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

某年游历广东潮州，此间有河，名韩江。资料上说，韩江古称员江，因水中鳄鱼食人畜，为害甚烈，又名鳄溪、鄂溪、恶溪——名为韩江，是韩愈离开潮州之后的事。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皇上派使者迎佛骨，掀起信佛狂潮，本来官运亨通的韩愈上《论佛骨表》劝谏，直陈此举荒唐，居然说不奉佛的先王都长命，奉佛的后王都短命。惹得皇上不高兴，要杀了他。经人说情，总算保住性命，被贬到八千里外的蛮荒小城潮州当刺史。

当时情形挺惨：韩愈的家眷随后被赶出长安，十来岁的小女儿染恶疾死于驿道。马出蓝关，侄孙韩湘（即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赶来送行，韩愈那一声“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浩叹不知感动了古今多少人。按说，贬官如同罪人，很难积极工作。韩愈却不然，一到潮州就大刀阔斧，兴利除弊。头一件轰动的事就是写了《鳄鱼文》（又名《祭鳄鱼文》《驱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

《鳄鱼文》一开头，点明以潮州刺史身份“受天子命”致祭，接着回顾历史，拿先王比后王：古圣王治天下，绳网利刃灭“虫蛇恶物为民害者”；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所以鳄鱼能在此长期为害。如此追本溯源，为下文蓄势，这是古文家常用笔法。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使鳄鱼完全丧失得以肆虐的依据，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揭出一篇之纲：“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刺史为民除害，是其职责。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着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正式宣布驱逐鳄鱼的命令，以七天为限。否则，“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宣告极为严正，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不仅要杀，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字字跃动，雄辩有力。结尾只有三个字：“其无悔”。戛然而止，尤见峭劲。

文字水准没得说，后人自然点赞甚多：“韩公前身当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郭正域《韩文杜律》）；“全篇……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栗”（《古文观止》卷八）；“此传檄之体……纵处辞约，擒处辞峻。革异类者，令贵肃之”（浦起龙《古文眉诠》），等等——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条达、顿挫，宽紧相济，气雄势深的典型韩氏文章。

但对文章的效果，看法则很不一致。一种是认为韩愈有一片忠爱心肠，可以通诸天地鬼神，鳄鱼真给他的文章赶跑了：“正面处处明是奉天讨罪，何等义正词严。中幅劝勉一番，令其从容悔过。鳄虽冥顽，不得不倪首远退矣。然非平日实有一片忠爱心肠，可以通诸天地鬼神，虽有此篇妙文，未必感格乃尔。” （过珙《古文评注》）

一种是觉得韩愈“呆气”。林琴南就说：《鳄鱼文》五提“天子之命”“自见其忠”，后人看来，不免有呆气。“试问鳄鱼一无知嗜杀之介虫，岂知文章？又岂知有天子之命？”“天下以文章喻庶物，难哉！”（《昌黎文研究法》）更有人说：这篇文章“因时代文化科学的隔膜，木然无味”，只差没说韩愈是“科盲”。

其实，韩愈自己在文章中说得一清二楚：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明摆着是借题发挥，明是劝戒鳄鱼，实则另有鞭笞。《鳄鱼文》不过是“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的韩愈的“游戏文字”，借驱逐鳄鱼浇胸中块垒罢了。

说白了，正反两种说法，都高估了文学的功能性：靠一篇文章就能赶走鳄鱼或以鳄鱼做隐喻的恶人，岂非“呆气”？而十分认真地分析一种装出来的“呆气”是如何之“呆气”，岂不是更“呆气”？

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在现实面前，文章再好，恐怕也很难有什么直接功效。韩愈之于潮州的意义在于根本性的“文化”——对一个几近化外之地的以文化之。《鳄鱼文》之外，他大力推广北方耕作技术；下令赎放奴婢；建校延师兴学，使潮州文风蔚然兴起。韩愈离开后，潮州百姓建祠千年相祭。祭鳄之地叫“韩埔”，渡口叫“韩渡”，鳄溪改名为“韩江”，对面的山改名为“韩山”。八个月的潮州刺史，不仅使潮州山山水水皆姓了韩，街道、店铺、学校、树木更是多以韩

名之。潮州人简直将其奉若神灵。

由此，韩愈的文章自然也就被神化。潮州民间传说言之凿凿：因为《鳄鱼文》，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

这才是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