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困境与思考;一个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分析

——一个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分析□杨善奇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不仅适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适应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虽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减缓这种趋势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利润率水平的下降速度。经济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实冷虚热”的态势，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波动较大。本文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出发，结合新时期各个因素变化对实体经济利润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利润与工资、国企与私企（包含外资）以及内需与外需三大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为我国实体经济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实现健康平稳的运行提供有力借鉴。关键词：平均利润率;新价值质的分割;新价值量的分割;三大关系中图分类号：F014.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8—0011—08引言经济危机后我国经济出现了“实冷虚热”逐步常态化的趋势，顾名思义，“实冷虚热”就是实体经济表现低迷，而虚拟经济却迅速膨胀，出现局部“高烧症”。从总体来看，GDP增速持续下滑，2015年为6.9%，创近20多年以来的新低。经济增速放缓从根本上反映出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低迷，增长乏力，企业扩大再生产难以快速推进的困境。然而，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蒜你狠”、“姜你军”等投机行为盛行。究其根源是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主导的实虚部门之间巨大利润率差距导致的。图1为2001—2012年虚拟与实体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净销售利润率走势，2013年实体经济上市公司的平均净销售利润率为5.7%，而房地产和银行平均利润率高达14.6%和39.9%，分别是实体行业的2.56倍和7倍。另外，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图1只是反映了规模比较大、垄断性相对较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并不特别明显的上市公司数据，如果考虑到经济危机后负债累累、被迫倒

4035302520105

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0

实体

经济房地产银行

图12001—2012年虚拟与实体部门上市公司平均净销售利润率走势数据来源：根据WIND咨询金融终端板块财务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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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STECONOMIST经济学家2016·8闭的中小企业，实体部门的利润率会更低。面对这一困境本文试图从新常态下影响实体经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各因素出发，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低迷的原因并得出相关的启示。

一、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长期趋势分析马克思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认为，资本家为了最大化追求剩余价值，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通过增加先进技术设备等不变资本的应用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取超额利润，即资本有机构成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出现机器取代人的趋势，个别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来交换的方式获得超额利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利润总量P不断增加，但是利润率

P却不断下降，因为C比P会增加得更快。C+V从现实的经验来看，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不仅适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既包括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也包括私有制性质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私有制企业中，资本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并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分割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进一步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各行业的充分竞争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器替代工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私营企业中平均利润率趋向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公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实质上归全民所有，劳动者所得与剩余的价值不存在质的区别。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市场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长期存在，国有企业作为全志的代表，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要与其他性质的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因此，国有企业在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上也就具有了同私有制企业相似的“外衣”，同样在市场上招聘劳动者并签署劳动协议来生产新价值，并将新价值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名义发放给劳动者，扣除其他费用后的剩余价值作为企业的留存利润。这样劳动者所得和资本留存的价值同样具有了工资和利润的外在表现形式。另外，国有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同样需要从留存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的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即资本有机构成也具有提高的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同样起作用。

限于数据可得性，实体经济企业准确的平均

图2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运行效率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210

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420062008198019821984200220104365

劳动生产率

投入产出率

利润率数据难以获得，但是，通过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两个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出实体经济总体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生产单位产值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即可变资本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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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经济学家理论经纬的减少；另一个表现是生产单位产值需要的固定投资规模即不变资本C的投入不断提高。图2为我国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变化趋势。劳动生产率用实体经济总量/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人数来计算。从图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持续升高，从1980年的0.1提高到2010年的4.7。另一条线为投入产出率，用实体经济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计算，其呈不断下降趋势，这一数值从5下降到了1左右，即2010年与1980年相比单位产值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投入，即生产同样的单位产值投入的不变资本提高了5倍。单位产值不变资本的增加和可变资本的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虽然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速度快慢却受到诸多起反作用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以及股份资本的增加。另外，我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生产、流通、金融等领域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患有“过度依赖症”，因此，国际垄断资本的作用成为影响我国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趋势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二、新价值质的分割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016美元，已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我国劳动者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也异常突出。由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后起国家的民营经济往往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生产的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在劳工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不变资本的节约和劳动力商品的浪费就成了民营企业提高利润率的最常用手段。因此，在私营企业中，由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生产过程中权利的不对等而导致的新价值质的分割失衡问题也异常突出，劳动者工资长期被压制在劳动力商品价值之下，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为继。李仲瑾（2012）研究发现，如果私有企业遵守《劳动法》，给工人在正常劳动时间内支付能够维持工人正常生活的工资，那么2003—2009年，私营企业少支付的工资达到4.6万亿，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3%，利润总额的5%，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2]。

