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来源：爱go旅游网

关于在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探讨

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

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

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

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

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三、沉寂期（1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

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

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

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

二、“先锋小说”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表现出来的荒诞感与孤独感深受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2、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人本体存在的思考是存在主义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体现。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三、“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

1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一、“新写实小说”作家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划，通过平凡的事件揭示隐藏在生活本身的荒诞面目，从而直逼存在的本质。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

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二、“新写实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远离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表明他们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及对世界的荒诞感很明显是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三、魔幻现实主义：寻根之旅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

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最佳答案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

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现实主义百科名片

现实主义创作作品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以后波及,北欧和美国等地，成为19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也造就了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高尔基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理论，它也是一个多义且有争议的概念。虽然现实主义的批评者和支持者经常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但实际上，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或统一的理论。

正如杰克·唐纳利所指出，现实主义不仅不能提供一种一般理论，而且它基本上也是前后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对同一事件的解释经常不一致。现实是变动不居的，针对不同的问题，现实主义当然给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不然就不称其为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变成了建立在共同预设理论假定之上、有点松散联系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论模式。”因此，了解现实主义，除了解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假定 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乔凡尼·塞冈提尼

作品

这些共同点之外，了解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以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例，通过探讨现实主义理论的多样性，进而来揭示现实主义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异同之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很大不同。[1]

编辑本段概念源起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R·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当代现实主义油画

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1826年。法国一作家撰文宣称忠实地摹仿自然提供的范本的现实主义信条日益增涨，它将是19世纪的写实文学。而这个术语的流行与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的积极应用有关，库尔贝将自己被拒绝的作品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引发了一场论战，尚弗勒里1857年出版题为《现实主义》的文集，捍卫现实主义信条。同时其友人迪朗蒂又推出文学评论杂志《现实主义》，虽然昙花一现只出了六期，但其文风具论战性而产生广泛影响。被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视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在19世纪诞生之时也具有挑战文学成规的前卫品格。迪朗蒂曾明确地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者。说'现实主义'派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表示关于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准确地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就把现实主义理解为19世纪中叶的一种逆动，它抵制\"不现实的各种事物\"，迪朗蒂和尚弗勒

里继承了30年代普朗什抵制浪漫主义的思想，尖锐地攻击雨果、缪塞、维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责他们\"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现实主义者则拒绝这种诗的谎言。因此现实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论辩敌手出现的，它本源地含有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的意义。

编辑本段理论涵义

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达米安·格兰特用\"应合\"理论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翼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这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个意义上，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涵义在卢卡契的论述里得到了最深入的阐释。这位现实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和最后的辩护师撰写了大量论著，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回应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挑战：《现实主义历史》（1939）、《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1945）、《伟大的现实主义者》（1946）、《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48）、《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58）等等。首先、他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现实主义客观性的涵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卢卡契并没有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理解为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性，他不是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视为一

面静止的镜子。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卢卡契两面作战，一面为现实主义的纯洁而与自然主义战斗，把福楼拜和左拉那种缺乏整体性的琐碎客观性排除出现实主义阵营；另一面又要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批评乔依斯、普罗斯特和其他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使所有内容和所有形式都解体了。因此，现代主义达不到对现实整体的真实反映。

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和谢林为典型论的流播奠定了美学基础，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象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与巴尔扎克和泰纳的转用相关。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典型也是别林斯基论小说时常用工具，他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即使是描写挑水人也不是仅仅写某一个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让许多人不安，总以为写的是自己，独特的这一个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历史性的要求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援引奥尔对《红与黑》的评述说明这一点：\"主人公'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韦勒克的看法是对的，现实主义确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

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象卢卡契所阐述的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自己；它还塑造着这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因素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运动，互相转化，而且彼此间不断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诸因素。真正的艺术从而总是通过塑造这些因素的运动、发展、展开来表述人类生活的整体的。\"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编辑本段深刻含义

