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简约美学思想浅论

朱继生

(菏泽学院招生办，山东菏泽274000 )

摘要：通过对“节用”、“节葬”和“非乐”篇的分析，原创性地提出墨子的简约美学思想，探讨了简约美学思想形成的哲学根源、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进一步丰富了墨子的美学思想。墨子以简约为美的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墨子；简约；美学思想

墨子，战国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墨学中既饱含着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乃至民族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的滋养源，又孕育了丰厚的美学意蕴和美学观念，成为中国美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链条。墨子的美学思想复杂而又深刻，学术界对其“非乐”的美学思想已有较为充分地研究。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范畴，不仅建构了墨子“非乐”的美学思想，而且对墨子“简约”美学思想的形成也具有原创性的意义。如果说“非乐”是墨子对美的感性认识，那么“简约”则是墨子对美认识的理性升华。也正是由于两者的相辅相成，才构筑起墨子丰蕴而巍峨的美学大厦。因此，认识墨子的“简约”的美学思想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墨子并不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否认美的客观存在，而是多处论及美：“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车以刻镂”(《墨子》节用下)；“目知其美也”(《墨子》非乐上)等。这些论述无不认为物体只要加以刻镂、饰以文采就谓之美。虽然这种论述仍停留在感性形式或外在文饰的美观华丽之美而言，甚至还包括直接给人以感官享乐的声色之美、甘味之美等，“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墨子》尚贤中)。墨子则是从美善同一的角度把美看成了道德的善，把美作为与恶相对的道德范畴来使用。美善合一在儒家那里认为：道德之善的美

是该而且能够与形式文饰或声色的美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尽善尽美”的。但儒家的“尽善尽美”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折中状态，其实质是抹杀了美与善的本质联系与区别,把“尽善”与“尽美”等同起来。而墨子则不然，他不仅由“文饰”之美而认识到美的感性形式，更重要的是从传统之“善”的角度，初步揭示了美的本质：“先质而后文”，“重实”、“尚用”的“简约”审美倾向。所谓“简”者就是“简单”、“简洁”、“明了”之意，与“繁琐”相对；所谓“约”者就是“节约”、“节俭”之意，与“铺张浪费”相反。“简”、“约”两者的含义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它们一致强调了美的内容。主张凡“简单实用”的东西才为美，凡“节约节俭”的法则才称得上美,否则便不美。[1](P5)这些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等观点中,虽然这些观点带有小生产者的思想局限性，但也正由于此，才使“百家争鸣”时代的墨家无形之中孕育了一种平识、人文关怀而显得独树一帜。

二

墨子以简约为美的思想的并非偶然，而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物产生的。儒家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肯定了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主张和提倡厚葬久丧、繁文缛节的形式。这些在墨家看来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墨家从“简约”为美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儒家的铺张浪费,指责儒家的礼教是“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批评儒家的“盛容修饰以盅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下)墨子这种美学思想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其一，从哲学根源上看,墨子的“简约”美学思想表现出唯心和唯物的二元论倾向。他提倡“尊天事鬼”，想利用鬼、神(天)以求治世。一方面，墨子认为伦理思想的根源是“天人合一”，伦理道德来源于“天志”。“天”要求人们相爱相利，禁止人们相恶相贼;墨子讲“天志”，只不过把“天志”当作一种工具，对上要求统治者尊天意，弃。另一方面,墨子信“鬼”，认为鬼能赏善罚暴,意欲用鬼的威慑力来使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等社会成员都能为善。墨子的鬼神(天信仰是唯心的，但这种唯心信仰的价值指向又是唯物的。墨子坚持“爱利合一”这一结合点,大力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以“简约”为美的思想,

引导统治阶级节约消费,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放弃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帮助广大劳动人民树立节俭持家的审美趣味。可见,唯物与唯心的二元论是墨子简约美学思想形成的一把双刃剑，从中墨子扬弃了简约的美学思想，并使之由感性形式向理性思辨地飞跃。

