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谈中国儒家文化现代化

基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谈中国儒家文化现代化

【摘 要】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发展至今两千多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西方文化的种种缺陷，面对儒家文化圈东亚许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儒家文化现代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结合等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考察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发展与创新，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日本；西方文化；文化现代化 在近代以来外域文化的冲击和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条件下，儒家文化遭受重创，各种外源性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发展脉络被打乱。历经百余年来的冲突与砥砺、实践与选择，单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在专业的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领域，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应有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我们依然盘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一系列文化冲突的困惑与纠缠中[1]。儒家文化在中国发展两千余年，当今，中国社会面临重大的转型，各种思潮蜂起，韩国在成功申报“端午祭”之后，拟将中医申报世界遗产；另一面，又有人弃之如敝屣，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发出了“告别中医中药”的呼声[2]。当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并日益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时,张功耀却从所谓的文化进步、科学、生物多样性和人道主义四个方面,对仍然为我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的中医药学,我国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作出全面否定,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3]。面对韩国“端午祭”的审遗和“中医审遗”和国人张功耀的“废除中医论”等等思潮，面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问题，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所在。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要比中国诚恳、谨慎得多。在中国遭受冷遇的传统文化在日本大放光芒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有人提出“日本人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此话看似荒谬,却叫人深思[4]。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除了多方面的因素外，儒家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儒家文化在日本的融合、变革与发展

中国儒学约于1700年前传入日本，经历了传入期，发展兴盛期和现代转换期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儒学如今已经和日本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日本儒学，并且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深深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和生活。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教育是“无意识无自觉的教育”，中国儒学的传入，“对于道德以及教育的理想之眼，才逐渐展开”。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集合体。日本

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今天的日本文化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不断接触、交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5]。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每次改革都和中国儒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是由圣德太子首先将其提高到辅佐政治的角度的。公元5年，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这次改革就是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来实行的。1867年，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这次改革同样受到了中国儒学的影响[6]。

儒学作为外来文化在影响日本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最终脱胎为日本儒学，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日本儒学是在摄取、继承和改造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儒家思想的“德治”、“仁政”、“忠孝”和“天命观”、“王土王民”思想,曾是日本治邦的政治原则和文化教育方针[7]。日本的儒学并非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根据统治需要进行了本土化。儒学传入日本后,核心思想发生了变化。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中国的儒学特别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的儒学作为武士阶层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思想。“忠诚”是日本儒学的核心,中国的儒学也有“忠诚”之说，但二者涵义不尽相同[8]。在中国，“忠”是臣下基于感情对君主进行的回报；在日本，“忠”是强制性的义务，是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偿还的恩情。在中国，“忠”是君臣感情良性互动的结果表现，在君主对臣下施以“礼”

之后，臣下对君主的感情回馈；在日本，“忠”不被附加以任何前提和条件，无论君主是否对臣下施以“礼”，臣下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义务对君主尽忠。在中国，“忠”是处于情感的行动；在日本，“忠”是制度化产物。在中国，“忠”反映出对等的君臣关系；在日本，“忠”反映出下对上的单方面机械服从[9]。在日本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忠”的含义发生了转化。“忠”的契约色彩逐渐减弱，开始向无条件的绝对的“忠”转化。随着江户时代幕藩的确立，对主君的绝对忠诚成了维持幕臣、藩臣自身生存的唯一条件，这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将日本人凝聚在一起，无论是战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0]。前现代化时期,日本人深受儒学影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儒学又渗透到市场经济与普通民众之中,儒家的一些价值观、伦理观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团队精神”和企业文化,对日本人的现代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1]。

2．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危机意识；一是生存条件所致，国土狭小，人口密布，资源缺乏，且巨大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就迫使日本人不断地追求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以提高本民族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水平，便成了弥补自然条件欠缺的一个重要办法。二是地理环境所迫。日本列岛四面环海，是一个偏居东亚的岛国，对外来文化素有新鲜感。当葡萄牙人登上日本

国土，带来了铁炮这一“稀世珍物”后，数年间，日本人自己仿制的铁炮竟达数千[12]。兰学的传播应是日本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新起点。日本以幕府为吸收和研究欧洲近代文化的主体，即推进欧洲近代文化的传播完全是日本人的自身问题，与外国人关系不大，且传播的范围渗透到一般民间。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表现出了“文化饥渴症”和实用主义两个特征[13]。兰(洋)学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而经世学家又为日本的发展走向做出了理论上的探索[14]。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旨在学习西洋“长技”的改革运动，在中国被称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叫“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其实质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搞的是片面性的近代化改革，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清企图通过这样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落空[15]。日本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法，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并举。中国则伴随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如洋务运动时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戊戌变法时重点放在政治方面。这样，中国在不同时期吸收欧洲文化是割裂的，加上受到当时的种种牵制和障碍，致使中国仍然维持着原有的旧政治和传统的儒学精神[16]。日本明治维新则

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比较认真地实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维新”改革，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唯一自主的近代化国家。日本维新派“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的梦想得以实现[17]。