艺术作品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包含了各种现实主义者理论和观点借以产生、发展的一套假定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传统和世界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它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进步的，他们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反复出现的冲突，建立持久的合作与和平深表怀疑。现实主义世界观更多看到的是人类本性中的恶，以及人类经验中周而复始的悲剧。现实主义的这些哲学观点在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就有了强烈的反映。在20世纪，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则是这类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尽管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马丁·怀特（MartinWight）和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才得到了明显的表现。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

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末，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都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它们对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又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更多的是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体系由于缺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导致互相的不安全、冲突及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依赖。国际体系的性质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发生。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状态的影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

其次，现实主义也可被视为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视为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持有上述现

实主义的那种哲学悲观主义，但当他们努力阐述有关主权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概念时，就往往超越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能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这两类现实主义学者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者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他们对国际法、道义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到机制的价值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见，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认识到，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许多相关理论组成的集合体；而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多样性，结果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虽然安全研究中的见解经常受哲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当代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争论却是围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上的问题而展开的。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不一致，但他们在下述有关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他们相信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政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公司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无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目标，考虑各种方案的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方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成本，并寻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做还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选择的足够的信息。以上述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致认识或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理论。虽然每一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些核心假定，但由于他们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了某些不同的

解释，形成了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异。

发展历史就西欧说，现实主义(Realism)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泥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广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Ｒ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listas(现实，实际)。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和这种文艺思潮的存在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现实主义之称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由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1821--1599)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艺术新样式的名词，他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标志。其后，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一八五五年，库尔贝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引起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就在这次沦战中，库尔贝创办了一种定期性的刊物，命名为《现实主义》。一八五七年，库尔贝的热心支持者商弗洛利又把他的文集定名为《现实主义者》，从此在欧洲文坛上正式树立起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这一术语也就在法国流行起来了。众所周知，巴尔扎克 (1799--1850)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深刻含义上的作家，他的《人间喜剧》乃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巴尔扎克正如这一流派的伙伴们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他们的新型的文学流派。在，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见他的(现实主义者》)，不过，那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么，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

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去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作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国际秩序模式

权力均衡国际秩序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某种方式。它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之间的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按照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世界型、霸权型、权力均衡型、参与型和国际组织型五种类型。现实主义者从上述四个基本假定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根据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认为权力均衡即均势（Balance of Power）是主权国家体系中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永远处于“围绕权力的斗争”中，通过相互对立的实力主体——国家间的均势和抑制进行操纵，在各种实力之间将产生出稳定和秩序。均势有助于防止全球性霸权的产生、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各成员国的、防止战争的爆发等功能。均势理论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理论之一，也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均势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均衡和不均衡的各种态势，而均势理论则是一种研究权力均势转变之特点、规律、原则、手段和形式的分析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特殊。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均势是一个有助于描述当代国际体系的概念，均势是指“两个对手之间的力量的平衡，或大体上的平均分配，也就是霸权或统治的对立面”。尽管均势仍有一些缺陷，但它作为管理权力的一种方法仍然值得推崇。他不同意集体安全的方法，认为民族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表现出多少愿意利用集体安全办法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倾向，而均势才是最符合当代国际体系的方法。基辛格也是均势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这位被称为“均势大师”的前美国国务卿，承袭和发挥了十九世纪初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均势思想，进而提出依靠均势建立一种适合美国霸权需要的“和平结构”