其二，从经济条件上看，墨子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私有小农经济逐步形成，一些个体劳动者凭借着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成为小私有者,经济上有了较大的性，他们反对先王时代“尊尊亲亲”的宗法式用人制度，迫切要求在政治生活上取得相应的地位，以便使国家保护下层人们正当的权益，但这些目的的达到除了暴力外，就必须迎合统治阶级的意愿,那就是引导统治阶级实行“简约”的。就劳动人民言，“简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谋求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表现。

其三，从社会状况方面看，墨子生活的时代，国民少，生产力落后，社会财富比较贫乏，所以墨子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以警戒统治者。墨子提出了“简约”的思想以求解决三患。具体言，首先，墨子认为“为者缓食者众”和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在当时除了加强生产外，就是提倡简约；其次,墨子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淫靡生活方式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所以提出了统治阶级应以简约为基础来“节用、节葬、非乐”省无用之财。第三,由于当政的君主、贵族及其官吏过分地鱼肉百姓，造成战乱频繁，社会混乱，国人逃亡，农民溃散，民不聊生，促使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深切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提出了“简约”的美学思想,并希望贵族统治者能体恤人民疾苦，节省开支,戒除奢侈，避免浪费，来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当然，墨子“简约”美学思想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儒家的文化渊源，诸子百家的相互渗透等也是墨子“简约”美学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

墨子“简约”美学思想的内涵是丰韵的。“简约”既有“简”(简单、简洁、明了)的质的约定性,又有“约”(节约、节俭)的具体的简化、量化。要深刻领会“简约”的美学思想,不可不从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思想着手。

“简约”之一：节用。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用民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得不穷,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这就是说: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就可以增加一倍的收入，这是节用的效用；对于使用民财发令兴事的原则是求其实际效用而利民，这也是节用的效用。所以，“节用”具有节制开支和发展生产的意思，而“简约”即是最好的“节用”。建造豪华房屋,装潢美饰,就会浪费财用，所用舟车雕刻文饰，就会糜费财物。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就被任意的挥霍掉，造成社会物质的极度贫乏,使人民贫困，使社会混乱，又因“且大人维毋兴师以攻伐临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墨子》节用),侵略临国士卒在外，耽误了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造成了国家贫困,这些都是与“简约”背道而驰的。他对饮食的“简约”标准是“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无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这里的“足”与“不极是指饮食供应充分但不过分、繁杂。这是针对王公大吃大喝,肉山酒海不满足,还要远食珍怪异物而言的。[2]因为这不是“简约”而是奢侈浪费。服衣“简约”的标准是“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之衣，轻且凉，则止”，“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善，鲜加者去之”，应以“简约”到“轻且暖”“轻且凉”或“冬加温、夏加清”为好。美好的宫室应该“简约”到“其旁可以御风寒，可以御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至于其它的刻镂文采，可有无，要根据财力定。穷财,则是奢侈浪费，是“无用”，是不美的。墨子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以“简约”为美，引导贵族“节用”。但墨子以“简约”为美的“节用”，并不是要求“不用”，也并非反对物质文明。而是针对当时的比较困乏的社会状况，怎样“节用”其财,从而使财富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简约”之二：节葬。墨子反对浪费社会物资，不利于人民，不“简约”的“厚葬久丧”。墨认为“厚葬久丧”是儒家“丧天下”的主张之一。当时王公大

人的丧事，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诸侯之丧事，虚府库，金、玉、珠、玑、丝、绸绕于身，车、马、鼎、鼓、女乐、戈、剑、宝器埋于土。匹夫贼人之丧事，殆竭家室。更有甚者，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三年的丧期内，王公大人不能早朝听狱治政；士君子不能内治官府，外实仓廪；农夫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妇人不能凤兴夜寐，纺纱织布百工不能造舟车，制器皿。厚葬是掩埋现有的财富，久丧是禁止人们生产财富。且礼节之繁，费之丰，丧期之久不利于民，故而要用简约的办法“节葬”。但“节葬”并不是“不葬”、“非葬”，而是主张“棺薄而无椁”，无随葬财物，无杀殉，浅埋短丧。从用出发，一切从简，以“简约”为美，引导大家节俭，改变“厚葬久丧”之陋习。