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仍关紧国门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富有四海，无所不有”，这种由来已久的文化积淀产生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自己的祖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但他们的艰辛努力并没有唤醒顽固的封建统治者，西方文化在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难以生根。所以那些吸收欧洲文化、推行改革的主张和活动都难免破产和失败[18]。中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与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利害关系，革新势力难以产生[19]。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为抵御外侮、谋求民族与国家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思想又成为中国近代前期思想的主流。但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重创。儒家思想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冲击下丧失主流地位。因此，尽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但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差异对两国近代发展进程的成败至关重要。 3．儒家文化的发展、创新及其现代化

儒家思想肯定人的现实价值；主张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肯定

人的基本权利；“民贵君轻”，蕴涵的“人民主体”的思想；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有利于人的和发展，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思想道德武器，具有先进文化性和永恒的普世价值[20]。儒家价值观中关于诚信的要求、强调社会责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崇尚气节与尊严、主张和平发展、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伦理追求等内容完全可以实现理性的现代转换,成为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有机内容[21]。 3.1儒家文化复兴的时代要求和意义

面对现阶段民族性格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①国民道德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②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文明理念不断冲突[22]。西方物质文化、科学主义统治世界几百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了其文化体系的顶点，并表现出了极大的缺陷：第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失衡；第二，个人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对社会组织和他人的威胁，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第三，社会产品越多，社会结构越扩张，人就越淹没在物质生活之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成为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工具。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23]。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再一次引起世人的觉醒，许

多专家认为，东亚经济的腾飞儒家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康恩认为：东亚国家经济上取得成功，大多缘于曾受儒家传统的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这种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共同特质提倡人们工作勤奋、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正是这种儒教文化促进了东亚的经济增长[24]。郭明俊认为儒家价值观在当代具有普世意义：①“天人合一”价值观对建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化解当今全球生态危机具有普遍意义；②“仁者爱人”价值观对形成和谐共融的人际关系具有普世意义；③“生生之道”价值观对保障全球人类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④“和而不同”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有重要范导作用；⑤“义利统一”价值观对协调全球人类物质欲求与精神需要的统一有积极作用[25]。

在唐先生（作者注：唐君毅）看来,儒家人文精神必然在在未来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中担当起神圣道统的责任。因此,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不仅“不要轻易反对儒家精神”,而且“要发扬儒家精神”,大讲“理想主义、人文主义”,要充分保持儒家精神,并以之融摄中西方一切文化形态、文化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使中华人文精神得以真正传承和扩充,另一方面克服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弊端而使世界文化得以和谐发展[26]。 3.2与时俱进，儒家文化发展的方向

当前，世界学术界都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可能是自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文明最有力量的期儒[27]。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谋求现代化的儒学来说，后者更具重要性。只有放诸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儒学的重要性及其现代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28]。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29]。然而，对于文化的重整，尤其是重建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化路向这样一个艰深的社会性的重大课题，并非一时一事之功。 3.3儒家文化现代化的思考

儒家的大一统意识，民本意识、道德意识和和谐意识等，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3.3.1专业知识与道德教育的融合

我们目前的教育，过分重视专业知识的培养，对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的培养缺乏足够的重视。儒家文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它把完善主体道德作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国家、社会应尽的义务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现代意义的教育，一方面通过知识和技术的代代相传，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培养人的心性，造就完美品格，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在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把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培养人的人格、重建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延续道德伦理文化放到第一位。过分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缺乏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培养人的人格、重建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延续道德伦理文化方面的教育，是我们今后教育应该注意的。 3.3.2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诉求

日本民族文化的整体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日本迈上近代化道路的成功历程，也可以说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善于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产物。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实藤蕙秀所说；”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人的条件比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30] ”日本从西方诸国“拿”什么，针对性明确，比如从法国拿文学艺术思想，从德国拿医学，从美国拿工业，日本人的西化小心翼翼又主动自觉。日本是唯一进人欧洲文化圈的亚洲国家[31]。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一定离不开儒学的复兴。因为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两个相互涵摄的维度,缺一不可:一个是现代性的维度,另一个就是民族性的维度。民族国家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如果只有民族性表达而没有现代性诉求,就是原教旨主义；反之,如果只有现代性诉求而没有民族性表达,就是自由主义西化派[32]。 3.3.3努力探索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方向

儒家价值观仍然有能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价值资源的方面,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许多思想观念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塑造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影响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价值文化建设是无法避开儒家思想的影响的,我们应该而且也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作为我们构建全球化背景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依据之一[33]。余治平总结建国以来60年的辉煌成就，提出新中国的60年则产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第一次结合到了一起,但儒家却没有获得一个基本位置,中国民众的灵魂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恰当的安顿处。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儒家三大统绪真正有机结合到一起则应该寄希望于未来中国。 （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120页）长远地看,未来中国的发展必将会走上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把一个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今后若干代中国人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34]。现代化、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在中华大地上激荡、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实现跨越时空的统一。西方世界提供给我们现代知识,却无法满足我们安抚灵魂

的价值需要[35]。对中国的文化转型而言,应当把“创”确立为新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实现从“仁”到“创”的价值观转换。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则必须实现四大会通,即东方与西方会通、传统与现代会通、科技与人文会通、大众与精英的会通[3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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