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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十八章 国统区 沦陷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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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十八章 国统区 沦陷区的文学

第十八章 国统区 沦陷区

第一节 历史剧

历史背景:三四十年代动荡的时代背景;皖南事变后日益收紧的言论环境,使作家间接表达政治理念和现实关怀,从历史中寻找中国的出路。

最代表的是郭沫若的六部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确立了浪漫主义历史剧写作的模式。前面在郭沫若一章已讲到。

阳翰笙,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图。

1937《李秀成之死》,1942《草莽英雄》,四川人民保路运动,

最重要作品是六幕剧《天国春秋》,受“皖南事变”的刺激。

取材于太平天国“天京之变”,意在指出内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洪宣娇是塑造最成功的人物,被韦昌辉利用,参与了兵变,被惊恐和悔恨折磨为半疯狂状态。

艺术上,剧情张弛有度,氛围营造独具匠心,体现出整部作品的悲剧意识。

但由于对历史的主观裁剪,影响了对历史事件的深度挖掘。

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表现洪秀全与李秀成之间、忠奸之间的复杂矛盾冲突。

《桃花扇》,歌女李香君与贵公子侯方域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对比,赞颂了下层妇女的民族气节。

引入了旧戏和电影技法,强化了话剧的表现能力。

阿英,即钱杏邨,表现出更复杂的文化气质。历史剧《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明末遗恨》)、《海国英雄》(又名《郑成功》)、《杨娥传》,被称为“南明史剧”。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激励军民抗战的斗志,作品不甚追求人物对话潜台词的丰富和语言的精炼,但史料基础深厚,考据清晰,戏剧结构宏大,气势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历史剧最高成就则是抗战胜利前夕五幕剧《李闯王》。

第二节 陈白尘等的讽刺戏剧

讽刺喜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多幕剧:《魔窟》《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

独幕剧:《未婚夫妻》《禁止小便》《封锁线上》《罗国富》《火焰》,总称《后方小喜剧》

其中,《乱世男女》(1939)和《结婚进行曲》(1942)尤为突出。

《乱世男女》:南京向大后方逃难的都市男女形象,无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人物有无聊之人蒲是今,名士王浩然,女诗人紫波。

《结婚进行曲》,独幕剧《未婚夫妻》的扩充,中国的“娜拉”黄瑛在现实中找工作和租房均受挫的悲喜剧。

他更为重要的作品:抗战胜利后的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两强盗做梦升官发财的故事。

夸张化、漫画化,将荒诞不经推向极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的创作风格,作家有意抛弃含蓄之美,成功之处在于对整个时代情绪、观众心理的透彻把握,以嘲讽的笑声为一个腐朽的时代送葬。

吴祖光,曾以《风雪夜归人》享誉文坛,1946年推出讽刺喜剧《捉鬼传》,对现实揶揄、针砭。

宋之的《群猴》,讽刺国大代表竞选,讽刺了“民主”的虚妄和当时政治的。

老舍也有一些暴露性的讽刺作品。《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主人公乔仁山是看不起别人行动而自己又倦于行动的“多余人”的典型)

丁西林《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

袁俊,除了《万世师表》,还提供了《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和《美国总统号》

第三节 暴露与体验:路翎、黄谷柳的小说

路翎,著名七月派小说家,他的创作充分体现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表现出不同于大多数左派作品的内视性和抒情性的特质。有人将其作品称为“心灵的史诗”或“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选择了一个心灵视角,即突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在人物灵魂的痛苦挣扎展示中,完成作者对现实、时代及生命意义的思考。他笔下着墨最多的两类人:底层劳动者和知识分子。

底层的劳动者:路翎在发掘广大人民身上几千年来精神奴役创伤的同时,发现了基于人类最原始欲望之上的“原始的强力”,发现了一种蕴积于人生命深处的本能的斗争精神。

《饥饿的郭素娥》,苦命的郭素娥以寻求欲望的方式与不幸的命运和外在的黑暗现实抗争。

杨义认为,“原始的强力”精神是一种尚未经民主主义启蒙和无产阶级精神洗礼的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带原始状态和自发性质的反抗精神。路翎把这种“原始的强力”作为斗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心灵本源,实际上就是人心灵深处本能欲望的显现,这种本能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扭曲、压抑,就呈现出最具烈度和强度的反抗。

