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聚集理论

产业聚集理论（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

产业聚集(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理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他们分别从外部经济、产业区位、竞争与合作、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交易成本、报酬递增等角度探讨了其形成原因与发展机理。由于研究背景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不同学者对产业聚集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综合起来看,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产业聚集理论—外部经济理论

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1776)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1817)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所谓内部经济是指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则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作者提出了三个导致产业聚集的原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能够提供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确保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

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从技术、信息等的溢出中获益。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问,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资源等等.而空间内诸如此类的投入品,或者说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就越容易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投入品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因此，马歇尔相应提出了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概念和工业区理论。而关于聚集经济的根源，马歇尔认为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区域内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带来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进而促进区域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增加相互作用、共享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区域外部性.但是，马歇尔（1920）强调因为更大的劳动力“蓄水池”,非贸易投入的可得性和知识外溢带来的外部性会使得一个产业聚集于某地,而其分析只适合于一个产业，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聚集。 产业聚集理论—产业区位理论

屠能（1826)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强调区位运输差异的理论,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作者寻求解释德国工业化以前某典型城市周围的农业活动的模式，最早用多种要素来解释聚集经济现象，其农业圈模型区位外生市场的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设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更是因此而被称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

而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聚集的好处与成本的比较。他将聚集经济定义为成本的节约，并不特别关注产生聚集现象的原因，只是将其假定为内部规模经济的外部表现，其模型的目的只是解释为何这样的经济会导致聚集，而不是解释聚集经济本身。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 Factor)，其中聚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这是初级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高级聚集阶段。

勒施(1940）对产业聚集与城市的形成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规模的个别企业的区位,有时也会形成城市，在这种场合，是一种综合生产几方面财货的大规模企业的区位。从区位论的观点来看,这所谓的几个方面的财货,也可以分别形成与之相关的几个产业区位。正是基于这些观点，勒施将城市定义为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他认为，城市化是产业区位聚集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并且，他将这种区位的聚集分为自由聚集和受场所约束的聚集等两种形式：自由聚集，是指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生的聚集，如围绕大规模个别企业的聚集、同类企业的聚集、不同类型企业的聚集、纯消费者的聚集等等.而约束性聚集，则是指受场所约束的情况，它受历史上的人口密度、地形、财富等空间差异的影响，即受“沿袭”下来的因素的影响.通常认为，这种沿袭下来的因素与原材料、水力、劳动、资本、适宜的气候、河流汇合点等因素有关,并以已有的区位为前提.胡佛（1937)在探讨聚集经济时，将聚集经济分为三类：即内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外部的,但对产业部门而言是内部经济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是外部的，但因为产业聚集在某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对于城市化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它类型的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在群体经济中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密切联系活动的混合体。而不是一种活动的单位群,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特征上的差异是很轻微的。

佩鲁（1955)的增长极理论同样与区域或城市的产业聚集观念紧密相关。佩鲁主要通过产业关联、外部性以及最终引起的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非均衡增长战略的状况.该理论认为整个行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推进型的产业，而产业问的相互作用常常会打破平衡状态，所以要理解经济增长与变化，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推进型产业上。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大、市场力量强以及导致创新的能力巨大等原因而支配着其它产业或部门，也就吸引或引导其它经济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佩鲁认为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其增长极概念可以跨越国界。并且，由于人际接触与交往，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特殊效应，它会强化经济活动并相互影响，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产业聚集理论—新竞争优势理论

新竞争优势理论其实是对产业聚集的一种合作竞争解释,其含义是指企业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共同发展，即使这些企业在发展新产品及市场竞争中互为竞争对手，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竞争对手的信息交换以获得最小化风险与最大化企业竞争能力.

新竞争优势理论中的协作行为规则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家庭关系以及传统观念。这样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协作能够获得与大企业一样的内部规模经济,并在柔性专业化理论(The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新产业区理论(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ory）。通过对一些产业区的研究发现，较小企业聚集是基本的经济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影响到动态区域内企业间关系的社会及文化行为规则（主要是指制度因素）。当然，

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真正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也许依赖于特定的情况或者文化氛围，而且企业行业的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相同.