另外，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一场罕见通胀席卷全国，2007年出现了价格全面暴涨，包括楼市。到了2011年，CPI指数上涨至5.4%，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从劳动力价值构成来看，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为，食品等生活资料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占比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降低。住房、教育、医疗等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资料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比例会不断提高，并成为劳动者消费的主要部分。然而，以住房为例，从2003年房地产被定为支柱产业之后，到2013年主要城市房价上涨了4倍，带动了一系列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持续上涨，城市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私营企业劳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最终酿成富士康“十三连跳”的惨剧。频繁爆发的劳资冲突，引起了一系列加薪潮，加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贯彻落实，劳动力工资明显提高，工资跑赢GDP的现象时有发生，2014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6390元，增长11.3%；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8元，增长9.8%，同期GDP增长只有7.4%。因此，受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严重，盈利困难，加上工人工资上涨，劳动权益保护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

三、新价值量的分割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趋势新价值中除去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价值还会在资本所有者之间依据彼此的力量对比进行分配。社会总资本C，用p1表示扣除利息和地租以后剩下的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Z表示利息，r表示地租，那么，pp1+z+rp1zrp==++。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利润总量P不断增加，但是利润率却cccccc不断下降，因为C比P增加得更快。并且利润总额所分成的各部分p1、Z和r之间的量的比例，可以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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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STECONOMIST经济学家2016·8量P的界限内随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任意变动[1]270-271。然而，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后起国家为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往往患有“过度依赖症”。2015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2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13.5亿元，同比增长6.4%（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外资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小到日化用品大到汽车等，外企都占据较高股权和市场控制权。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以汽车行业为例，国外品牌销售占90%以上，虽然外资股权占比不超过50%，但无论技术、品牌还是研发等，外资实际控制力均高达60%—70%。外资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的同时，也凭借其在生产、流通、金融等领域的垄断优势攫取了大量的利润，从长期来看，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在生产环节最为典型的就是“苹果—富士康”模式。苹果公司只负责设计和营销，零部件供应由日、韩承担，富士康公司负责零部件组装，成品运往全球销售。富士康组装加工位于价值增值的低端，利润微薄，仅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一个iPhone(3G)的出口价值大约为179美元，在中国组装支出约为6.5美元，占其出口价格的3.6%左右。显然，苹果产品生产中创造的大部分新价值被具有技术垄断的苹果公司拿走，而依靠雇佣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高劳动强度的富士康公司却只能拿到最少的利润，“苹果—富士康”模式的加工企业在中国大量存在。其次，流通领域的外资零售商往往具有资金、规模和相对完善的物流系统和销售网络优势。以“沃尔玛+供应商”模式为例，其有一项计划叫“采购中国”，通过集体采购形式来增加议价能力。这样外资零售企业凭借销售渠道的垄断就可以牢牢掌握淘汰供应商的大权，引导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迫使我国的供应商提供“物美价廉”的超低价商品，导致相当一部分生产企业沦为外商的加工车间，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利润，很难打造民族自有品牌。另外，除了投资实业以外，大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涌入新兴行业和虚拟经济部门，以收取利息的形式来瓜分实体经济创造的新价值。根据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知，包括三大行（工行、建行、中行）、三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大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以及中煤、中铝化等资源性企业在内的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几乎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另外在新兴的互联网行业，比较典型的就是“私募基金+互联网上市公司”模式，目前国内知名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原始资本与最大股东大都是国外风险投资商。以百度为例，美国德丰杰“e星”风险投资公司在百度初创阶段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上市当天，该公司拥有的股权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并持有上市公司约25.8%的股权，成为百度的最大股东，成功完成了对百度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的控制。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的股权结构也极为相似。由上可知，我国劳动者创造的巨额新价值很大一部分被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国际资本所分割，国内众多中小企业只能分得“残羹冷炙”，平均利润率长期维持在低位。

四、对外贸易变化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由于对外贸易条件改善，首先，可以进口更加便宜的不变资本构成要素和构成可变资本的必要生活资料。从而降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减缓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其次，对外投资可以提高利润率，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大都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并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与资源进行生产，同时在国际市场按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售，即使低于国际平均价格出售也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外，产品出口可以加速产品价值的实现，增加资本周转速度，快速实现扩大再生产，加速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三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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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经济学家理论经纬马车”之一的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更是我国取得三十多年经济奇迹的功臣。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116921.8亿元，其中出口628.1亿元，进口273.7亿元。到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达2241.77亿元，出口143883.75亿元，进口120358.03亿元。然而，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的出口形势却急转直下。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出口增长率、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净出口对GDP增长拉动，在经济危机前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经济出口增长率来看，2005—2007年出口额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2005年更是达到27.6%。2008年危机爆发，我国出口贸易增速仅为7.3%，在2009年，出口额更是下降了18.3%。随着刺激性宏观出台，出口贸易在2010年和2011年出现暂时性大幅反弹，但随后迅速回落，到2014年增速仅为4.9%。另外，从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来看，从2008年开始，净出口对我国GDP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甚至在危机后连续三年为负，在2014年对GDP的拉动作用也仅仅只有0.1个百分点，与危机前的1.9个百分点相差甚远。综上所述，出口贸易情况的急剧恶化，直接导致我国沿海地区大批依靠出口生存的企业无法及时实现产品价值，产品大量积压，资金链断裂，负债累累，经营困难。