的主张。他认为，这种“和平结构”是“外交哲学”的重要目标，而均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历史能给人以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没有平衡而取得和平，也不可能没有克制而实现正义。”肯尼思·沃尔兹对均势也十分看重。他认为，均势理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当然，对均势理论进行全面系统阐述的当首推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体系构建摩根索以人性本恶为哲学基础、以权力和依据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他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存在人性于之中。”“作为政治规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图发现这些规律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以来，迄未改变。”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的本性同人的本性一样，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政治的铁律”即各国都要追逐强权利益。政治家无可选择，在国际舞台上只能按强权政治的原则办事。摩根索从国家追求强权和强权政治的逻辑出发，直接导引出均势论。他说：“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最后必然会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格局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同许多其他现实主义者一样，摩根索认为，均势是一个以各国竞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里管理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副产品，也是国家在某种情况下追求的目标。他将均势视为国家对外的万能工具，是维护各国所必不可少的，主张通过均势来国际强权斗争，通过外交来尽可能协调互相冲突的各国利益，以便确保国家的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摩根索看来，均势既是维持国际体系稳定、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又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若干国家强权分配大致均等的实际状态。均势内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旦由于外部力量，或由于组成这一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要素起了变化而导致均衡失调，该体系便显示要重建原均衡或确立新均衡的趋势。”国际体系是一个从均势到非均势再到均势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稳定到动荡再到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和状态下，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例外，要么参与直接对抗型的均势，要么参与竞争型的均势。他认为均势有四种不同的含义：（1）针对一定事态的一种；（2）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3）大体均等的强权分配；（4）泛指任何强权分配。维护或重建均势的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或削弱实力较强一方的力量，或增加实力较弱一方的力量。具体地说有：分而治之、战后领土补偿、裁减军备或增强军备、组建联盟和设立缓冲国等方法。然而，维持国际和平靠的不是均势本身，而是均势所基于的国际共

同意识。“在均势通过对抗势力之间的力学相互作用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施加之前，相互雄长的国家先得承认均势是它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这样一种共同意识会一切帝国主义所固有的无限度的权力欲，并防止它成为政治现实。尽管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均势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办法，但他们对均势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在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摩根索和沃尔兹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两人对均势形成的原因、两极还是多极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稳定等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关于均势形成的原因问题，双方的解释是不同的。沃尔兹认为，在无国际体系中，均势原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他与摩根索不同，不是从国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努力这一构架中，即还原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原理的成立和机能，而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的相互作用中，推导出均势形成的必然性的。他说，“均势理论的开端，是对国家的设想：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主体，国家最起码要维护自身的存在，而从最大限度而言，国家追求对世界的统治。”国家以或多或少理智的方式，通过使用可找到的各种手段，如提高自身实力和结盟等手段，去实现它们所看到的目标。但在国际政治的竞争环境下，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互相影响和冲突，国家的行动和互相影响的结果是趋向于均势的形成。沃尔兹认为均势是国家体系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是不管国家是否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体系趋势。“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还是会出现。”国家为了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可能有动机改善自身的地位，但这种尝试将会刺激别国采取类似的反对行动，去平衡正在崛起的大国，其结果是均势仍会恢复。因此，均势并不是各国自觉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而是一种自然状态。摩根索强调国家的行为引起国家间互动和相互关系，从而产生均势的结果。尽管他也承认均势是国际政治实际存在的一种状态，但他同时又认为维持均势状态是彼此的每个国家的一种。而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互动的影响，是国际体系的无状态迫使每一个国家为摆脱安全困境而采取同样的行动，从而导致均势的产生。显然，沃尔兹对均势原因的认识与摩根索有着显著的区别。

多极均势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两极还是多极均势究竟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双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摩根索认为均势的理想形态是多极均衡，在一个主要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多极均势是常态。多极均衡是18年至1945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而两极格局则是历史的反常。在多极均势中，因为没有单一大国的主导，各种联盟因时而异，大国间的外交斡旋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样系统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系统性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但沃尔兹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少的体系越是稳定，参与者数量越多则越不利于稳定。因为随着国际行为体数目的增加，每个制定者采取特定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不确定因素越多，一个制定者对潜在敌人的意图和行动就越可能产生误判。因此，多极体系的不确定因素要比两极体系多，多极体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比两极体系大。在沃尔兹看来，两极均衡最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的压力会使两个国家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目的在于制止另外一个大国建立霸权。沃尔兹还从经济相互依存和安全依赖性两个结构因素说明了两极均势比多极均势更具有优越性。其实，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权力，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均势理论要求国家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那就是“平衡”。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际体系的现状，确保国家不受威胁，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

