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火过年

我的同事们

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是冷漠而残酷的。

在乡村社会里，他们有着明显的特征。上班时，他们会努力把穿得体面一些，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一双自家媳妇纳的布鞋。这种很有创意的穿着在农村里已经或的大家的认可。一下班，他们就出在农田里，和其他的农民一起挥汗如雨。他们有一个尴尬的身份，不是正式的干部，在单位，他们比正式职工低一头；在村民眼中，他们又不是地道的农民，他们被称为“代课教师”。他们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他们曾经被无数次地搬上银幕，导演们在赚取了人民币的同时也赚取了一些观众的眼泪，他们甚至就是牺牲和奉献的代名词。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与他们真正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人粉饰了生活，他们是罪恶的！

师范刚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村学任教，开始和他们有了较深的接触。我所在的村学在2002年的时候还没有通电，我出身农家，但面对当地的贫困现状时，我还是深深感到吃惊。刚到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在操场里做午饭，看见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旁边的路口走了下来，并且一直走进学校里来。来学校很久了，这是我见到的一个访客，他的到来让我激动。他说他是本学区的代课教师，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后，一起聊天。当我说到照明的事情时，他开始在屋子里搜需起来。他找到了一个罐头盒，另外，他找到了一个空的牙膏瓶。他把牙膏瓶挤空压扁后，在里面均匀地装上了一层卫生纸，这就是一个灯芯了。然后，他把罐头盒的盖子霍开一个缺口，把灯芯插了进去，这样，一个灯盏就做成了。我问他，这是谁发明的啊？他说，不知道，在这个学区，很多教师都会做呢！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叫冯育星，高中毕业以一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后，就在家门口的村学当了代课教师。我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干了七个年头了。这七年里，他从一个村学调到另一个村学，他的工资从四十几元涨到了八十元。他的媳妇在另一个村学当民办老师，他们夫妻二人一个月的收入仅160元。他是入赘到女方家的，女方的父亲在另一个村子里当村长，为学校的事情，我和这位乡官有过接触，他是一个顽固而自以为是的中年人。 为了维持生活，他每个假期出去打工，暑假到摘棉花，寒假到山西的煤矿挖煤。他用挣来的这点钱买烟、卖酒，招待朋友，有时也到麻将桌上打几圈牌。有时难免欠账，借钱。久而久之，债台已经高筑了。家庭矛盾也逐渐升级，我刚到学校的那年，他们刚结婚。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离了婚，前后刚好三年，我听说他们离婚得到他岳父的大力支持。去年在全县的公开招考中，他被招考为正式教师，他是代课教师当中一个幸运者。我真心祝福他，我的朋友！

我所在的村学共有六个教师，除了和我一起刚分到学校的一个师范生外，剩下的几个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一个刚刚解决了转正问题。韩老师和我在一个学校，是学校的会计。他的家就在学校附近的山上。在我的记忆中，韩老师总身穿洗得发白的一身中山装，这是他最体面的装束了，这套装束还是大女婿和女儿结婚的时候给他做的，五年了，他没有置换过新的衣裳。一来，我们所在的学校确实偏僻到很少有来访者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回家就得下地干活，成天在黄土里打滚儿，换不换衣裳也就无所谓了。 韩老师是建校初就招聘进来的第一批代课教师。他参加工作的那一年刚19岁，我到学校的时候，韩老师已经55岁了，还没有解决转正问题。后来，听说他在中途走了几年“仕途”，在村上当了7年文书。这7年时间，使他以前在教育岗位上的努力付诸东流。看到其他教师纷纷转正后，他又回到了学校，可是时不再来。这几年，教育上年年搞人事制度改革，连师范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好找岗位了，自前年来，民办教师转正一律要经过考试，这对于韩老师这样一群人来说，无疑是一条难以泅渡的天河。韩老师深深寄希望于，但是，总是变化着游戏规则，让他跟不上步伐。记得有首歌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看来，

迷惘的是大多数。

很久以来，我不敢往生活的阴暗面想。顺这这条思索之路，往下走，我对人生心灰意冷。

韩老师在村子里是个通才，平时他除了教书务农之外，他还是村里的骟匠，有时间了就走街串巷的骟牲畜，我就吃过他拿回来的羊腰子。有时，他也客串阴阳先生，在村子里的丧事上，他也能口里念念有词地超度亡灵，以此获得一点小小的报酬。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种绝妙的灰色幽默？

今年在城里碰到另一个同事，他也姓韩，当时在学区的另一个村学里当代课教师，他来城里上电大，为了得到一张大专文凭，以便参加下次的公开招考。一年下来光学费就得好几千元，这等于他们好几年的工资收入。

期间，我请他和另一个朋友在家里喝啤酒，当他伸手举杯，就会露出他皱巴巴的中山装下面的衬衣袖子，那简直是一串抹布！一种强烈情绪立刻刺激了我。我的那个朋友又不合时宜地拿出了50元钱，一定要给我的儿子。韩老师为难地说：“对不起啊！实在是不好意思,给娃实在没个给的啊.....”。