表1经济危机前后我国GDP增速及各增长动力贡献率变化情况

指标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贡

贡献率（%）贡献率（%）献率（%）52.445.84556.846.362.856.8.251.6

32.342.343.452.38665.245.441.8.246.7

12.615.210.82.7-42.8-11.5-8.21.7-2.41.7

最终消费拉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拉动

动（百分点）拉动（百分点）（百分点）6.25.46..35.24.9.33.73.8

3.75.46.257.96.94.23.24.23.4

1.41.91.50.3-3.9-1.2-0.80.1-0.20.1

GDP增

速（%）10.411.611.99.69.210.410.37.77.77.3

出口增长

率（%）27.623.920.67.3-18.330.515.25.06.04.9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五、结论与思考从现实经验看，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不仅适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适应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减缓我国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各因素也相应发生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减缓平均利润率下降速度，才能更好地引导我国实体经济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实现健康平稳的运行。因此，需要对以下几大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一）重新审视工资与利润的关系

经济危机后，我国以往粗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出口受阻，产能过剩，加上资源、环境与劳动力成

本上升，实体经济企业利润大幅缩减。然而，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通过降低作为利润对立物存在的工人工资的方法来提高企业利润率成为企业家的首选。一方面不惜极力将工人工资压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合理水平之下，减少工人应有福利；另一方面，在既定工资范围内加大工人的工作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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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STECONOMIST经济学家2016·8工作时间来增加利润。更有甚者，试图通过改变《劳动合同法》等形式将削减工人工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合法化。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否认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关系，企业的利润等于产品价值减去企业总成本，即减去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不变资本保持不变时，减少可变资本即工资的支出的确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但这种试图通过降低工资的方法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无异于饮鸩止渴。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造成企业生产困境的根源不是工人工资过高，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方式引起的资本生产能力过剩与工人购买力相对不足引起的。因此，降低工人的工资，只能是暂时性的提高企业利润率，随后会陷入更严重的危机。另外，通过降低工资总量或劳动者数量来提高利润率的方法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任何历史时期物质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劳动作用到生产资料上，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劳动的物化过程，而生产资料与劳动的比例关系应当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另外，劳动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不可能全部用于生产。因此，无论是通过减少劳动者数量还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绝对地或相对地降低工资总量来提高利润率的方法本身存在不可逾越的局限性。

那么如何审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南。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从使用价值来说，它可以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劳动力价值主要通过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价值来体现，主要包括劳动者本人和家属的生存资料，如衣、食等必需的生活资料；还包括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发展资料，如住房、教育、医疗等。另外，劳动力价值构成会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影响。但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为，衣、食等生活必需品支出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占比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降低。住房、教育等生活资料支出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比例会不断提高并成为劳动者消费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这些发展资料多数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市场配置资源经常出现失灵,导致公品供给不足，价格居高不下，引发“看病难、看病贵”、“高房价”和“上不起学”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引发劳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通过降低工资来提高利润的方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激化劳资之间的矛盾。因此，现阶段劳资冲突解决的关键在于通过国家宏观降低劳动力价值构成中发展资料价格，即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价格，这样既可以降低工资成本，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二）重新审视国企、民企和外企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党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目前私营经济产值已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吸纳就业人口超过总就业人口的60%，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反国有经济的比重却有“节节败退”之势，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惯有思维，通常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形态当作对立的事物，认为二者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并且片面地把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功劳归结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不但没有贡献还造成了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拖了后腿。主张通过进一步私有化，减少国有经济占比。其中，“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和“效率不高”是批判国有企业的主要观点。然而，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国进民退”其实是伪命题。从理论上讲，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进”，国有经济的“进”不是以民营经济的“退”为前提；同样，民营经济也不能靠排挤、消灭国有企业来发展。因此，“国民共进”才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和要求。其次，“与民争利”更是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全体人民的总代表来管理公有制企业，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制企业家却试图将自己粉饰成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大力宣扬其私有化主张，以此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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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经济学家理论经纬其最大化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最后，“效率不高”也不是国有企业独有的现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股份制企业普遍存在，职业经理人阶层执行股东决策，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可以说，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企业运转效率问题。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多事实已经证明通过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行为同样可以提升效率。因此，“效率不高”不应作为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理由。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仇视国有企业的观点明显具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一是没有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人为地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否定了建国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之前完善的工业体系奠定的工业基础，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奇迹。二是没有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忽视了国有企业历史的进步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可能比私营企业做得更好。例如，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由8.4万亿元增长到104.1万亿元；利润总额由2400多亿元增长到了2.6万亿元，均增长了10倍以上。就竞争性行业而言，国有企业在总资产利润率、成本费用率、增加值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效率指标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另外，国有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从人均专利数量指标看，2004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增长了1.4倍，而私有企业仅增长了0.8倍[3]。三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国民共进”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即使从私有制经济自身发展来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也必然经历从单一私有制到混合所有制的演变过程，这是由人类社会三大发展规律（即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规律和市场经济从“自发”调节到“自觉”规律）作用的结果[4]。因此，形而上学地把不同所有制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一种狭隘的小逻辑，不符合我国国企改革“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要求。