总体概述

总之，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均势问题的认识是有明显分歧的。它们对均势问题的不同认识，本质上源自于双方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所致。经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于手段和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摩根索认为，权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因素，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理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在均势中，国家对外行为的目标就是要平衡这种权力，以维护国家自身的安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而沃尔兹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可能使用的手段，权力太大或太小都有风险，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在均势体系下，国家并不是要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分配。均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大国间权力的均衡分配。经典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单向地从相互作用的单位到其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双向地进行的，”存在于单位层次上的原因是与存在于结构层次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单位层次，又注意结构层次”，才能够“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尽管摩根索与沃尔兹在均势问题上存在以上这些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彼此之间的力量是多疑的，国家必须时刻注视着现实的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

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这种“安全困境”是权力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

编辑本段均势模式内在矛盾及评价

均势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国际秩序模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均势维护了国家”的观点，主要是从下述两个角度来判断的。第一，均势的固有特性，即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企图获得世界性支配地位的努力，总会招致其他国家自动的、以联盟为方式的制衡压力。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均势结构，可以阻止一国或国家集团成为该体系的支配性力量，从而自动达到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的目的。第二，认为均势的存在为维持国际秩序所必须依赖的其他制度，如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从而为国家的在法律上提供了一种国际保障。然而，均势果真如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均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弱小国家的其实是一种假象。在被称为欧洲均势“黄金时代”的18世纪，恰恰是欧洲大国火并、大国掠夺和瓜分小国、战祸连绵的时代。而此阶段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瓜分恐怕也是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些行为都是在所谓均势原则的名义下进行的。大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便是典型的例子。赫德利·布尔在批评“均势维护国家”这一命题时指出，对于受均势之害的弱国来说，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维持均势的原则毫无疑问往往是牺牲小国利益而为大国服务。大国间的均势经常是通过瓜分和吞并小国来维持的。”可见，所谓和平一方面只是相对于未爆发大规模大国战争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将战争和冲突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从历史事实看，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命题值得怀疑。再从均势的本质来看，这个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存在着矛盾。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对各国实力的测定大致均衡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测定只能是静止的和粗略的，很难精确计算。在国际社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把握地肯定它对任何特定时期的强权分配的测算是正确的，所以，为确保不至于由于任何测算错误而使自己在强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力争一个起码的安全保障，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预知它测算错误到底会有多大，所有国家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正如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所指出，“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同潜在的敌人一样强大，是谈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

必须比对方略强一些。如果一国的力量被别国的力量完全抵消，那它就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贪得无厌的强权欲，在各国的强权追求中总是潜在地存在着，但在均势中找到了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强大推动力。永无止境的强权追求，其逻辑的结果是导致各国在强权斗争必然要引起冲突和战争。由于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某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强国时，关心维护现成强权分配的国家就会为了维护原有的强权地位声称其破坏了均势，必然会想方设法遏制其发展。而这个国家则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提出对己有利的权力分配。国际政治的动力学，即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当它在维持现状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起作用时，必然会导致均势失调，因而看来只有战争才能使维持现状国家至少有一个矫正均势，使之有利于己的机会。于是预防性战争就发生了。摩根索指出，预防性战争“尽管在外交语言上令人厌恶，也为民主所厌恶，但实际上是却是均势的自然产物”。可见，摩根索是充分认识到均势和战争的内在联系的，他在后面还指出，“不难发现，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已经发生过的大多数战争都渊源于均势。”赫德利·布尔在谈到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也指出，“均势的主要作用也并非维护和平，而是维护国家体系本身，因此，当别无他法来阻止一个潜在的国家获取霸权时，维持均势便需要战争来实现。”其实，均势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强权分配，实质上是谋求或保持优势。任何声称要保持均势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谋求优势，“号称意在均势实则志在优势”——这就是均势内在的本质。因此，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相矛盾的。至于大国均势下的保障制度，它的确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保护了一些国家的，但总的说来，这种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本身就是大国利益角逐的一种妥协和折衷，它更多反映的是大国的利益分配，而不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因此，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维护一些弱小国家的，但无法永远保障这些国家的。而且国际保障制度在多变的大国关系中也是不稳定和脆弱的。一旦利益转换，攻守易势，旧有的大国关系及其安排就会发生变化。总之，均势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模式，它并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究其原因在于均势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一是，它必须首先考虑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虑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总体均势的重要性必须优先于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势。为了维持总体均势或大国间均势，大国总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二是，在均势体系下，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总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强权，这势必与均势的内在趋向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强权分配