道格林与弗莱克(1997）指出了两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出现合作的可能性：一是准时制（just in time）存货与配货系统的利用；二是区域产业群内企业之间相互交易的速度与频率，企业之间的交易越频繁、越迅速,就会有越多的企业确定其生产的方向及新的企业专业化产品。这两种情况也许只适宜于上下游企业之间，而不适合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正如奈特（Knight，199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潜在的成本及收益之间极大的不同,企业之间横向纵向之间的合作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进而认为在游说、国外市场调查、联合出口促进、贸易份额划分及特定地区的专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竞争性的企业可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生产、销售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竞争。

与传统的产业聚集理论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之上不同，迈克尔·波特(1990）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波特(1990)通过对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聚集现象进行研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同时还利用“钻石(Diamond)”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竞争不是在不同的国家或产业之

间,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且贸易的专业化并不能通过要素禀赋状况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上，并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来探讨了产业的聚集现象,其整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方面：即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或者说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国内较好的需求状况;要素投入的质量；促进企业在其产业内部迅速超越其它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定产业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联系。

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创新在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是企业创新市场或获得及保持市场份额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三种形式影响竞争：

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施加影响； 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步伐，为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

其实,产业聚集可以说是外部经济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的具体体现，产业群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影响竞争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及规模经济观念基本相似。如产业群的产生为企业获得雇员与供应商提供了更好的途径，产业群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专业化信息的途径,产业群为创新也提供了许多容易捕捉的机会，并且，由于产业群内部企业能够更了解各顾客的消费需求，更接近于市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创新。此外，由于产业群不仅包括相互竞争的同行业产业实体，而且还涉及到顾客与一些辅助性机构及提供的一些基础性设施，这样会导致产业群内企业可以进行较低成本的试验。所以，对于溢出效应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来说，企业的区位选择应该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从而聚集现象就必然发生。

产业聚集理论—新制度经济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产业聚集现象，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从而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1937）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

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它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削减交易费用.该理论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聚集(企业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交易费用的降低)。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1977) 将交易费用分为

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而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其一，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其二,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需付出的费用; 其三，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

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该学者又于1985年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并于1994年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产业聚集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杨小凯(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的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企业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在1995年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

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所以，按照科斯、威廉姆森及杨小凯等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聚集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下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将使得一个区域对未来企业的进入更具有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对于以后的企业来说，即使获得的财政补贴较少，但却能够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得利益。所以，马丁的模型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及产业的地理集中作出了预测.由于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效果将可能超出直接的经济效果，即能够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存在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产业聚集，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后来获得的)聚集优势增加而增加。这样，各区域为获得长期利益而竞相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或企业的注入,各区域之间的“优惠”之争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新制度经济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不管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社会资本,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产业聚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产业聚集理论—新经济地理学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近年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学派从全新的角度

来研究聚集经济和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Mobility Cost）之间的权衡问题，并对企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以Dixit-Stiglitz(D-S模型）(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

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 收益递增思想，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一外围”模型（Core—Periphmy)(克鲁格曼，1991）.该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业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而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一外围”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开始为产业聚集现象寻求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但是他们并没有阐明聚集发生的具体机制，而且其模型一开始就假设存在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心地区(同时强调两地区间从人均水平看没有比较优势) ，从而也不能解释“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形成.

该学派此后的研究，开始寻求“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内生解释，并阐释“循环因果”形成的具体机制。在考虑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聚集发生的机制。在该模型中，其假定有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规模收益不变的以农业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以工人为投入的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

该模型还假定农业人口在两地平均分布，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工人流动的动力来自两地的工资差异。在引入了这样的工人流动机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时两个地区工人的工资之后,分析了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聚集的均衡结果：工人完全流向一个地区即制造业聚集于一个地区(当然也会出现其它的均衡结果,如产业完全分散或部分分散），以及均衡是否唯一，是否稳定。在均衡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用替代弹性来衡量）、运输成本（也就是贸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即需求因素）这三个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产业聚集理论-相关理论

创新经济学理论的产生

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很多领域。在经济学范畴，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形成了最初的创新理论。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内容主要包括:

1．从生产函数出发，研究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变化实现的新组合。其创新概念坚持了发展的观点，强调了实现创新的新组合是通过小步骤地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

