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与选择——谈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

谈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

■ 胡智锋 刘俊

内容摘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在于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评鉴和激励。我们需要造就高层次影视领军人物和高素质影

视人才队伍，加强基层影视人才队伍建设。文章从事业发展、产业发展、院校教育、新媒体环境的维度，以需求与选择为主线，探析了我国影视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与解决之道，以期推助各层别、各工种优秀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推动我国影视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影视人才 事业发展 产业发展 新媒体环境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既是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纲领性需求，也是符合艺术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自身逻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影视艺术面临走向世界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时代任务的需求下，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日益成为迫切而重要的时代命题，考验着中国影视管理者、业者与学者的选择。

当前我国影视人才培养与锻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现行的影视生产与传播机制，阻碍着影视后备人才的自然进入；较大的高端人才使用风险，使多种资源流向已获得成功的影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现行教育下院校培养的人才与影视生产一线的需求不相适应、不能对接；现有的人才培养内容与模式，较少考虑动态变化的新媒体环境与连同变化的艺术、文化环境，等等。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对解决与回应之道迫切而深刻的需求，这需要我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从事业发展、产业发展、院校教育、新媒体环境等维度做出及时而有效的选择。

一、从事业发展的维度看我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人才建设的目标设定，对应了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人才培养的缺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不足，基层文化人才建设不完善，文化艺术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作风出现问题。具体来说，当前我们在影视事业发展中，急需善于开拓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影视艺术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急需乡镇、街道等基层行政单位影视管理、宣传与服务人员，扎根民间制作影视作品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民族影视文化的基层影视人才，以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富有奉献精神的影视文化志愿者；急需当下的影视人才一方面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力求做到德艺双馨，坚决抵制学界学术不端与业界低俗、唯利是图的作风；另一方面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拜人民为师，增强国情了解，增加基层体验，增进群众感情。

上述诸多需求与缺失，需要我国影视艺术服务管理部门在改进与完善影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合理的选择，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文化服务管理部门需制定并推广更为积极、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例如：

第一，在高端影视人才培养方面，要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建立重大文化项目首席专家制度，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

人物。加强专业影视文化工作者队伍、文化企业家队伍建设，扶持资助优秀中青年文化人才主持重大课题、领衔重点项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高端紧缺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搭建文化人才终身学习平台，如广电总局“青年导演资助计划”“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等项目均是题中之义。此外，还要注意加紧落实国家荣誉制度，抓紧设立国家级文化荣誉称号，表彰奖励成就卓著的影视艺术工作者。

第二，在基础影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制定实施基层影视艺术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完善机构编制、学习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措施，吸引优秀影视艺术人才服务基层。鼓励专业影视艺术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形成专兼结合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

第三，在职业道德和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影视艺术工作者的自身修养，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自觉践行职业操守，自觉制衡过度、凌厉商业化的负面干扰，维护社会主义影视艺术的本质不动摇，使作为优秀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影视艺术人才队伍，切实成为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

总之，面对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的举措方面需有正确而明智的选择，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做好人才规划，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人才培育机制、选人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树立求是务实的作风，加强干伍建设；以建立制度为重点，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基层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培养与吸引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产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改革是对、机制的变革和创新，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最终也是对人才在事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作用和利益的调整。我们要深刻领会人才强国战略的精神实质，认真落实人才工作的目标任务，努力促进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抓紧抓好紧缺人才的培养，加强领导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①

二、从产业发展的维度看我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现代影视艺术需要密切地与产业思维相连，影视艺术在当下如果不能构建成产业化的文化，便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与外在的发展动力。现代影视文化获得辉煌成就的基本路径，往往是艺术创作成果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赋予其商品属性，方有机会渗入社会细胞，影响社会生态。

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接近经济活动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面貌逐步改善，我国的影视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成就面前，产业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样丛生。文化产业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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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这必然会影响着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