发生矛盾，其结果必然要引起大国间的冲突和战争。所以，均势不能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也不能当作对外的目标、原则，更不能将其绝对化、理想化为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模式。当然这并非说均势在当今就毫无作用了，已经过时了。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现实利益冲突还大量存在，强权政治仍充斥现实世界的今天，均势作为一种遏制霸权、反对霸权的手段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利用均势来维护国家利益仍不失为一项可以选择的。

编辑本段相关作家作品表

作家名代表作国别斯汤达《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法国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法国狄更斯《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法国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果戈理《死魂灵》《外套》《钦差大臣》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契柯夫《第六病室》《套中人》《变色龙》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和赞美诗》美国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竞选州长》美国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美国

现实主义文学百科名片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１８３０年法国爆发“七月”，从此，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１８３２年英国实行了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两大政治事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文艺流派，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

起源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其实际运用时间相当早远，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由法国画家库尔贝和作家夏夫列里作为一个名称提出来，恩格斯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库尔贝第一次为现实主义命名

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888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信) 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已指出存在3种不同的摹仿现实的方式,第1种便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家（阿尔贝蒂、达·芬奇、卡斯特尔韦特罗等）坚持并发展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狄德罗和莱辛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坚持文艺的现实基础,肯定美与真的统一，强调艺术既要依据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辩证关系。狄德罗和莱辛在《沙龙》、《画论》、《汉堡剧评》等论著中针对新古典主义束缚文艺的清规戒律，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近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产生了促进作用。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对立概念的明确划分以及这两个名词的提出，却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席勒在著名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西方文艺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倾向：偏重于直接反映现实的“素朴的诗”和偏重于表现由现实提升上去的理想的“感伤的诗”。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再现现实，而后者表现理想，前者重客观，而后者重主观，并肯定这两种创作倾向可以趋于统一。席勒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在系统总结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现实的诗”(即现实主义文艺)与“理想的诗”（即浪漫主义文艺）的联系与区别。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之在欧洲文艺界盛行，并且形成一个以它命名的文艺流派，这是19世纪5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事。1850年左右，法国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等人初次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当时的新型文艺，并由杜朗蒂等人创办了一种名为《现实主义》的刊物（1856～1857,共出6期）。刊物发表了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美化现实”。这派作家明确提出用现实主义这个新“标记”来代替旧“标记”浪漫主义，把狄德罗、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奉为创作的楷模，主张“现实主义的任务在于创造为人民的文学”，并认为文学的基本形式是“现代风格小说”。从此,才有文艺中的“现实主义”这一正式命名的流派。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是与浪漫主义并驾齐驱两大思潮，其注重事实或现实；不受理想主义、臆测或感伤主义影响的客观过程；客观地而不凭感情地去处理思想和行动，反对一切不切实际或空想的性格。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病的暴露，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书籍

人们的浪漫热情和“理想王国”的幻想破灭了，于是形成了一种冷静务实的社会心理。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这种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思想方面，辩证法、唯物主义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文学优良传统，而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又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勃兴做了直接准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①反映生活的真实性；②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③人道主义思想；④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法国——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形成于法国，其奠基人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其后的雨果、大仲马、福楼拜、莫泊桑等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并得到发展，四、五十年代达到高潮，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郎台等一大批作家。 ——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普希金在创作上完成了俄罗斯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接着出现了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大师。美国——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挖掘现实最深、批判性最强的作家。其后有欧·亨利、杰克·伦敦等。

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特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著名油画传达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征

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

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

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末，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手法

