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十四章 30年代的小说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十四章 30年代的小说流派

第十四章 30年代的小说流派（每一节都是重点）

第一节 革命加恋爱

也叫革命的“罗曼蒂克”，20年代末期盛行一时，承上启下作用。

该模式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鸭绿江上》（1927）隐约可见，直到《野祭》（1927）明显体现了革命+恋爱。革命知识分子陈季侠、两个女人章淑君、郑玉弦，

该小说中的革命+恋爱元素：1.凄婉动人的爱情2.风云激荡的革命3.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后来蒋又写《菊芬》

模仿者洪灵菲的《前线》《流亡》《转变》；叶永蓁《小小的十年》，楼适夷《挣扎》《盐场》，戴平万《前夜》，柔石的《二月》《三姐妹》；孟超的《冲突》《爱的映照》《梦醒后》；胡也频《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华翰（阳翰笙）的《两个女性》《地泉》三部曲

丁玲《韦护》《一九三〇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

1. 革命+恋爱显示出早期普罗文学与五四启蒙文学并非断裂状态。恋爱与革命是五四文学中浑然一体的叙事话语，到了革命+恋爱模式里，革命的对象由家庭被置换成了家庭之外的社会革命。

2. 茅盾曾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归纳为：（1）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2）革命决定了恋爱（3）革命产生了恋爱。后两者指明的是革命对于恋爱的积极催生作用，与五四争取恋爱自由的启蒙小说有相通之处。第一种则强化了个人情感与集体革命事业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韦护》中韦护为了革命事业抛下了至爱丽嘉。革命对恋爱的牺牲，逐渐完成了以集体主义革命话语对“恋爱”为象征的个人主义话语的驱逐，完成了对“五四”文学革命与30年代写实的“革命文学”的衔接。

革命+恋爱被左联内部批判，1932年，华汉的《地泉》重版，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及作者自己作序，批判该小说模式。

该模式的缺陷：情节程式化、人物脸谱化、对革命描写的概念化。

（这里评价不太详细，可参考北大教材）

第二节 左翼作家的小说

革命先驱：蒋光慈、胡也频、柔石

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1925年诗集《新梦》，我国第一部歌唱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诗集。1927年，诗集《哀中国》

他的小说特点：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多以大革命为背景，表现革命青年哀怨、愤怒、复仇和奋起抗争的精神历程。

第一篇小说：自传色彩中篇《少年漂泊者》（1926），汪中，从个人复仇到献身革命，第一人称书信体，汪中形象较为成功，心理刻画细腻。

1927年3月，中篇《短裤党》，表现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作品，带有报告文学性质，人物多有生活原型，情节也大体真实，艺术锤炼不足。

革命加恋爱小说：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充斥着革命低潮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宣扬个人冒险行为。

最后的作品：《咆哮了的土地》（又名《田野的风》），表现出由“革命的罗曼蒂克”转向写实的努力，是一部思想和艺术性都较为成熟的作品。描写湖南某地农村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反映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农村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艺术上，直抒胸臆的抒情减少，客观细致的描写加强，艺术结构不再散漫而趋于严谨，也很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和场面的描写。蒋的作品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倾向常摄取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但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导致作品概念化和公式化，艺术审美性受损伤。

胡也频，中篇《到莫斯科去》，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其普罗文学的代表作，也是革命+恋爱小说中较成熟的作品，左联五烈士之一。

柔石，原名赵平复，长篇《二月》，短篇《为奴隶的母亲》代表了其创作的最高成就。

《二月》，萧涧秋，芙蓉镇，表现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矛盾与苦闷、奋斗与追求，思

考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

《为奴隶的母亲》，浙东典妻习俗，春宝娘，成为被废弃的生育工具，以白描手法刻画了人物的顺从、忍耐与麻木，在不动神色中深藏着同情与控诉，现实主义的佳作。

后起之秀：真正将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推向成熟。代表作品：张天翼《二十一个》（1931），丁玲《水》（1931），沙汀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1932）