现阶段，我们在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高雅文化②与大众文化的产业发展之辨。在产业发展中，高雅文化范畴内的影视作品，往往既不叫好也不卖座，产业产值较低，产业化程度不高，产业特征不明显；但是它们对政治合法性、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对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对人精神高度的引领起到重要作用。而大众文化范畴下的影视产品，往往叫好又卖座，产业产值较高，产业化程度较高，产业特征较为明显；但是它们往往凌厉于对崇高的告别，对责任的消解，对低俗的拥抱，对商业的浸染，缺失对人精神高度的引领。这一点我们在多数商业大片与艺术片之别，主旋律电视剧与都市、偶像剧之别中，便可见一斑。

这一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及背后隐含的需求，需要我们在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中思考应对的选择。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两种文化各自存在的合理性，高雅文化范畴内的影视作品与大众文化范畴内的影视产品，都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产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流行与时尚特征的积极意义。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说，流行时尚元素契合了艺术对于创新的本质要求，对发展变化了的时代与趋势的感知，丰富着艺术创造的内涵和外延。从文化与社会关联的角度说，作为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的产物，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魔力推助了社会中“人”之意义的达成，在大众内部对大众文化的建构中，在大众对精英权力的反驳反置与重新解读中，大众获得了“授权感”带来的快感，关于这一点，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辩护中已有深刻的思辨。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的大众文化正凭借其日常性、娱乐性、通俗性、参与性，收编部分主导和精英文化：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要搭乘大众文化的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

另一方面，高雅文化对于提升民众文化品位，促进人民思想觉醒，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开阔国家文化格局，整理人类文化成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高雅文化的尊重，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而且，我们在看到大众文化收编部分高雅文化时，也应看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③。

其次，在肯定两种文化共同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不仅对具有两种不同文化感知、文化概括、文化表达和文化气质的产业人才都要培养，还要培养人才在将影视艺术产业化的过程中具有综合呈现两种文化的能力。我们要培养影视人才具有如下的视野：在产业化过程中，既将市场置于各种影响因子的上端，认真考察市场现状，分析市场轨迹，满足市场需求，引领市场发展；同时又要具有长远目光，对一时市场价值不高但品格与气质较高的作品，也要报以宽容与期许，甚至不惧产业风险。

当前阻碍这种混合市场思维的关键，是影视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滞后于产业本身的发展。产业发展得不到智力支持，导致“产业”与“文化”的割裂与脱节。具有丰富影视艺术专业知识与实践的人才往往缺乏产业知识和资金支持，而富有产业投资管理知识与经验、拥有可观资金的人士又缺乏影视艺术素质。这种现象造成了不小的社会资源浪费与资本无谓损失，这既导致了人们对影视产业的曲解误解和负面印象，也影响了国家影视艺术综合水准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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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着力考察文化产业对人才需求的苛刻性：“需要具备市场经营、企业管理的知识，同时又需要有对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品进行判断并且能够和艺术家进行沟通的人文素质。”④优秀的人才可以救活一个产业，而人才的缺失同样可以葬送一个产业，这是人类产业思维与实践的普遍规律。

最后要提及的是，除了对上述两种文化与产业相结合的考察外，我们还需要站在产业发展的前沿，把握产业发展的脉象，以切实指导人才锻造的内容。例如，对近年来一些中小成本电影叫好又卖座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支持鼓励其发展，看到中小成本电影是我国国情下提高电影创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要提升其创作水平，防止中小成本电影“一锤子买卖”的心态，防止此类电影过度扎堆、无序发展。再如，我们还要正视影视产业风险投资进入、资本重组逐步进展的现状，重视国际语态与语境下产业链的开发，并注意避免产业资本过度流向既有的影视人才“小圈子”这一封闭环境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与锻造方面，面对需求，对应选择。

三、从院校教育的维度看我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影视艺术是综合性艺术，它既是对时间流转与空间效能的综合，也是对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的综合。正是因为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其生产过程必然需要多工种的配合，反映在院校教育方面应该是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分类与综合性锻造相结合。重视细化性分类是重视对各工种人才的具体化、专业化培养，关注综合性视野是培养各工种人才要有对影视艺术的整体感知与表达能力。