一，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二，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力求在艺术描写中，通过细节的真实表现生活的本质，规律；三，作家一般不在作品中直抒感情，作品的思想倾向较为隐蔽。在艺术手法上，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讽刺文学的传统，同时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某些艺术经验，但又有很大的革新。在人物刻画方面，现实主义作家不但善于通过环境和生活细节的具体描写来烘托、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力求深入细致地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变化。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杰出的社会心理小说。他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托尔斯泰更把这种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推向了高峰，以其深刻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灵辩证法”，“描绘心理过程本身，这一过程的形态和规律”而开辟了现实主义的新天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刻画出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复杂内心世界，深刻剖析了被贵族资产阶级社会毒化、扭曲了的病态心理和双重性格。他宣称“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正确性叙述人的内心状态”。这种追根究底地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构成了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特征之一。现实主义的另一艺术特色，是充分运用讽刺手法，以加强批判揭露的力量。狄更斯、萨克雷、莫泊桑、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等都是讽刺艺术的大师。他们不但善于从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揭露其丑恶本质，而且充分运用虚构、夸张、对比甚至怪诞的讽刺艺术手法，嘲笑这个“黑暗王国”的昏聩荒唐和卑鄙无耻。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自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特色，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发展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是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文艺流派，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流派，形成于文艺复兴时代，或始于古希腊时代，并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即所谓“古代现实主义”、“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等。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欧美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说，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而欧洲小说在这个世纪有长足的发展，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在人间喜剧

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功于现实主义文动的推动。现实主义作家对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怀有巨大的兴趣和自觉性。不论他们的创作侧重于生活的那一个侧面，选取什么题材，他们的注意力都不限于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而是力图通过主人公们曲折坎坷的命运概括时代的面貌，描绘它的“风俗”、社会各个阶层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 19世纪，在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从题材类型说，家庭小说和以年轻人的追求、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最为突出。但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家庭决未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家庭小说描写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莫泊桑的《一生》是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家庭生活小说在19世纪的广为流行并非是作家们要逃进家庭生活的避风港中寻求心理上的暂时的平静；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在一向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最能反映道德伦理、社会价值标准的巨变，从而成为作家描绘社会生活的一个绝好的视角。在这些小说中，社会生活不但是家庭生活的大背景，而且是家庭内部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源。现实主义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更不是远离社会的荒漠英雄，以他们的命运为主题的小说甚至比家庭生活小说更引人注目。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作品(如《幻灭》)、萨克雷的《名利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它的副标题就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等可称为这方面的杰作。作者们在这些小说中或者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道德以及它如何扭曲、毁灭了年轻一代，或者突出年轻人和社会的对立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对人的压抑；追求出路和幸福的青年要么擦干他们最后一滴纯洁的眼泪，顺应社会的道德而飞黄腾达，要么不屈服于社会而被社会所窒息、扼杀。《卡门》剧照可以说，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最真实、最平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个人的命运，到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处在各种社会漩涡中的主人公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秘密，无一不得到清晰的反映。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内容的丰富性等等，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根本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小说，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等的不朽作品堪称典范。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司汤达(1783一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善于从政治角度把握社会。他20年代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1825)第一次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1830年出版的小说《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法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都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广阔的社会画面、独特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等特征而著称。卡门剧照

内容上，主要写城市富裕平民和没落贵族的矛盾，以及小市民的虚荣。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善于从经济角度把握社会。他的浩大的系统工程《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司汤达的作品不多，写有长

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玛修道院》，以及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简·爱》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泊桑以前法国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为数不多的20来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精品，都是杰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门》和《高龙巴》。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期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美学原则和严谨精致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福楼拜一生创作了8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等。他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信奉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他对作品宇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臻于完美。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对艺术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严谨、清澈的艺术风格。莫泊桑是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文坛上有“短篇小说之王”之称。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聚集在左拉周围的几个自然主义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结集出版《梅塘之夜》，《羊脂球》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福楼拜称之为“布局、喜剧性和观察的杰作”。成名以后，莫泊桑有机会涉足上流社会，扩大了他的视野。从1883年开始，他写作以上层社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和《我们的心》（10）。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