“简约”之三：非乐。墨子强调“非乐”并不是真的不承认艺术的美感作用，从而主动放弃“乐”。而是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出发，从反压迫剥削的角度出发，反对统治阶级肆意享乐和独占所谓刻镂、华屋、美榭、琴瑟之美，反对统治阶级在从事艺术时大摆场面、太不节俭的铺张浪费之举。墨子把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视为各种意识形态反映的前提与基础，认为如果起码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证,将难治，国将大乱，那么人们追求美的保障将丧失殆尽，对美的追求将是一句空话。这一见解与恩格斯所阐明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的唯物主义原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性。墨子首先注意到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中，人们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用，存在着利益完全不同的悖反关系:统者不事农桑，却可以尽情享受一切劳动成果；而创造这一切成果的万民却陷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的匮乏之中。墨子注意到王公大人为乐时，首先必须制造乐器，而乐器的制造将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就必须要厚敛万民之财；其次乐器造好以后为王公大人演奏时也太烦琐、太复杂。既需要大批年轻力壮聪慧敏捷的人来击钟鸣鼓，而误了男耕女织妨碍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又要求演奏歌舞者还必须保持丰润美丽的体态，而需要很多费用来供养他们；再者，王公大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又将有其下属和同僚相陪伴，这又会耽误国家的治理。况且物资的浪费还远不止于听音乐本身，会使“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人者”的寄生阶层扩增，出现“食之者众,耕之者寡”的不合理的局面。所以，墨子指出进行音乐活动既浪费了大量民力民财，也太不实用。故而，提倡

以“简约”为美，引导人们注意节约而“非乐”。他说如果乐器像舟车那样有实际用途，他就不敢非难“乐”了。墨子“非乐”而不是“不乐”，人民财力负担得起的“乐”有用的“乐”，对墨子来说还是“乐”此不疲的。

四

墨子的“简约”的美学思想，既是墨子世界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关照万事万物的一个价值标准。他判断事物完全是从对物质生活有没有实际效用出发，他认为“简约”在当物质不丰富,人民生活困顿的时代就是最实用的，故人们在衣食住行中应保持在简约的水平上。墨子的这种看似功利性的美学思想，实质上蕴涵着素朴而又古老的民本思想。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墨子“简约”的美学思想，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的民间立场，使他能够从人道主义出发，自觉反对剥削阶级挥霍浪费，引导人们一切从简，少浪费本来匮乏的财富，使人民不致饿死,这是比儒家更具有人道的人文关怀，所以心仪简约且不必有雕琢刻镂的文饰的“观好”之美，因“观好”之美往往祸及国计民生,不利于人，所以不能算美。[3](P12)这同儒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强调繁杂的礼节，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为了世俗形式而浪费人民创造的财富以供统治阶级任意挥霍的做法无疑有着较大的进步性，,但有人因此认为墨子忽视了物的精神价值即满足人的精神追求的价值是不对的，因为他本来就承认文饰观好之美及音声甘味之乐。

尽管在当时逃脱不了被统治阶级冷落的命运，但他们的美学思想却在民间有着广阔的市场而得以流传下来。特别是墨子以“简约”为美的思想更为当下人们所接受，与今天我们提出的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相一致。因而，研究墨子“简约”美学思想，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解读墨子，深刻认识墨学有着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有着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杨太，试论墨子的文艺美学思想[J].辽宁大学学报，1997，(2)：58-61. [3]郑杰文，.墨学与新伦理道德[M].中国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