丁玲，新文学第二代最重要的女性作家。

20年代末以清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写下《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青年女性苦闷与矛盾的精神心理，提供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形象。

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刻画了五四退潮期叛逆、苦闷、彷徨的知识女性典型形象。

石破天惊之处首先在于对莎菲性爱追求的“出轨”描写，告别了五四女性文学对于爱情欲说还羞的表达，直言不讳地坦陈自己对性爱的渴望。纠缠在徒有其表的凌吉士和无能的苇弟之间。她面对着本能欲望与人类普遍道德律令的冲突，渴望的是在更完整意义上对女性的（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她的爱情不再是反抗封建家庭的动力，她所寻求的是爱情本身的完整性和人的存在意义。

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开始书写革命，如《韦护》《一九三〇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1931年发表了标志着普罗文学重大突破的中篇《水》，以湖南水灾为取材，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村的阶级压迫和斗争，塑造了觉醒、反抗的农民群像。

1932年，未完成的传记体长篇《母亲》，塑造了勇于维新的曼贞形象，

1933年，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1936年被救，逃往延安。

（丁玲之后的创作将在40年代继续讲到）

张天翼：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三天半的梦》（1929）

1931年3月发表的《二十一个》，打破了革命+恋爱创作倾向，受到左翼文坛重视。

创作特点：描写各阶层的讽刺形象，略带“油滑”的讽刺，暴露整个社会的黑暗与病态，不懈探寻着国民劣根性，有鲁迅式的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最为人称道的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表现，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对陷在庸俗卑琐人生中无力自拔的人物极尽讽刺。左联时期最成功的作品《包氏父子》，在含泪的微笑中批判了小市民盲目想要出人头地的庸俗心理。

成就：张天翼以小市民为表现对象的讽刺小说突破了左翼文学以工农斗争为主要题材的写实小说的单一模式，主题与艺术形式均有开拓和创新。

还是著名的儿童作家，《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

叶紫，主要贡献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的正面描写。

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短篇《丰收》（成名作和代表作），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出版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

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比其他左翼作家少了概念化的图解，多了感同身受的痛楚。

《丰收》中表现“丰收成灾”（即丰收了却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因为被地主剥削），云普叔与立秋的父子冲突表现农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但对农村社会关系和斗争生活的处理过于简单化。

吴组缃，不是左联成员却被视为左翼作家，创作倾向接近于茅盾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客观地”剖解社会。

《菉竹山房》（1933）为其早期代表作。宗法制对妇女二姑姑的戕害

社会剖析代表作《一千八百担》，1934，以速写手法写出宋氏宗祠十几位豪绅人物的恐慌与争斗。

第三节 东北作家群的创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往关内的东北作家，创作倾向与左翼大体一致。

1932年，李辉英于《北斗》杂志发表短篇《最后一课》并创作长篇《万宝山》发出了东北作家抗日的先声。

1936年大部分东北作家集结于上海，东北作家群正式以群体的姿态引起文坛注目。主要成员：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

思想内涵：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抗日与怀乡。

抗日：东北作家的抗日文学开启了现代文学的救亡主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

1. 记录日寇在东北的暴行，唤醒读者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

2. 深情讴歌东北人民的觉醒与反抗

3. 表现抗日时还关注了封建文化的陈腐、国民精神的蒙昧，在救亡中兼容着启蒙的内涵。

怀乡：流亡之苦带来怀乡病，漂泊者对白山黑水、家乡父老的无限眷恋和有家难回的痛楚，国家民族的灾难与个人的遭际交织在一起。抗日与怀乡也因此相互勾连。

审美倾向上，多与主题相适应的慷慨悲歌的雄放、壮烈，也不失深情和细腻，以鲜明的东北地域色彩而著称。

萧红：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

早期作品：《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哑老人》《夜风》，以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为表现对象，揭露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的现实，叙写人物的觉醒和革命者的斗争。