2．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循环性。

3．提出创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创新者、模仿者、改进者互相竞争和蚕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新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熊彼特在经济学领域对创新理论的研究,将创新和企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初体系，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基础.其追随者把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的兴起,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2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从而出现了技术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以技术进步为变量，构建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经济学与统计

学理论进行有效结合，以经济部门的历史数据为依托，通过统计学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1957年，索洛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本身和“技术水平恒定”的加以改进，从希克斯中兴技术进步出发，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指出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技术变化项保持边际替换率不变，而仅仅增加或减少由给定投入所能获得的产出，索洛把生产函数写成:

其中Y、K、L、A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

索洛通过对美国1909年至1949年间私营非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段时期内，每人每小时的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占了87。5%，而其余12。5则是依靠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据此，索洛进一步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技术与其他商品一样在带来创新收益的同时，也受到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影响,适当的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并建立了著名的技术进步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以技术创新的模仿和推广为对象进行研究该阶段的研究并不是对于技术进步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而是将研究的视角转换到技术进步的扩散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如何实现在部门间的技术扩散，是该阶段研究的重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式.曼斯菲尔德对于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对模仿（某企业首先采用一种新技术后，其他企业以它为榜样，也相继采用这种新技术）和守成(某企业采用一种新技术后，其他企业并不模仿它，依然使用原来的技术）的研究，模仿率是以首先采用新技术的企业为榜样的其他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创新如何在本部门逐步推广，如何被其他企业相继采用的关键。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推广模式试图说明一种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后，要多长时间才能被该部门多数企业采用。模仿率差别大的原因，可从技术推广模式中对有关因素的分析和估算中得到解释。

由于曼斯菲尔德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些纯理论的假定基础上，与现实有相当的差距，因此，他的技术推广模式是一种理论化的模式，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是在一个部门内部的推广。而实际上,

技术推广不单单局限在部门内部，在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环境中都能够推广.

3．以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为对象进行研究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市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通过对垄断与竞争两种不同市场结构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的研究，经济学家意识到：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极大地制约了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M·卡曼、N·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M·卡曼、N·施瓦茨认为，制约和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市场竞争程度的强弱；二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三是垄断力量的强弱。他们将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预计可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引诱而采取的创新措施，即所谓垄断前景推动的创新；另一类是迫于竞争对手的威胁而采取的创新措施，即所谓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他们认为,要使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两类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只有垄断前景推动的创新,一旦企业的垄断实力增强，足以保证垄断利润的获取,创新活动就会衰减甚至停止;而如果只有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则所有企业都只想做花费成本较小的模仿者，而不愿做花费成本较大的创新者。M·卡曼和N·施瓦茨的这种分析，旨在进一步论证，垄断竞争型市场是最适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

4．以国家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进行研究熊彼特在其创新经济学理论中曾经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然而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它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 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

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通过对企业环境的界定及其与组织制度动态性的研究，理论界普遍认为环境与组织制度之间是一种互动性的匹配关系，二者必须互相适应。格罗夫提出环境分析的“三维\"概念，认为任何环境都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三个维度分别是：环境的动态性、环境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容量。这一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不可能去适应组织制度，为了保证企业的持续性增长，必须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在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对制度创新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该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往往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只有在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成为可能，技术创新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证。他们提出促成制度更新的主要因素有：一是规模经济性。市场规模扩大，商品交易额增加,促进制度变革,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二是技术经济性。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企业规模扩大，促使人们去进行制度创新，以获取新的潜在经济利益.三是预期收益刚性。社会集团力量为防止自己预期收益的下降而采取的制度变革措施.例如在通货膨胀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工资、利息等固定收入者就要求实行收入指数化制度，以保障自己的实际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或不至于下降得过快过多。

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期进一步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阶段。所谓“第一行动集团\"是指那些能预见到潜在市场经济利益，并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能获得这种潜在利益的人。他们是制度创新的决策者、首创者和推动者，他们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J·熊彼特所说的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有锐敏观察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第二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的阶段.先提出制度创新方案，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创新活动。