另外，作为后起之秀，经济起步阶段必需依赖外国资本，但同时存在很大的风险而患上“过度依赖症”，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我国生产、流通、金融领域的渗透逐渐把我国民族企业变为其攫取剩余价值的附庸，导致我国民族企业很难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以打造自身品牌，目前依赖国际垄断资本发展模式的不良后果已经日益显现。另外，国有企业已经几乎完全退出了竞争性的行业，保留的大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需要大规模前期投入、盈利周期长、私营企业不愿涉足的行业。因此，目前流行的通过“国退民进”来改善我国实体经济困境的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想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产业链跃升，打造自有品牌，从根本摆脱发展困境，就必需从世界经济大循环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的角度重新审视国企、民企和外企三者之间的关系，摆脱以往狭隘的逻辑，充分发挥国企和民企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国民合作与共赢”，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一定要坚持“自主，洋为中用”的原则，从而改变我国企业在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中被动的局面，全面提升我国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三）重新审视外需与内需的关系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长期以“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扩大规模”的模式为主，这种模式能够在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存在严重的弊端。一是长期忽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进一步导致国内消费与生产能力的差距。如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60.6%下降到2007年危机前的36%，而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70%[6]。一旦经济危机到来，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二是造成出口依赖度过高，危机爆发前我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35%，经济运行极易受到国际出口市场波动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出口的打击就是最好的证明，危机后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几乎不起作用，甚至为负。因此，扩大内需成为恢复经济的必然选择。西方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来弥补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在出口受阻，国内消费低迷，短期难以提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成为了救市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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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STECONOMIST经济学家2016·8然而从马克思资本运动的性质来看，这种投资导致的社会需求增加是生产性需求，进而增加的是无效产品供给，不但无法解决甚至可能加重产品过剩问题。“需求管理”只是短期有效，一味地增加投资需求

[5]

就可能落入“凯恩斯陷阱”，出现“滞涨”。

面对这一困境需对以往流行的外需与内需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首先，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更加注重民生，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需清楚，危机的根源是资本生产能力相对于劳动者的消费能力的相对过剩，引起这种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分配关系的失衡，而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大力发展包括国有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重要物质保障。同时，加强对私营企业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扶贫力度，增加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其次，扩大内需不是否定投资，而是需要更有效率地投资。扩大消费需求不能只是着眼于增加收入，还需要发展消费经济，需要投资来解决消费的供给及其业态方面的问题[7]。投资需求要立足于人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满足市场“需求”，市场中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供给，往往具有盲目性，导致市场的“需求”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之间的比例失调，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相当一部人真正需要的产品却得不到满足。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产品的投资和供给，引导投资进入有效和中高端生产领域，从以前低端、无效、单一地“投资-生产-过剩”的循环体系中摆脱出来，打造新的高端、高效、多元的“投资-生产-消费-投资”产品供给体系，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最后，扩大内需不是否定开放，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有风险也是机遇，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因噎废食”，我国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为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客观地讲，我国开放水平仍具有很大潜力，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13年，我国的服务贸易仅为美国的1/2，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仅为美国的1/10，约为英国和德国的1/3[8]。我国的开放度尚处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全面提升开放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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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祝福恩.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升居民消费[J].党校学报，2009,（4）:41-45.

[7]洪银兴.依靠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学习党的十精神[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1）：5-12.

[8]高虎城.把握世界大势提高开放水平——学习贯彻**总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J].求是，2015，（6）:18-21.

(收稿日期：2016—05—06责任编辑：李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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