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与文化探究

延 边 大 学

题 目： 朝鲜历史与文化探究

学 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会计学

* 名： ***

学 号： 2134034483

朝鲜历史与文化探究

摘要：最近随着朝鲜问题的进一步升温，朝鲜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研究的重点应该从历史与文化入手。通过历史来研究文化发展的轨迹，通过文化来推导即将写出的“历史”。本论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朝鲜国的文化。

一、 国家的发展历史与政局变化

二、 民族的历史

三、 现行的朝鲜流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国家的发展历史与政局变化

古代的朝鲜

朝鲜人从遥远的古代就生活在朝鲜半岛上。最近二十多年，在平壤市的黑隅里、砾浦区和德川郡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古人的化石。公元前5世纪左右，朝鲜进入青铜器时代。当时的朝鲜人用几块一人多高的宽大石板修建坟墓，所以又称“巨石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朝鲜的原始社会渐渐解体，出现最初的国家。

大约公元前5至4世纪，在朝鲜北部形成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即人（古朝鲜人有秽、貊、韩三支）所建立的古朝鲜。古朝鲜意思是古代朝鲜，以与后来的李氏朝鲜相区别。古朝鲜已有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而且阶级矛盾尖锐，已经制定保护私有制和富人利益的法

律。

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朝鲜半岛南部韩族居住的地方，形成“三韩”部落联盟。马韩在汉江下游，弁韩在洛东江下游，辰韩在庆州一带。三韩之中以马韩最大，统一整个三韩，中心地区在月支，即今忠清南道的稷山一带。我国古书称之为“辰国”，称其王为“辰王”，并有其人“知田蚕，作绵布”、有“长帅”、“下户”和奴隶的记载。（《汉书》卷28下，《地理志》；另见《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三国时代封建制度的形成

从公元前后到677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之势，史称“三国时代”。三国之中以貊人在鸭绿江中游建立的高句丽兴起最早。传说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2年），高朱蒙带领一批贵族，在“土壤肥美，山河险固”之卒本（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建都，国号高句丽。公元1世纪，向南发展到清川江一带。公元209年（山上王13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又名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广开土王（391—412年，又称好太王）时，国力臻于极盛。427年，长寿王（413—491年）迁首都于平壤，从此统治深入半岛。

公元前后，半岛南部的“辰国”解体，在其辖区内的百济和新罗逐渐强盛。传说公元前18年（西汉成帝鸿佳2年），高句丽王朱蒙次子温祚，带领一批人来到土地肥沃的汉江流域，定都汉城，国号百济。汉江流域原为马韩故地，百济建国的故事反映貊人与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3世纪时，百济扩展到半岛西南部。4世纪初又占领带方郡，与高句丽接壤，两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百济势力不敌，先将都城从汉城南迁熊津（忠清南道公州），后迁泗沘（忠清南道扶余），并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

二、朝鲜的民族史

新罗兴起较晚，2世纪时形成国家。②新罗起初实行贵族民主制，由朴、昔、金三姓贵族交互继承王位，其他贵族按不同的身份（“骨品”），担任高低不同的官职。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当高句丽与百济争霸的时候，新罗乘机发展，扩张领土。到6世纪中叶，先后占领富庶的洛东江流域和汉江流域，收复日本在半岛南端的据点任那（562年），国势日强。智征王（500—514年），法兴王（514—540年）和真兴王（540—576年）时期，实行中央集权，为后来的统一半岛奠定基础。

新罗的强大和积极向外扩张，引起高句丽和百济的不安。642年底，高句丽大将泉盖苏文乘军事检阅之机发动政变，拥立新王宝藏王，自称“莫离支”（相当于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开始改变政策，联合百济，反对新罗。为对付高句丽与百济结盟的严重形势，新罗转而与中国的唐朝联合。660年，新罗和唐朝联军近20万人一举攻灭百济。668年，新罗乘高句丽内讧之机，联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唐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设都督府，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由薛仁贵任都护，实行直接统治。670年，高句丽爆发反唐大起义，得到新罗的积极支持。到676年，新罗经过多次战斗，收复百济和高句丽部分地区。677年，唐朝安东都护府在朝鲜人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被迫内迁辽东，新罗实际上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735年，唐与新罗划大同江为界，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属于新罗。

三国时代，朝鲜的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公元前后，朝鲜人已知用铁：“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考古表明，在鸭绿江和秃鲁江流域发现这时的炼铁遗址、炼铁炉和铁制农具。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和五谷杂粮。朝鲜人很早就知道植桑养蚕，织造缣布。5世纪以后，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农业生产更形提高。6世纪时，我国史书记载朝鲜的“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古书里这样记载着当时高句丽的剥削