当前我国院校教育在影视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正是没有很好地处理“综合”与“专业”之间的关系，综合性院校对学生的影视专业化教育不够，而影视艺术专业院校对学生综合气质的锻造不足。这一现状导致在很大程度上院校教育与一线实践不相适应与对接。

专业院校对学生专业化技艺的锻造有其合理性，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影视艺术的创作工具更为精密、复杂，且科技发展正处于不断的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影视艺术的综合性也要求在创作时需要大量不同工种专业人员的协同配合。当然，我们也反对影视艺术教育完全与影视技艺技术教育重合，这便是综合性大学更加重视对学生“全人”教育的合理性，影视艺术是一种思想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对人类精神高度的构塑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在影视人才的培养方面，院校教育应该适度做到“不惟工器”，不完全与市场、社会的一时需求相重合。对影视人才进行“全人”教育，关心人才的“一辈子”而非“一阵子”，锻炼他们冷静旁观社会的思辨力。只有影视艺术人才自身的精神气质达到一定品级，优秀的影视作品才有引导人类精神提升的可能。

从上述分析可见专业化与综合式教育都有其深刻的合理性，而正是双方的合理性使得当前院校教育对二者的割裂更显尴尬。面对需求，我们未来弥合这一尴尬的选择必然是综合性院校需要加强学生专业化的实践教育，而影视艺术专业化院校需要更加重视影视教育的非孤立性这一特征。

第一，对于综合性院校的人才培养而言，一方面需要避免教学内容过度流于形而上的缥缈，或是过度沉溺于对理想状态的分析而忽视“噪音”的干扰因素，即注重对影视艺术进行适度的现实观照；另一方面，影视教育不是廉价教育，院校需要在各类专业设备器材的供给（如非线编辑室、特效合成室、虚拟演播室、高清数字影棚及高品质摄录设备）和一线实践机会的提供等方面加大投入，使学生得以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体悟艺术理论之道。

第二，对于专业性院校而言，需要注意对影视艺术教育进行适度综合打通，这既包括各专业间的“小专业打通”，也包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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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专家论坛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锻造与提升。前者需要导演、编剧、摄影、灯光、化妆等专业的学生，除了熟悉本专业的知识与技艺外，还要对其他影视艺术创作环节的专业知识与技艺有综合把握。后者需要专业院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合理地开设一些非影视艺术专业课程，让学生具有基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知识，兼具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这要求相关院校要着力提高师资素质，通过业界聘任与学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以期涌现更多既通晓新媒体环境下影视创作各环节的情况，又具有以影视艺术为主兼通文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还有着不俗的艺术感知、概括与表达能力的教师。总之，优秀的影视艺术人才身上所散发的气质与魅力，绝非几位专业教师便可以将学生快速塑成的，它需要长期的“全人”教育过程。

除了上述“综合性”与“专业性”矛盾亟待解决外，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在院校影视人才培养中加以重视：

第一，无论在综合性院校还是专业类院校，对专业设置与招生的细化分类重视不够，对导演、编剧专业的设置与招生过多，而中国影视业急需的优秀烟火、灯光、化妆师培养却达不到精品影视生产的要求。而且这些人才的流向出现了如下几个特点：重电视剧、轻电影的不平衡现象，以及集中向优势地域、旗手、资金、项目流动。相关人才的敬业精神、职业素养、团队意识也多不如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亦不如西方国家的优秀人才。

第二，影视艺术专业硕博阶段培养出的影视理论人才，应该通过影视批评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失焦失语或不痛不痒的影视艺术批评似乎在制造持续的割裂。学界的理论与批评若不能很好地起到提升艺术创作体悟，甚至引领艺术潮流的作用，这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说都是遗憾。

第三，院校在实施教育时应当预见式地把握影视创作趋向，做到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例如近年来中国影视，特别是电影在经历了西方电影的学徒过程与心态之后，感受到一味仿照西方叙事理念、叙事方式而带来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从中国传统叙事元素中寻找经验的自觉回归；同时，中国电影也意识到在西方电影产品与价值输出的压力下，独树民族特色方能获得竞争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⑤院校教育应该对诸如此类的趋势与需求有所反应和选择。