《王炳全底道路》

知识分子:塑造了一系列“流浪者”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财主底儿女们》的主人公蒋纯祖。浓重的悲剧格调,但这种悲剧并不哀伤,而是充满着力的美。他的小说可以看到对人的主体力量的张扬。主人公用生命的强力和外在黑暗压抑的现实作着搏斗,和自己的内在的心理现实作着搏斗。

小说呈现出现代主义色彩:在左翼中罕见,把关于战争、民族与时代的思考和人物幽秘心理的呈现若即若离地链接在一起。大量的意识流、梦境、幻觉片段,形成充满心理张力的叙述,极力挖掘隐藏在人物潜意识的激烈的心灵纠葛,热衷于表现人物充满矛盾的非理性的思想。呈现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色彩。

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也充满了一种现代感,《财主底儿女们》每个人都体会到了绝对的孤独、现代文学中的绝望。

缺点:作者主观的过度融入也给人物的塑造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弱化、干扰了作品的真实性。

略带欧化的语句,用语也力图突破传统表达方式的窠臼。

另外,议论、抒情对小说的渗入,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散文化格调。

黄谷柳的《虾球传》 简单了解一下

1947年连载于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原计划写成《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日月争光》,只完成了前三部。

流浪汉小说,深刻表现底层市民的痛苦生活和社会的黑暗现实。茅盾评价它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

人物塑造上,摆脱了扁平化的弱点,把人物放入事件和环境,展现性格发展变化,真实可信地展现出人物的心路历程,较少概念化的痕迹。

情节曲折,运用了古典章回小说的某些表现方法

浓郁的岭南风情。

第四节 张恨水、徐訏 无名氏的通俗小说:雅俗合流的集大成者

张恨水,

他的新都市通俗小说扎根在民族文化之中,更多地承袭了旧通俗文学的衣钵,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章回体的继承和应用。但逐渐弱化了回目的对偶性,设置得贴切自然,活泼生动。后来,有些小说干脆摆脱了严格的章题格式,章节题目更通俗浅近,形式上也更加自由。

具体的叙事手法上,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以情节为核心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文学的叙事手段,如性格刻画、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叙事手法上的倒叙、插叙等。做到通俗却不庸俗,雅俗共赏。

作为言情小说家,男女情爱几乎是他所有小说的核心主题,早期的《春明外史》可看到晚清小说《花月痕》的影响,小说后半部的爱情故事不脱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恋爱模式。到了《啼笑因缘》,开始把超凡脱俗的才子佳人还原于民间,还原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沈凤喜不再是完美无瑕的,性格上的虚荣与贪念使爱情走向了悲剧结局。

作为言情小说家,最能体现张恨水独到之处的是他对社会的关注,有人称他为“社会言情小说家”,他小说中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非常广泛,上到高门巨族,下到贩夫走卒,以男女情爱为主线,串联出相关的社会生活。比如《金粉世家》

他还喜欢对于风俗的刻画,给他的小说带来了真实性以及现实的深度和厚度,带来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体认。他的小说常充满对人个体命运的思考和关怀,透露出浓浓的文人气息。《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寄寓了作者的人生趣味和理想,作者更多从多重的文化内蕴中去展现主人公的个体世界。对于她的婚姻悲剧,冷清秋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结为“齐大非偶”,旧式的门第观念仍表露无遗,可以说是一个介于新旧之间的人物。张恨水笔下类似的新旧合璧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

抗战后,与抗战宣传结合,代表作是1939年12月的《八十一梦》,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本奇书”,继承了晚清谴责小说嬉笑怒骂的风格,又融合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手法,用梦的奇幻的形式讽刺落后的社会现实。

“新浪漫派”或“后期浪漫派”:40年代海派文学家中的两个异类:徐訏、无名氏,他们不似传统海派停留或沉迷于都市的浮光掠影中,而是在秉承海派文学通俗传奇和市民化路线的同时,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和哲理深度。他们都是置身于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之外的作家,力求超越于时代主题之上来营造他们的个人话语。在创作方法和内在精神气质上都倾向于浪漫、唯美主义,探索人类生存的永恒问题,对人的生存的终极价值发出追问,使他们的通俗小说具有一种精神超越的可能。