1933，与萧军合作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集《跋涉》

1935年中篇《生死场》，带来巨大声誉，鲁迅高度评价它关于“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描写。

《生死场》的思想内涵：

对生命、民族的深沉思考：日军入侵前，东北农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日常生活图景，入侵后人民在更为深重的灾难中的觉醒和抗争，作者直面死亡来写人们生的麻木与坚韧，在闭塞、贫穷、落后的生活中，生的热情已退化为动物本能，直到这种苟且的生存状态被外来的蛮力所冲击，民族的灾难中包孕着新的生机。作者没有就抗日写抗日，却在文化的层面上，思考着民族的过去和前路。

对女性生存的特别关注和同情：新生女婴随时失去生的机会，美丽女子只是男性泄欲的工具而无生命尊严，月英、金枝、王婆等，作者在平静的叙述中夹杂着愤怒。

《生死场》的艺术特色：

以情感为线的场面连缀，结构并不谨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开始显出独特的散文化的写作风格。

之后，另有散文集《商市街》，长篇《马伯乐》，剧本《突击》，短篇遗作《小城三月》，但传世代表作是疏离时代梦回家乡的《呼兰河传》。

茅盾在序言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女童视角回望呼兰小城，人们善良淳朴又愚昧残忍，生活刻板单调又有声有色，在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笼罩下，人性在麻木中日益扭曲，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成了小城陈旧生活方式的象征，展览着呼兰人病态的社会心理。借此，萧红秉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传统，在民俗风情的描画中渗透出深刻的文化反思。

与此同时，对批判不仅有批判更有爱，老祖父、后花园为乡土增添了明丽色彩。

形式上，小说各章独立，没有前后衔接的完整情节和主角人物，真切的情感、从容的笔调使之呈现出诗意特质，进一步发展了《生死场》已有的散文化风格。

萧军：原名刘鸿霖，第一部长篇《八月的乡村》，正面描写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鲁迅高度评价之，p221最后三行读熟。

作品以粗线条的炭笔速写描写游击队中不同阶层的人物，司令陈柱、队长铁鹰、分队长萧明、队员唐老疙瘩等，农村妇女李七嫂在屈辱中走上复仇之路。

小说还以粗犷雄浑的文笔描绘出东北的风情画，英雄主义的激情与怀恋家乡的柔情交织在一起，产生动人的力量，弥补了作品结构松散、语言粗糙的不足。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后来耗时二十年完成长篇小说《第三代》，1955年出版改名为《过去的年代》。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有着持久创作力的作家。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科尔沁旗草原》，1939年出版，史诗规模，叙述了丁家在九一八事变后面临的内外矛盾。在日渐剧烈的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与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展示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的变迁，作者没有简单处理地主和农民形象，而是写出了他们人性的复杂性。

同时带出了关东大地两百多年的历史和风情，也牵连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新的政治、经济、军事现实即东北人民的抗日激情和义勇军的爱国行为。

艺术上：电影蒙太奇手法处理漫长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结构灵活，语言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加上宏伟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和雄健的笔力，使该作品成为30年代东北作家群

中极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

第四节 新感觉派小说

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1924年，日本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受欧洲现代派文学影响，创办杂志《文艺时代》，开始新感觉文学运动，主张追求新的感觉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并用主观感觉把握外部世界以创造“新现实”，在创作中致力于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

开端：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一年后，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新文艺》月刊。译介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并自行创作。

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发表了刘呐鸥的《赤道下》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与《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新感觉派在中国正式成立。

