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那么，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什么催生了这些经济思想与理论的萌芽？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相似的货币思想是否又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呢？下面的文章中，笔者将主要对中国古代主要货币思想进行分析，同时加入对西方近代货币思想及二者时代背景相似之处的简要分析。

在古代社会前期的先秦，比较盛行的是反货币论，即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欧阳卫民在《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主要成就》（金融研究，1992年06期）中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就提出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的命题，表明了货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对立。从时代背景来看，商鞅主张的是一种典型的反货币论。商鞅的反货币论思想得到了西汉晁错的继承，晁错并不认可货币权力，认为货币最终给国家带来的综合影响是不利的。但他与商鞅的结论是不同的，在坚持货币不利于国家的同时，他也客观地认为货币“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和中国反货币论相似的理论是18世纪法国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曾提出“唯有农业资本才是生产资本”的观点。虽然这两种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其也有相同之处——处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封建社会。

货币数量论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一大成就。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先秦时期的著作《管子》、东汉的、唐代的刘秩、陆贽等，宋代也有不少承袭并发展前人货币数量学说的思想家。中国古代货币数量论的主要思想是用货币数量解释币值和物价，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物价的涨跌决定于货币数量的多寡。《管子》中有“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的表述，表明封建国家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现实中流通的国币来物价。东汉的继承了《管子》中的思想。而唐代的刘秩和陆贽则继承并发展了《管子》中的理论。陆贽曾言：“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这表明了商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货币购买

力（货币价值）的大小，而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则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大小。以费雪、马歇尔等为代表的西方的近代货币数量说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当代货币数量说都以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数量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学派内部往往对这里的“货币数量”的概念持不同看法，于是产生了货币数量论中各种不同的方程与模型。最早提出货币数量学说的是16世纪法国的重商主义者让·博丹，当时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使得大量的金银流入欧洲，造成了物价飞涨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并反对重商主义，西方货币数量论产生了。而在中国古代的东汉、唐代和宋代，也同样出现过物价上涨的现象，为了帮助封建统治者解决这一问题，不少思想家都曾提出并发展了货币数量论。

北宋时期，我国古代货币思想最突出的理论是纸币理论。宋朝相对统一和较为安定的环境，使得宋朝再一次出现了经济的大发展，封建手工业和商业极度繁荣。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国家对待工商业的态度有所转变，由传统的重本抑末转变为“通商为上，制商为下”。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长期作为货币流通媒介的铜钱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北宋的“钱荒”问题开始出现。所谓钱荒问题，即钱币绝对数量的增加跟不上商品价格总额的增加时，人们明显感受到钱币的缺少的社会现象。我国北宋时期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四川的“交子”。它最初起源于民间，但从仁宗天圣元年（1023）起，就改为官营。据记载“先是，益、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纸币的产生有其必然因素，一是商品交换的扩大对货币的需求增大，而宋代“钱荒”严重，必然要求扩大货币供给量，纸币应运而生。二是商业赊买与信贷关系自唐以来有了较大发展，为纸币能作为一种交易媒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东西方纸币制度出现的共同背景。西方纸币出现于资本主义初期，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之久。即使如此，西方国家纸币的发行还是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这时纸币发行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欧洲纸币产生时，各国的信用事业和信用机构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再次，欧洲纸币产生时，欧洲已拥了充足的贵金属作为其准备金。

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又一高峰是货币国定论。这一理论在我国起源很早，西汉时期有铸币权国家控制论，这一理论在西汉前期引起了一场争议，最终被确定下来并在各朝各代延续下来。在元朝货币国定论更加明晰，马亨是货币国定论的主要代表。元朝的货币国定论是对汉代贾山“富贵者，人生之操柄也”的国家垄断货币权思想的发展。马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纸币的发行权上，并且明确将纸币的职能与作用归结为封建国家的产物。在货币流通方面，元朝总体上实行纸币流通制度。西方著名货币国定论者G.F.knapp在《货币国定论》（1905）中指出：“货币是法治的创造物”，也强调了货币应由国家控制和发行。当今，世界上各个国

家也都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国家或国家指定机构，这与货币国定论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还有很多，如明清时期围绕白银和“银荒”等问题产生的众多货币思想，鉴于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与西方近代的货币理论也没有很大的可比性，在此就不赘述了。同时，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有关货币价值论的思想少之又少，而货币价值论恰恰是西方货币理论的基础。因此，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没能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我们也需要认真地对西方相关货币理论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