徐訏,1937年成名作《鬼恋》,1943年《风萧萧》,“畅销书之首”,“徐訏年”

表面上,徐訏小说的情节设置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一男多女或现代型的才子佳人故事,又加入现代大都会所特有的餐厅、饭店、街市、赌场、沙龙等光怪陆离的奢华场景。

故事往往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受康德、柏格森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偏爱于在作品中探寻人的精神世界,书写梦幻。比如《阿剌伯海的女神》《荒谬的英法海峡》

艺术特色:飞动的想象力,凌空蹈虚似的故事编排,但又时常利用叙事技巧,使故事呈现出一种似梦非梦、似真非真的感觉。

他的故事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外观上表现出通俗小说所应有的质素,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一种个人性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不同于很多停留于浮世表面的通俗小说创作,显示出一种哲理的深度。

《风萧萧》是运用通俗小说手法进行形而上探求的代表作品。仍是多角恋故事,是一种审美主义的“个人性”写作,他将“时代”作为人的生存的一种维度,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对“时代”作一种具有个性色彩的回应。他用“爱”串联起了美与善。集中体现在三位美好少女身上。

白苹,“海底的星光”之美、“百合花”之美,是一种刚柔相济的美,“有一种伟大的人情”,侠骨柔肠是她的特点。白苹的情感是一种基于人性和人道的感情,即使在战争中也不失其人性、人情之美。

梅瀛子,像“太阳一样容光逼人”,象征色是红色,代表着英气和豪迈,只有“如钢的意志”,为了达到成功目的,不择手段地利用别人,她是一个最经典、最成功的间谍,所持的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

海伦,象征物是灯光,是水莲,是清纯出世、一尘不染的美,她又艺术天赋和哲学兴趣,更有一种精神之爱的信仰。

实际上,主人公徐最想追求的并不是某个女性的爱,而是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理想。作者借这部小说完成了自己对于人生和永恒的思考,即对于“爱与美”的

讴歌,并试图用它来拯救沉沦的人性及灰暗猥琐的人世。

无名氏,由耽美、主情走向挑战时代潮流,进行新的文化建构的理想主义,具有较为鲜明的浪漫主义英雄气质。

前期,《北京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着重描写男女爱情,“习作阶段”,采用主观抒情方式,深谙通俗小说的写作技巧,以惊世骇俗、起伏跌宕的浪漫曲折的情节而引人入胜。前期主要围绕爱情题材进行对于生命的思考,基本属于“乱世之中的浪漫传奇”,撇开了多角恋,角色设置简单,着力刻画从相识到相恋再到分离的情感经历,将简单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如《北极风情画》

他的小说还往往把主人排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书写,表现出其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探寻。《塔里的女人》,提琴手罗圣提与外交官之女黎薇

《无名书》:六卷本,无名氏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已远非单纯的文学文本,主人公的思想探索、哲理思辨已成为书的主体内容,融宗教哲学的思辨精神与百科全书式的广博于一体。该书主旨在于作家要通过该书为未来人类寻找一种超越反抗走向包容和合作的新信仰。他在“国家主义”之外提出了“星球主义”,在“肉体主义”之外标举“永恒本体”,从而表现出一种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究元决疑的思想者气质。在“神性退隐”后,致力于恢复世界的神性和生命的神圣,以一种诗性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来取代将人与世界对立起来的功利主义态度。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寻求人类精神的皈依,一种宗教信仰上的融合,即儒、耶、释三教融合的文化境界,表现出对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和文化探索的勇气。

第五节 夏衍:现实主义的选择

1935年处女作《都会的一角》

1936年,历史剧《赛金花》《秋瑾传》

但夏衍并不满意,认为它们只是“很简单地把艺术看做是宣传的手段”,试图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他的选择是文学创作的“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借鉴曹禺的剧作技巧,回到自己熟悉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生活领域,将剧作焦点集中于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动,寓政治关怀于艺术表现之中。

