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现代法治价值研究

《韩非子》现代法治价值研究

[摘 要]《韩非子》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学著作，其阐释的法治基础、法治价值、法治目的、法治原则、法治措施和法制改革，具有丰富的现代法治价值。对《韩非子》现代法治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价值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韩非子》作为先秦乃至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十分重要的法学著作，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所阐述的“法治”虽非现代法治，但是它的某些思想或理论观点却蕴藏有丰富的现代法治价值。将《韩非子》的现代法治价值发掘出来，进行合理的阐释，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有所裨益。

一、法治的基础

组成社会和国家的人，是具有名利追求的人。为了规范个人追求名利的行为，防止其损害他人利益和危害社会和国家，应当实行法治。

（一）人性假设理论

关于人的本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认识。儒家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法家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现代西方对人性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人性的各种假设，在不同领域或者不同时代，互有长短。但是，在法治领域，人性恶或者“经济人”假设，更具有用武之地。因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关于人性的假设，韩非子最经典的论述是：“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关于人性的阐述说明：第一，人具有追逐名利的本性；第二，希望他人富贵或者死亡，不是人性善与恶的本质，只是因为有人富贵或者死亡，才能实现名利；第三，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追逐名利可能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利益。

（二）利益的差异性和可交换性

韩非子不仅继承了乃师荀子的性恶论，而且还论证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差异。“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就是民众的私利，“明法度，塞私便”就是国家的公利。“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民众、官吏希望付出较小代

价获取最大收益，国家或者管理者则希望通过规则堵塞民众、官吏获取利益的不正当途径和手段，这就是民众、官吏与国家的利益差别。

民众、官吏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可以进行交换，即国家通过授予爵禄来劝导民众立功，通过提供官爵和俸禄来获得官吏的智力服务。官吏的爵禄高低多少，取决于其对国家的贡献；国家获得的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与其给予民众和官吏的待遇有关。因此，韩非子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三）法治的可行性

在韩非子看来，人“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本性，是法治可以实行的基础。所以，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而且，通过法治的施行，还可以规范民众获取名利、官吏获取爵禄的行为，防止或者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

《》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党章》规定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由于人性的弱点客观存在，党要掌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做到执政为民，必须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

二、法治的价值

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才能够达到完善”，韩非子也无数次地提到“明君”、“圣人”治国。既然贤能的明君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为什么还要法治呢。其原因是法治易于操作，人治难于普遍实施，而且“圣人”少，中等才能的人居多，所以选择了法治这种次优的治国方式。

（一）人治难于法治

孔孟在治国理念上主张仁德之治，要求执政者要仁德，以仁义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治理国家。但是，在韩非子看来，儒家主张的“贤人政治”不可取，治国者只能务法不能务德。因为，德治“其心难知，喜怒难中”，而且只对少数贤人有效；法治“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而且对多数普通人有效。因此，人治难于法治。而且，法治也可以达到“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的效果。

（二）依法而治举措而矣

在韩非子看来，依法治国，犹如匠人、驭手一样，仅仅“举措而已矣。” 而且历史证明，即使是贤良之人治理国家，也离不开规矩和法度。例如：“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为什么要依法治国？因为法律是社会规律的反映、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按照既定制度办事当然较为容易。

（三）中者能治好国家

韩非子认为：执政者绝大部分是中等才能的人，像尧舜的贤人或者像桀纣的恶人始终是少数。虽然“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 ”，但中等才能的人，只要依照既定法律制度严格执行，就能治理好国家。如果废弃既定法律制度，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圣人”，只能是千世乱一世治；依法而治，即使出现桀、纣、希特勒这样的“恶人”、“坏人”，也只能是千世治一世乱。因此，贤人之治不可行，智慧、德行、才能一般的人，只要依法办事，也可把以国家治理好。

（四）法治补偿能力不足

无论是圣人还是一般人，其能力均是有限的。因此，韩非子说：“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要建立伟业，即使尧舜这样的圣人，也需要民众的帮助；要经常性的胜利，即使孙子、子婿这样的贤人，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法律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社会的组织规则。个人能力的不足，只能用法律制度来给予补偿。中等才能的人依法而治，就是如此。三、法治的目的

人们组成社会和国家，使国家强大和政权巩固，不是为了几个少数人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实行法治的目的应当是为民谋利，并用国家力量保护民众的利益。

（一）利民

人天生就喜欢自由，厌恶约束。然而，绝对的或者无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放任自流、为所欲为必将害己害人。所以“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为了利民：第一，“立法术，设度数”的目的应当是为民众利益的实现提供规则和途径；第二，法律应当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违背规律的制度应当修改，否则即使是强者能人也难以执行；第三，民众的负担不能过重，“徭役多苦，民苦则权势起”，社会就会发生；第四，法律制度不能失所长守所短，否则国家无功民不乐生；第五，法治应当做到“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 “耆老得遂，幼孤得长”。因此，历朝历代的明君，“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韩非子法治利民和保护弱者的思想，早于西方弱者保护的原则，具有极强的现代法治意义。

