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29年前的那次人生观大讨论: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1980年《中国青年》刊发了“潘晓”来信。

潘祎 黄晓菊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

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我当然也相信主义，我将来也要，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

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

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

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深度阅读 “潘晓”来信喊出青年困惑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刊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潘晓”。

这封充满迷茫的信，随即引发了一场持续近半年、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记忆犹新。

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的话，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关志豪说。

迷茫

青年的信仰被冲毁

1980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

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蒙，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中。

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

她中学时代曾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

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认为“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

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关志豪回忆说。

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

于是，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并接受了约稿的要求。

倾诉

编辑整合“潘晓”来信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

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

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争论

胡乔木作出评价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5月27日开始，《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

相当多的人举出英雄先烈们的事迹开导潘晓，说“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对于这一以自我牺牲精神为标榜的人生观，很多人表示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主

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这一人生境界，才是最有意义的。

除了上述两种意见的交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同意潘晓的观点，当然也不乏偏激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自私是人的本质”。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这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也迅速跟进，肯定了“人生观大讨论”的重要思想意义。

当年6月18日下午，时任处的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关志豪说，虽然从一开始，编辑部就没有隐瞒过“潘晓”是两个人的事实，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潘晓”的专题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一时广为传播。

急转

大讨论戛然而止

然而，到了1980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指黄晓菊“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不久，有领导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

12月，华中工学院向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出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

关志豪记得，当年第12期《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

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一百多位读者的稿件；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升到398万。

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指出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有关“潘晓”的大讨论，自此偃旗息鼓。

不过，到了1984年1月，《中国青年》又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里，编辑部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

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

1980年5月，潘祎被诊断为“精神”，学校勒令其退学。此后他一度四处流浪，1983年，牵涉进一桩盗窃案，赶上“严打”，入狱三年半。出狱后，潘祎做过很多工作，始终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

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作报告。她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后又离婚。《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

1988年，黄晓菊只身闯荡海南，当过记者，做过女佣，1993年回到北京做服装生意至今。“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走下去。”黄晓菊觉得，现在她脚下的路，已经宽多了。

关志豪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

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

黄晓菊回忆身为“潘晓”的日子

从小就侵浸在外国文学和哲学名著中的黄晓菊，是个完全生活在自我世界中的人。

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一个骨灰级的小资。

与记者对话时，一开始她不愿多做回忆，但是一聊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聊到她喜欢的咖啡、美食和电影，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说话中她常常蹦出“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她评论道：“最近的那部《赎罪》太棒了！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断手断脚的人，眼神是那样的纯净！而我们还在看《我叫刘跃进》！”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我可以没有车，但我可以和儿子一起，很精致地做一杯咖啡，我美极了！这是开一辆跑车没法享受的。如果你平白无故地给我一辆车，我也美着呢，可是如果没有，也不着急。”

黄晓菊告诉记者，她23岁的儿子在空军当过兵，现在回到五星级酒店里当调酒师。和父母一样，儿子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对调酒、咖啡非常着迷，和他母亲兴趣相投。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

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在讲述了人生体验的种种痛苦、创伤和困惑之后，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而得出上述这个结论。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一片哗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6万多封来信纷纷涌向杂志社。这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渐渐平息，走进了人们记忆的最深处。

为大家讨回6元奖金，黄晓菊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百盛星巴克店里，“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坐到了记者面前。她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头很好。她就是28年前那场思想激荡的主角。

黄晓菊自幼就与父母分开。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

“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黄晓菊说，“小时候，外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得了癌症还在坚持工作。发病时，他在建筑工地被抬下来，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了。”黄晓菊说，“我外婆召集全家开会，每个人每个月都得交钱。当时我在房门后，听到这句话，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自己的亲人竟然只认钱！”

初中毕业后，黄晓菊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

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工友的回答是：‘你有病啊？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谁会跟我谈论《安娜·卡列尼娜》？他们都聊些你家儿媳妇好、他家婆婆不够意思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一件事完全改变了黄晓菊在厂里的境遇。那天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电闪雷鸣，眼看要下雨。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者的名字记下来，并在月底贴出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时，黄晓菊走了进去质问：“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块钱奖金补发下来了。但是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她伤心的是，拿到了工钱的工友们非但没有感激她，反而还讥笑她：“这人傻冒、二百五！”

“我是为自己讨回工资而这样做的。我就奇怪，他们都不满意怎么都不去呀？有什么好唠叨的呀？结果我成了出头鸟。”

“潘晓”引来6万多封来信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讨论。编辑部当时收到了很多信，都是青年诉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女编辑马丽珍就考虑把讨论主题从“讲实惠”、“一切向钱看”转移到人生观上面来。经过时任总编关志豪的批准，马丽珍和另

一位编辑马笑冬开始奔忙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两位编辑深切地感到，十年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晓菊同意了。

看了黄晓菊8000多字的稿子，马笑东惊呆了，她尤其被“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那段惊得目瞪口呆。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那期杂志5月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1000件左右，前后共收到了6万多件。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读者们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到了编辑部。

《中国青年》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说，胡乔木不仅肯定了这场讨论的意义，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是很超前的。

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热到了顶点。编辑部领导被邀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

报告；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

黄晓菊一夜成名。然而在那个时代，名气不像在今天可以很快转化为机遇和金钱。出名只是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更大困扰。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我谈人生，谈理想。工厂不让进，他们就老待在门口。我还收到许多大学生的邀请，请我去参加活动，和我共同讨论哲学。”厂领导显然不会欢迎这样的行为，黄晓菊在单位里的处境越发艰难。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

“潘晓讨论”的余波

1980年8月20日，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放了对黄晓菊的这次采访。作为“潘晓”的代表，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

可是，随着黄晓菊的这次“出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

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也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成名后，黄晓菊的人生一直在漂泊中

黄晓菊的日子也没有蒸蒸日上。“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我与出版社的员工子女们在一起，都是一帮小孩子，我和谁探讨去？”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但是情况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

这一订就惹事了。用人改革时，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可是订刊物时馆长是签了字的，我本可以去上告、去闹的，但我没有。我要争一口气：我30多岁就不能养自己的孩子了吗？”

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

“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他就不高兴了：‘你怎么也这么庸俗？你还是‘潘晓’呢！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结果是协议离婚。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28年后回望人生路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8年过去了，发问者黄晓菊如何看待今天年轻人的人生之路呢？

“每个年代的人生，都有他们的宽和窄。”黄晓菊回答，“刚刚改革开放时，没那么多经济上的束缚，人际关系单纯；现在的小孩却早早地背上了经济包袱，房贷、车贷，压力大得多了。”

“但在更多的方面，现在比那时都要宽松。那时可不能过分地强调自我，生活中偷偷搞三角恋，单位都可以把你开除了！可现在呢？”黄晓菊说，“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宽松多了。”

那么，那场大讨论是否改变很多人的人生？黄晓菊摇摇头，“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你看当代人，不管外表怎么豪华光鲜，内心都在艰难爬坡。只有未来经济足够发达了，每个个体才会得

到真正的尊重。”

慧忠时评：

“潘晓来信”曾经在中国大地上轰动一时，现在重读它，对现在的青年一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