1937年的《上海屋檐下》是他的第一个高峰。

内容:上海弄堂的一个横剖面,五户人家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痛苦:小学教师赵振宇、银行职员黄家楣、海员妻子施小宝、老报贩李陵碑,尤其是林志成、杨彩玉、匡复的感情纠葛。

时间跨度被安排在一天,黄梅时节的自然环境造成生理的沉闷压抑,与人物在困顿混乱的生活压力下的抑郁相得益彰,产生极强的感染力。全方位展示了特定年代里上海弄堂人家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夏衍一改此前以人物为传声筒的做法,在普通市民的现实生活中找寻政治意图和艺术传达的结合点,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确立了独特的艺术品格。

《上海屋檐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摒弃了一般情景剧追求外在戏剧冲突的做法,而是引导观众去探索、体味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状况,在林、杨、匡的感情冲突中,小心地避免三人同时相遇的场面。表达上处处节制,剧作氛围上则处处蓄势,在含蓄凝练的情节和语言下,包蕴着人物心理情感上的大开大合——两者间的张力显示了夏衍对契诃夫社会心理剧美学风格出色的理解和借鉴能力。

抗战后,他又写下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芳草天涯》等,其中《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集中展现了他艺术探索的努力。

《法西斯细菌》:五幕剧,涉及到九一八事变、上海八一三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春抗战相持等长达近十年的历史跨度,地点包括了东京、上海、、桂林四地,力图以宏大的戏剧结构再现中民投身抗战大业的史诗性一幕。它也是抗战中期以来正面歌颂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中的代表性作品,反映了作家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重新确认。

主旨较为复杂:曾被认为是“反对科学至上主义”的,作者强调将主人公科学家俞实夫写成“悲剧里的英雄”,知识分子的可贵在于既明了自己的专业使命,在实验室、课堂上以堂吉诃德的执拗捍卫自身的信仰,又可以理解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实责任。

艺术上:对人物心理现实的关注和文字上的简洁含蓄,比如俞实夫听到女儿寿美子受辱后“猛然地粘起来”和“颓然坐下去”两个动作。

《芳草天涯》中,改从男女情感、婚恋的角度,探讨人与时代的关系。展现了中山大学教授尚志恢、妻子石咏芬的婚姻危机以及与青年学生孟小云的感情经历。结局以不彻底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使命的坚持和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困顿、无力。

第六节 新“儒林外史”:《围城》

1946.2-1947.1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文艺复兴》杂志,赵家璧在晨光出版公司为其出版单行本。夏志清评价其为“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出版短篇集《人·兽·鬼》

他的作品多从两性情爱、家庭亲情入手,以讽刺的态度揭示中西文化夹击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基本不涉及社会政治批判,而是选取文化心理视角,并以深厚的学术功力为依托,对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进行透析,展现

出作者超脱、从容的文化心态和深刻、犀利的剖析能力。

《人·兽·鬼》中的《猫》,主妇爱默在“太太客厅”建立起一个交际圈子,丈夫带着情人出走,留给她精神幻灭的悲哀。

《纪念》,以细腻的心理刻画著称;

《上帝的梦》《灵感》显示了钱特有的调侃、幽默笔调,以及作者身处云端、以悲悯而又狡黠的目光俯瞰芸芸众生的观照方式。

《围城》:对抗战期间上层知识分子众生相的全景式扫描,表现出现代《儒林外史》的恢弘气度。采用了“流浪汉小说”的基本结构。

对上层知识分子的讽刺穷形尽相,如挑逗男人争风吃醋的苏文纨、处处不通且卖弄的曹元朗、自封“中国新哲学创始人”的褚慎明、张口“世伯”闭口“同光体”的董斜川,还有三闾大学的高松年、李梅亭、韩学愈等,更是中国知识界官场化进程的怪胎。