（二）强国

治理国家，应当做到明是非、辨善恶、度、无爱憎、勿非誉、依法行事和诚信无欺。因此，韩非子说，治邦定国的策略有：“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在基础上，韩非子论证了法治与国强民富的关系。“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家有常业 ，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所以，韩非子说：“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

（三）固权

法家的法治思想，除援法而治外，主要是巩固君权。韩非子更进一步，认为巩固君权就是巩固集权和君主。不过，如果我们将“君主”换成“人民”或者“中国党”，再加入“民众”的内容，韩非子的某些论述，也具有现代法治价值。例如：“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权力交给分子，否则不仅驾驭不了他们反而被其所害。又如：“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党派纷争、地方割据，必将削弱治国理政的能力，最终损害人们的利益。再如：“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让权力公开运行、让民众监督掌权者的思想，是最有力的巩固执政权的措施。

（四）反腐

由于人性的弱点，如果没有约束，权力必然被滥用，不可避免。所以，韩非子说：“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而“至治”和“善以”，只能通过法治才能达到，因为法律反映了人性的弱点和治国之道。对于止奸摒邪即反腐倡廉来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 ，其次禁其事。”而且，法律制度应当做到这样的威慑作用：“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坠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反腐的效果应当达到这样的效果：“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

四、法治的原则

韩非子在立法、执法方面，提出了许多法治原则。例如：适时适事原则、反映自然规律原则、统一性原则、权威性原则、平等性原则、公开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有一定的现代法治价值。

（一）权威原则

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使“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如果法律缺少权威性，必然带来严重后果。“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所以，列宁说：法律“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法律权威性的要求，就是“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

（二）平等原则

对于法律的平等性，在君主时代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但是，韩非子关于“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名言，却被奉为法治平等原则的经典论述。此外，纸面上的平等要体现在执法上的平等，即“无偷赏，无赦罚”，“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只有“法平”，才能做到“吏无奸”。领导关于“老虎”“苍蝇”一起打、“让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思想，就是对韩非子平等原则在现

今中国的很好阐释。

（三）公开原则

法治的公开性原则，首先要求法律制度的公开。韩非子对法的定义，即“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阐释了法治的公开性原则。法律、政务为什么要公开？韩非子所说的“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就是最好的阐释。

（四）诚信原则

诚实守信在中国正统治国思想上，是作为道德原则加以运用的，并且得到了儒家的追捧。但是，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提出了法律上的诚信原则，只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重视不够而已。韩非子所说的“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诚信原则的总纲。而且，韩非子还论述了诚信原则的重要价值：“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 ，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

五、法治的措施

为了实现法治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法治措施。韩非子认为，奖励耕战、以法治官和“法术势”并用，就是实现民富国强、巩固政权的法治措施。

（一）奖励耕战

商鞅在秦国的法制改革，主要就是实行“奖励耕战”的改革措施。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耕战思想。韩非子说：“仓廩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官行法，则浮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从而阐释了耕战是富民强国的根本，法治的作用就是使民众勤于农耕，武士奋力作战。虽然韩非子“重农抑工商”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处于农耕和诸侯纷争时代的韩非子，其富国以农、强国以兵的耕战思想，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今中国，虽然国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亚太地区国际争端日趋激烈。在此种状况下，中国的富强，战略重点就是经济建设和增强国防力量。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应当大力发展工商经济。（二）以法治官

关于以法治官，韩非子认为：第一，用人之道，即“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羞其卑贱也”；第二，择官以法，即“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第三，治吏之道，即“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第四，治官之效，即“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货赂不行”。

（三）法术势并用

“法”就是颁布而且扎根于民众心中的法律和法令，“术”就是授予官职、考核政绩、处罚违法者和评价才干的技巧和艺术，“势”就是“杀生之制”和“胜众之资”的权柄和权威。“法术势”对于治国理政来说，犹如人的“依、“食”和驾车的鞭子，三者不可缺一。因为无法则国不治，无势则法不行，无术则势不固。在当今中国，对于“法”来说，必须信法、守法和用法，树立法律权威；对于“术”来说，应当注意领导艺术和用法技巧，但不能搞“阴谋”；对于“势”来说，因其具有可设置性和可约束性，应当构建权力的铁笼子约束其兽性。

六、法制改革

法律制度应当随作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但是，法制改革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要具有极大的勇气、睿智，甚至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完成。

（一）必要性

韩非子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因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果不因时势而变法，犹如守株待兔，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法制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的变化，进行改革。在经济已经多元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对政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才能实现民主富强法治的“”。

（二）困难与危险

关于法制改革的困难与危险，韩非子列举许多典型事例加以说明。例如：楚人和氏献玉，虽然是给统治者送宝，但是统治者不识货，一次“刖其左足”，二次“刖其右足”，三次“泪尽而继之以血”且遇楚文王这样的明君才献出了宝玉。“玉璞”是“玉”是“石”，其本身对统治者或者利益既得者没有任何损害，献玉还如此之困难和如此之危险，法制改革可能触动既得者的利益，可想而知法制改革的难度与危险有多大。

（三）知难而进

韩非子认为：“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这就是韩非子知难而进的法制改革思想。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巨大阻力，但是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实现民主富强法治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当然，政治改革，可能要有“流血”，犹如战国时期的法家虽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进行的改革p[3]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等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