过了几天，又在县医院门口遇见他。他说他的父亲住院了，已经花了2000多元。他脸上的焦虑神情一览无余，我知道他的一个孩子还在县城上高中。我开动所有的想象，仍不能想象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今年40刚出头的他，看上去已经和60岁的老头差不多了，可见生活不会宽容任何一个可怜的人。

离开村学后，我渐渐发现，我在村学的那段生活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死角。成了我胸中淹不死的一个块垒，我得把它一口口地吐出来。 现在我可以松口气了。

小的时候，天天盼着过年。过年了，有新衣裳穿，有鞭炮放，更重要的是过年还有社火看，家乡人把社火也成为耍社火。耍社火的人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是乡野间脸蛋红扑扑的孩子们，农人们在农闲时间自愿地加入进来，摇身一变，就成了社火里的一个角儿了。孩子们呢，更是争先恐后地加入进来。被挑选上的让其他孩子眼羡，没选上的大多像我一样乐意混在中间。学着唱几句或者替大人们跑个腿儿，买盒香烟什么的，这都让孩子们感到荣幸。 一进入腊月，雪花飘飘的乡间就热闹起来了。家乡社火在正月十六耍，腊月十几就进入了排练阶段，排练场子在赵才家的大院子里，白天，乡亲们要干点农活，晚上都自发地汇集到一块来，各自演练各自的段子。要是哪天到排练的时候了人还没到齐，管事的就会打发号手到屋顶吹冲锋号，嘹亮的号声一响，他们都会抓紧干完手里的活儿，赶到场子里来，号子声也催促着我们这些在街上疯跑的孩子们。

吹小号的是村里的老杨，老杨年轻的时候在服役，是上正儿八经的号手，不过，像吹号子召集人这类的事儿一般由热衷于吹号的几个初中生代替。老杨真正上场的时候是正月十五，到了那一天老杨会穿一身藏蓝的中山装，把系着红绸的小号擦得贼亮贼亮的，老杨跟在黄龙后痛快淋漓地吹，激昂的小号配合着富有震撼力的龙鼓的鼓点，耍龙的人有了精神，龙也就真正腾飞了起来。耍龙吹冲锋号这可能是家乡的独创，后来我看到过很多异乡的社火都没有吹冲锋号的。

耍龙的都是年轻精干的小伙子。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盼望着长大后能耍一回龙。上初三那年，我终于有了一次机会，这一年，耍龙的好几个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宣布退役，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成了其中的一员。可惜的是，老杨那年得了重病，没能亲自吹冲锋号，也有想顶替他的，但谁也吹不出老杨的气势来。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录音机播放磁带代替了老杨，声音不小，也不换气儿，但录音机再好也表现不出来老杨吹号时的那份得意劲儿。人们都说老杨老了。

除了耍龙这个节目外，还有《耍旱船》、《放马》、《游园》等群众们喜爱的节目。《放马》是孩子们最喜爱的节目，放马的孩子们一律打扮成战士的样子，身穿绿军装，头戴八角帽。小的时候，我也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头人试了试了试我的嗓子，他让我唱歌，我记得我刚唱到“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伙伴们就哄地笑了起来，头人说：“你的胆子太小，连个驴也赶不上山！”我于是只落个眼馋的份儿。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入选了的孩子们会集中到街道上一起练唱，用稚嫩而高亢的嗓门表示他们无比的兴奋。我在床上听他们唱：“正月的十五闹花哎灯，儿童们唱歌喜呀么新春。”心里也跟着哼，没几天我也能够完整地唱曲子了，这个收获让我暗自庆幸。我只会在一个人割草的时候大声唱，我知道我的声音比他们更加洪亮，有时我一边唱一边默默地难过起来。

压轴戏要算《游园》了。这个节目类似于单口相声，由一个老汉来说，为了起到更好的搞笑效果，老汉都装扮成老太婆，头顶头巾，捏着手绢，在一阵阵的哄笑声中晃晃悠悠就上场了。打我记事时起，这个节目都有我的外公来演。他在村子了因此得了个“妖婆子”的绰号。那一年家乡洋葱丰收，“妖婆子”说的一段台词一时间传为美谈。里面有这样的台句子“那个洋葱水分重，一挖挖了好几吨。票子买了好几千，光数数了大半天。数来数去数迷了，有的票子数遗了。”乡亲们笑得前俯后仰，笑出了泪花，他说出了相亲们共同的喜悦之情。 乡下说“小年大十五”，从正月十六开始，社火要连唱三天。这三天，整个村子里人来人往，锣鼓喧天，这三天是相亲们的狂欢节，过了十九，年就算过完了。乡亲们该种地的种地，该积肥的积肥。平静的生活又开始了，小的时候每到十九，我就生出一阵阵的失落感。过了年，我就得去枯燥的学校，我就得帮着父母亲割草了啊。于是，又一天天地盼望着新的一年到来。

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盼望过年？从什么时候起我长大了？家乡每年都耍社火，而且花样翻新，规模也比以前大得多了，但我永远不能在体会到曾经的那份揪心和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