主人公方鸿渐、赵辛楣,秉性善良而懦弱,能够看透环境却又深受这种文化背景的浸染,,有着挥之不去的虚荣、浅薄、糊涂的一面,并在外在的压力下渐次退让、认同。他们比别人的学识、人品都要稍好一些,他们在困顿前的无力和面对堕落时的尴尬才让读者唏嘘感叹。钱钟书称这部作品是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的多重意蕴:方鸿渐从海外到上海再到内地,陷入各种困境和失败。作品借此暗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及其造成的文化价值的混乱与错位,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小说所展示的正是传统对现代中国的自我围困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公共领域,也深刻体现在两性关系中,孙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精明、柔韧又工于心计。

这种人生困境,这种“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围城意识,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

语言特色:汪洋恣肆、妙语叠出,充溢着智者的愉悦。有时过于陶醉于这种智性的展现,有炫耀才学之嫌,作品亦不够洁净。

总之,《围城》刻画现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充满机智和书卷气的讽刺风格,兼采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构成了对以启蒙和为主导的现代文学的补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多元化。

第七节 张爱玲

1944年8/12月,分别出版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

婚恋是其小说的题材,也是她重估人生及其价值的突破口。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暗藏着张爱玲关于人性及世事“苍凉”的解读——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人不能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了张爱玲现象的潜在主题。

张特别关注现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困境,塑造了“有美的思想,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把“嫁出去”作为使命的“女结婚员”。

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嫁出去,与范柳原周旋,她那富于现代感的调情背后隐藏的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成全她的却是战争,“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是张唯一大团圆收场的小说,但充溢的却是更为浓重的悲剧情调,证明了个体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自甘沉沦的羔羊,自愿又清醒地做交际花,为姑母梁太太招揽男人,与不值得爱的乔琪结婚。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完全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嫁给活死人姜二爷,身心欲望得不到满足,走向异化与变态,“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笔下的男性无一美好,或肢体残缺,或精神。《创世纪》中的匡霆谷、匡彝父子,《花凋》中“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的郑先生,《茉莉香片》里的时代弃儿聂传庆。

张爱玲的审父意识:不仅仅矛头指向父亲,还指向深受父权社会影响的母亲及家中其他父权意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母亲形象被置换成了父亲,父亲的缺席与母亲的在场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女性家长实乃变异了的男性家长。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母亲

张爱玲的创作,是对中国当时生活形态的富于现代感的表达,是从女性的立场重新思考上海都市生活。她是以一种都市世俗化的个人主义来回应以来占主导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叙事。这种非理念化的、源于个体生存体验的现代性叙事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她的小说是通俗的但不落俗套,既有传统小说通俗品性又有现代派的艺术色彩,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第八节 梁实秋的“雅舍”散文

思想轨迹分两个时期:

1938年入川前,主导思想是一种积极的入世主义,反对对日的不抵抗,但他也反对抗战时期盛行的“抗战八股”,认为文学可以而且应该表现与抗战无关的生活。

进入国统区大后方,他选择独善其身,写出了雅舍系列。

雅舍,客居重庆北碚时和友人合住的六间陋室。开篇于1939年,到1947年写得34篇,49年结集出版,是为《雅舍》第一集。移居后,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以及《雅舍谈吃》《雅舍散文》等,奠定了在散文史的地位。

他的事项的第一个核心:“普遍人性论”,他认为人生乃是人性的具体存在方式,他继承了林语堂论语派的书写“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入我范围矣”的创作理念,很少涉及国家大事和热点时事,用以表现人性的材料俱是凡夫俗事。他认为,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

第二个核心: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试图通过古典主义的人文精神拯救现代社会的危机,克服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就是强调理性,追求古典和谐、均衡、节制和中庸。形成了他散文中以理节情,温和的讽刺和愉悦的幽默以及闲适清雅的格调。他的散文很少澎湃的激情,总是在淡然的笔触中表现深挚的情感。

内容上,大多数篇什描摹社会世相,其中不乏对于人性或对于时弊的针砭,如《脸谱》《怒》

语言风格:他对于表达的节制的追求,也使他的散文语言简洁。常常三言两语,使人物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为了简单,常常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文言词汇以及文言句法,并大量使用短句,形成了《雅舍小品》以现代白话为主、文白相融、典雅含蓄的语言风格。

梁实秋“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文化情趣:以冷静的态度观察人生,描写一种常态的人生的同时又不停滞于这种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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