刘呐鸥，最早介绍和实践新感觉小说，1930年出版唯一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

思想内涵：以跳跃的结构彰显现代都市快速率的生活方式，

常出现的意象：赛马场、夜总会、爵士乐、电影院、茶馆、别墅、海滨浴场

活跃的人物：少爷、小姐、交际花、色情狂、资本家、小职员

常表现的主题：都市的繁华、奢靡、颓废和病态，都市男女的迷乱和空虚。

传统的人伦道德全部失去作用，五四文学中至上的爱情被彻底颠覆，人们在本能欲望

的驱动下游戏人生，最亲密的关系变得隔膜。

刘呐鸥第一次以真正都市人眼光打量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都市人生，用切身“感受”捕捉摩登、斑斓、充满活力的都市景观。表达都市的混沌、冷漠和颓败，他以全新的都市生存体验创作出真正的都市文学文本，拓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以乡村文化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创作内容，也改变了旧海派（鸳鸯蝴蝶派）在传统文化意识基础上编织都市男女故事的套路。

艺术上，两性关系透视都市百态，用意识流写人物心理，用电影场景剪辑手法呈现碎片化的都市时空。

以上特点均体现于其代表作《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穆时英：使新感觉派发展到较为成熟状态。

1929开始写作，早期小说集《南北极》，反映都市底层民众生活，表现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具有粗犷的写实风格，被视为普罗小说。

1932年后转向新感觉派，

思想内容上：多表现都市中被生活“压扁了”“挤出来”的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表现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落寞与疯狂，获得了“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他比刘呐鸥选材更广，不同阶层人物都关注，比如《上海的狐步舞》描绘出畸形、病态、混杂的上海这座“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全景，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典型的性格，只有各种场景的斑驳闪现和“都市黑暗面检阅”，有鲜明的新感觉特点。又如《夜总会里的五个

人》，讲了破产资本家、青春不再的舞女、失恋大学生、失业职员、迷惘的学者等悲哀的人在周六晚上的狂欢宣泄。背后是无尽的寂寞和悲哀，是没有前途和方向的绝望。

表现手法上：

1. 电影蒙太奇引入小说，自如地重组时间和空间，打破了传统小说中自然的时空顺序；

2. 擅长声、色、光、影全感觉的描摹，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凸显出现代都市特征

3. 注重心理现实的揭示，通过对人的心态的透视和带有鲜明情绪色彩的环境描写，揭示人与城的密切关系。

穆时英的成功形式实验带动了“穆时英笔调”“穆时英作风”。

施蛰存

早期：1926年与戴望舒、刘呐鸥创办《璎珞》旬刊，发表成名作，日记体小说《上元灯》（原名《春灯》），1929年出版同名小说集。

早期作品多用抒情怀旧笔调写小儿女恋情，呈现出古典主义风格。

之后三部短篇小说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力图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揭示人物在“力比多”作用下的潜意识。

他并不自认是新感觉派小说家，被称为“心理（分析）小说家”。

《梅雨之夕》是他发表较早又很成功的精神分析小说佳作。主人公在梅雨天对一位陌生少女的由欣赏、怜惜、猜想到不舍的心理过程，流露出潜意识对少女的依恋之情，错把陌路少女看作初恋少女。

主人公的心理幽微，反映出在“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的上海，孤独的都市人人性的压抑和隐秘的释放。

《将军底头》，历史故事，名将花惊定征吐蕃，陷入血缘宗族与尽忠祖国两种观念的剧烈冲突，偶遇美女又困扰于军纪与本能欲望之间。通过精细入微的心理全程描写，塑造出多重人格的将军形象，展示了人与环境的悖反，本我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境地。

施蛰存与刘呐鸥、穆时英的不同：要表现的不是现代都市的喧嚣和速率，他也不写人物行动上的放纵无度，而是受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施尼茨勒的影响，自觉借助弗洛伊德理论，注重对人物各种心理状态——感觉、知觉、想象、幻觉等的细腻表现，以暴露人物自己都难以觉察的性心理，以人物的性压抑反映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异化。