第三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对已提出的各种创新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的阶段。方案的比较和选择,必须符合能获得最大利益之经济原则。第四阶段是形成“第二行动集团\"阶段。所谓 “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经济利益的组织和个人。这个集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和个人。

第五阶段是“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协作努力，实施制度创新并将制度创新变成现实的阶段。

制度创新理论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于制度创新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普遍影响,从而使该理论内部因素的互动影响成为可能。技术创新不但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而使建立更加复杂的经济组织有利可图。

创新经济学理论演进轨迹的特点

从整个创新经济学理论演进的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展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1．重视动态因素影响的研究

以对动态因素的研究揭示动态增长的根源，从而获得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整个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动态因素的影响作用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主要表现在对环境因素变化的分析。环境变化相对于组织而言,是动态的外生变量，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组织显示其适应变化的行动迟缓，其结果是组织出现效率损失,改变这种局面的方式就是创新.通过创新，使组织与变化的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的动态性,从而使其具备生命力。这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影响因素。

2．深化内生因素的研究，将内生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来源即使是在制度创新理论中，经济学家也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来加以研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有限资源。3．突出核心因素的研究 技术和制度作为企业生产和组织结构的两个核心因素，一直都是创新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焦点。

在创新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传承的观点。传统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进步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创新能使经济创新者获得额外的追加利益.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证，在完备的组织制度下,技术进步才能起到自身催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两种观点尽管强调了各自研究的关键所在，但都围绕经济创新突出了所研究的核心因素。

4．强调核心竞争优势的获取与保持

这是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从熊彼特创建该理论之初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所有创新经济学家研究的最终目的也都是围绕如何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优势展开的。

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反思

目前对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已经从各个角度展开，但遗憾的是继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之后，尚未形成另一个完整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分支。从研究的趋势来看，该领域的研究目前所展现的趋势将进一步被加强，并将更加注重研究的焦点.从研究的方法来看,数学分析、统计分析、动态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手段将继续被运用，实证分析将再一次被理论界所关注。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管理学界对创新的研究硕果累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创新的视角依然有待发掘。诸多理论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破坏性创新理论。破坏性创新理论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Christensen教授提出，该理论指出，破坏性创新是通过推出一种新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其产品往往比主流市场已定型产品的性能要差，一般比较便宜、更加简单、功能新颖、便于使用，这些都是新用户喜欢的特性，所以全新的市场能够开拓出来,此类创新对已经形成市场份额的在位企业具有破坏性,因而称之为破坏性创新.破坏性创新理论的启示在于：对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本身应该基于创新思维之上.然而20世纪的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都是对主流技术、制度的完善与改进，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和建立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创新模式。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大不足在于对原有理论进行了维持性创新，无法带来该理论研究领域的飞跃，将破坏性原理引入到对创新性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创新不一定是向上的，不一定是改进和完善,它还可以是向着低端的破坏.经济学界一直以来强调投入和产出的适当

比例，在创新的过程中，当技术进步的投入已经无法带来对应比例产出时，我们应当否定它，“铱星计划” 的惨痛教训证明了这一点。进步并不是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唯一着眼点。

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未停止过，也一直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和引导.未来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趋势：

1．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并在横向上扩大范围，纵向上加大深度，以往对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在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而对于人文、历史、社会学科的研究则比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将其作为辅助环境影响因素去加以考虑。加大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将引导经济学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进行碰撞，在激烈的思维碰撞中寻找出新的研究灵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全面交融将会带来创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2．实证分析将成为首要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撇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假设”的方法，在作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定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这种分析方法是在感性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更容易引导创新.

3．个体的因素将被更多地关注。以往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种思维本身是滞后的。在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实际上创新的时机已经被滞延了。个体的微小变化日积月累将带来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见微知著的个体现象研究将成为新的趋势。

4．过程创新是一个全新的视野。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基础是生物无止境的进化，这是一个过程的进化。在创新经济学中，选择和搜寻作为过程创新的两个关键要素，将代替传统分析中的“最大化\"概念。选择和搜寻是系统的创新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不可逆性、偶然性，对待发现事物的依赖性、不确定性。选择和搜寻行为的规律性表现为技术进步的积累性,因为今日选择和搜寻的产物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是明日选择和搜寻的自然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