关系：“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大家”当然是统治阶级，而“下户”看来已不全是奴隶，主要是“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的农奴。高句丽在征服东沃沮之后，对当地也是“使大加统责其租赋、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多有封赐“食邑”的记载。2世纪的高句丽将军答夫，3世纪的密友、纽由、高奴，都因战功获得食邑。6世纪时，金官国主归顺新罗，新罗国王即以其国土赐之为食邑。在统一半岛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新罗名将金庾信，被赐田500结、食邑500户。可见，三国时代的朝鲜社会封建关系已成长起来。不过，奴隶制度的残余还长期存在。“生口”、“奴婢”、“客奴”等在朝鲜史书中仍屡见不鲜。6世纪初，新罗国王下令禁止以奴隶殉葬。562年，新罗大将斯多含平定伽椰国，新罗王赐给他300战俘为奴隶，斯多含把他们“放为良人”，说明奴隶制度已经过时了。

三国人民担负着沉重的封建义务。他们除向国家交纳米谷和布绢丝麻外，还要承担修筑宫室、城墙、堤岸等劳役，往往是15岁的男女就被征发。此外，丁壮还有服兵役的义务。《三国史记》中，有一则关于高句丽美川王乙费（300—331年在位）早年贫困，为人佣作的记载。他避祸出奔，受雇于一家地主。地主令他白天砍柴，夜晚须去宅旁的草泽中驱赶鸣蛙，以保证地主能够安眠，“不许暂息，不胜艰苦。”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农奴的艰苦处境。

农民起义和高丽王朝的建立

新罗统一过程中，国家掌握的土地急剧增加，而且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新罗国王继续把大量土地连同奴婢赐给功臣和贵族，作为“食邑”。佛教寺院也得到大量赐田，有的达万顷。687年，神文王（681—692年）下令实行禄邑制，即国家把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租权按不同的等级赐给文武官员，作为俸禄。722年，圣德王（702—737年）宣布实行丁田制，即国家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授与15岁以上的男丁，其中口分田只限

终身占有，不得买卖、转让，永业田可以传世；受田农民成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依附农民，不得自由迁徙，必须向国家提供租（田租）、庸（徭役）、调（贡物）。丁田制的实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国家的剥削，但对生产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三、现行的韩朝流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朝韩的一些流行文化也迅速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文化市场，并与中国文化结在一起，迸发出鲜艳的文化之花。相似的传统文化渊源让韩剧在中国受众中的影响愈发广泛和深刻，而“韩剧正是利用和挖掘了这种文化上的同源性，把伦理文化和道德美感作为影视剧的文化灵魂，以人伦、爱情、友谊等作为故事结构主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渗透了儒教思想„孝梯仁爱‟、„乐善好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观。”剧情中渗透的韩民族温文儒雅、崇礼尚德的传统和坚忍不拔的品格，更容易与人的善性相贴近，使其文化产品更具亲和力。在同源文化的影响下，韩国首先瞄准中国这个儒家文化圈内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中韩两国同载儒家文化之脉，有相近的道德认同感，在文化根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韩式服装、韩式食品己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品质的代名词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青睐，而正是这些城市年轻人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群体为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韩国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借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奥运会和进行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机遇，更多的韩国企业乘着“韩流”的东风，试图抓住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最近，韩国的三星集团、SK集团、LG集团等大企业集团纷纷扩大同中国的合作领域，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制定进军中国市场的详细战略。韩流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巨大的市场经济效应正在日益显现，随着人们对韩民族认识的日益深入，这种影响必将进一步扩大其深度和广度，而由此带来

的巨大经济效益，值得我们从中深思和学习。

我们深思与学习的同时为何不思考一下，儒家的发源地是中国，千百年来都尊重学习儒家文化与思想，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却要向韩国学习儒家文化呢？韩国把可以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思想融为一体，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有很好的发展，我们为什么就要丢弃儒家思想文化来进行现代化呢，没有文化基础的现代化有自己的根基吗？我们现在推崇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现在学的知识都是悬空的没有根基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基点，我们现在没有了这个基点，却在想着中考高考等等应试教育的文化成绩，空有分数空有文化，没有一点点的内涵。全民族的素质靠什么提高，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基础文化道德的推广以及被所有民众认知接受履行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汉书》卷28下，《地理志》

2.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3.《三国史记》

4.詹小洪：《韩流汉风——中国VS韩国：落后十年》，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