题材也更为广阔，除了上海大城市病态生活，还写市郊小城镇生活，还有对历史的现代阐释，比刘、穆更贴近现实。

1936年《小珍集》，借小人物的遭际批判社会现实，向现实主义回归。

第五节 京派小说

20年代末30年代初，聚集在京津、以雍容平和心态自甘边缘的松散的文学流派，

人物多为清北、燕京等高校师生为主的作家文人，作品多发于《现代评论》《水星》《骆

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海派，提倡严肃敬业的文学态度，引发“京海”之争，使得京派成为一个事实的存在。（前面讲沈从文已提到）

作家：沈从文（重镇），还包括废名、萧乾、芦焚（师陀）、凌叔华、林徽因及后来的汪曾祺，贡献出富有写意特征的抒情小说。

京派的主张：

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受古都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双重浸染，抵制时代政治的裹挟，拒斥商业化的侵蚀，而坚持独立的人文品格，怀着知识分子忧天下的责任感，用人道主义情怀观照平民生活；

他们又执着于文学自身的价值，把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与对艺术的追求协同起来，将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主题与美善的人生理想熔铸在文学的“希腊小庙”中。

他们并不一味批判宗法制的乡土世界，对现代文明也不一味追逐，而是从文化角度重新发掘传统文明中有长久生命力的元素，比照都市文明粗鄙的方面，提出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用返旧塑新的乡土文明与日渐发展并趋于庸俗化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相对抗，京海之争也可看作乡土与都市文明的冲突。京派作家普遍有着“乡下人”的自我认同，比如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芦焚的果园城，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乡土成了污浊、血腥、腐化、堕落的现实世界的极具讽刺意味的参照物，在不言中言说着作家的现实批判态度。

艺术上，努力使中国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融合发展，不拘泥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不恪守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文体特征，追求艺术上的创新品格与个性化风格，打通小说、诗歌、散文的壁垒，使抒情写意小说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京派小说常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更注重意象的选取和意境的营造，长于“风景化”与“风俗化”的绘制，在叙述中有抒情，在写实中带梦幻，形成了质朴清淡、宁静和谐、含蓄节制的美学风格。

萧乾，讲述“北京老城根儿”的故事

1933，在沈从文扶持，经由《大公报·文艺副刊》步入文坛。

早期小说对京派审美趋同。1936年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自叙传色彩，“乡下人”的气质，儿童视角叙述城市贫民的苦难人生，揭示社会的不公与世道人心的凉薄，作品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但这种乡土气息没有保持多久，《道旁》《栗子》等对民族危亡形势关注，到了《皈依》《昙》《鹏程》《参商》等宗教题材小说，作家跳出儿童视角，自叙成分减少，揭露宗教的虚伪、冷漠和志民兴，批判社会的力度加强。

1938出版长篇《梦之谷》，爱情悲剧，代表了作家抒情小说的最高成就。

芦焚，原名王长简，1946年后改笔名为师陀。

受左翼和京派双重影响。

与京派的相通之处：1.乡下人的体认，突出河南的乡土背景；2.不重性格的塑造，以简化了的故事揭示乡村人物的命运，表达对人生人性、社会历史的思考；3.以写景见长，作品有忧郁的抒情色调。

小说集《谷》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 《日出》+《画梦录》何其芳

芦焚创作风格：

浓郁乡土气息，但少有乌托邦色彩，包含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宗法制乡村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在诗意的抒情中掺杂着冷峻的嘲讽，作者叙事技巧娴熟，在叙事视角、结构方面多有创新。

《果园城记》，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集，1938年开始创作，1946年才出版，立意为中国一切小城作传，马叔敖回乡访旧，对小城多方位立体描绘，小城的幽闭和人的迷信保守。

凌叔华，冷静客观，描画“旧家庭中婉顺女性”日常生活背后的悲剧命运。以简单疏淡的情节结构篇章，运用象征导向人生深层意蕴，以绵密的心理刻画追求意境的拓展，语言圆润清美，常用画笔构筑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绣枕》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蒙太奇手法讲述了“二喜二悲”四个故事，揭示出女性及下层贫民悲哀的生存状态，表达作家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认识及对弱者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