四、从新媒体环境的维度看我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形态和符号形式的变化与更迭，规定着信息被塑成新的形式进行传播，这往往会深刻地影响受众的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甚至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组织方式变化。以互联网、手机移动终端等媒介传播形式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人的感觉、认知、心理与行为方式，也必然对艺术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新媒体环境是技术进步。新媒体时代里，技术进步支持下的新技术、新内容、新形式的融合，技术无国界、跨区域、即时传播等超越时空的特点，促使我们反观传统的影视生产与人才培养。

第二，新媒体环境更是一种对影视作品的评价生态，即短促、快捷、有效、大众的判断标准。这些评判标准也有了新的发布载体，即时、新鲜、、锐利的评价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快速传播，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大众传媒接受。当前影视资本投资也有新的趋势，流向适合互联网和移动接收终端播放的影视作品，虽然我们现在尚处于较原始的内容提供阶段。

第三，从媒介环境学角度而言，新媒体环境下对人们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的改变，以及其背后人们对影视作品需求的改变，亦是当下人才培养需要考察的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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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33天》所表达的陌生人价值观、当代都市文化转向、人与人新颖的联络与维系方式等，多是新媒体环境中人际交往方式对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培养结果。

第四，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而言，新媒体时代下整个社会的艺术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变化，新媒体环境为置身其中的人们虚拟出了一个比真实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庞大的仿象，这时，就无所谓真假了，而是仿象，也就是说，该系统永远不再与‘真’（real）发生交换，而只是与自身进行交换，在一个没有所指、没有边缘、没有中断的循环体系中与自身进行交换。”⑥于是，“如果说今天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今天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成了艺术作品”⑦。

上述种种新媒体时代的状况与需求，都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中需要有所回应和选择的。我们需要让影视艺术人才在影视艺术创作、语言表达沟通、新闻传播业务、技术工程实践、经营管理知识和人文社科素质等多方面融入新媒体思维。我们还需要培养影视人才在媒介技术不断变化的时代里，在新的艺术生态与文化环境无处不在的时代里，在尊重历史经典理论与创作并深刻把握现实的基础上，锻造自己的前瞻视野与预见能力。总之，锻造人才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融合与创新思维乃是新环境下人才培养的关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同样不能放弃参与人才锻造的责任。如电视台纪录频道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影像的力量——让纪录片走进大学校园”主题论坛，以及首届“青春中国——大学生纪录短片征集计划”，便是传统媒体平台与高校影视教育尝试对接的实例。这既为大学生搭建了影视艺术感受体悟与创作实践的平台，也为影视艺术的受众培养与人才储备贡献了力量。

总之，我们要在认识上高度重视人才对于我国影视发展的重要性，综合考察事业、产业、院校与新媒体环境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和路径选择，关注、指导人才的发展，着力培养与锻造各层次优秀的影视人才，推助中国影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向未来迈进，积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独特而有效的贡献。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BC024）

注释：

①徐光春.全面加强广播影视人才工作[J].电视研究，2004（4）.

②如果将中国都市文化划分为三个文化层面——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则本文所探讨的“高雅文化”包含了主导文化的要素，即主导文化维护整体秩序整合，群体伦理和睦，代表和各阶层整体利益的要素。

③王一川.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J].艺术广角，2001（2）.④向勇.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28.⑤胡智锋.中国电影伦理化叙事的当代价值.受众需求与当下中国电影叙事能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7.

⑥J.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5—6.孔明安.物·象征·仿真[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5.

⑦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2.参考文献：

[1]中国党第十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深化文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通过。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

[3]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4]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媒介环境学：思维沿革与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5]胡智锋，张国涛，等.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解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

[6]余秋雨.当代都市文化略论[J].戏剧艺术.1997（1）.

作者胡智锋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传播》主编；

刘俊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鞠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