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30年代，40—5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一派出色的小说家。除此之外，还有奥斯丁、爱米丽·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促成了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的繁荣。查尔斯·狄更斯生于英格兰南部海港朴茨茅斯。查尔斯·狄更斯出生两年后，全家被调往伦敦。全家在伦敦住了三年后，又迁往查特姆。就是在查特姆，狄更斯开始上学读书。他父亲有一些藏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像《汤姆·琼斯》、《威克菲牧师传》、《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和《小癞子》这样的好书。这些书，年幼的狄更斯不止读过一遍。至于这些书对他的巨大影响，可以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分明看出。 1857年，查尔斯·狄更斯已年满45岁，这10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的高峰时期。他几乎每隔两年就出版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董贝父子》

（DombeyandSon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50）、《荒凉山庄》（BleakHouse,1853）、《艰难时世》（HardTimes,18）和《小杜丽》（LittleDorrit,1857），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简·奥斯丁(1775—1817)是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女作家。在她42个人生岁月中，留下6篇小说：《傲慢与偏见》(1813)、《爱玛》(1815)、《理智与情感》(1811)、《诺桑觉寺》(1818年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劝寻》(1818年出版)。这些小说的题材均来自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但作者善于从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中发掘出严肃的道德主题。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清新深邃，回味无穷。这是奥斯丁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突出贡献。奥斯丁的代表作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这两部小说都写爱情和婚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揭示出简爱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乡村生活的闭塞。萨克雷(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继承了斯威夫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运用讽刺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为数众多、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代欧洲作家里的第一流的大天才”，“一位犀利而无情的讽刺家”。他出色的讽刺才能，对社会丑恶的辛辣抨击以及挖苦嘲笑的幽默风格，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夏洛蒂·勃朗特(1816一1855)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是一位富于文学才华和艺术魅力的女作家。她一生创作了4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利》(1849)、《维莱特》(1853)，描写了小市民知识妇女的命运与抗争。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以唯一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而饮誉文坛。小说写希剌克厉夫与女友卡瑟琳生生死死的奇特爱情和他变态复仇的性格，通过希克厉和卡瑟琳之间痛苦而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复归，表现了爱情和复仇的主题。肖伯纳(1856—1950)受易卜生的影响，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认为戏剧是“思想工厂”，舞台是“宣传讲台”，并由此开始他的戏剧创作。从12年开始发表第一个剧本，到1950年去世，他一共写了51个剧本。

现实主义文学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民主思潮、西方文化吸引了人，的文学开始繁荣。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被誉为“灿若星辰的伟大名字”的文学大师。现实主义文学较之西欧各国形成稍晚，但发展迅速，成绩突然。40年代，当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高潮时，的

现实主义文学却刚刚形成，而在50—60年代法国文学批判力量开始减弱时，文学却迅速发展，蔚为壮观，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普希金(1799一1837)是传统进步文学的集大成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抒情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情调。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先河。其作品的俄罗斯文学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开创了文学的新时代。莱蒙托夫(1814—1841)是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短促的27年中创作了400多首抒情诗和一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小说主人公毕巧林对贵族社会空虚的生活深感不满，但又徒有油画反映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状况过人的才华，缺乏生活目标，于是玩弄人生，浪费生命。莱蒙托夫借毕巧林的日记写出了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自我认识，开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的先河。美国现实主义代表马克·吐温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作家，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1865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称为现实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是美国精神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小说。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正视现实，不尚空想。现实主义文学又为现代主义文学铺平了道路。马克·吐温

经过内战以后的美国社会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美国社会的性质和观念。新一代作家不满意于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生发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图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他们的解释，主张客观现实，摒弃主观偏颇、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人们的兴趣现在已转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意到现实的野蛮、肮脏，直接公开描写阶级斗争,这时的作家已能描写人物在各种条件或环境下的反映，描述远西(FarWest)、新移民和劳动阶级的斗争,这些作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注意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形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三个代表作家是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ils)，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马克·吐温。们真实地描写了美国本地风土人情，带有浓厚乡土气息，挖掘了人们的内心生活。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美国东部地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有行将消失的边疆地区、有农村、有小镇、还有噪动的都市。有本土的主人公、有，美国式的姑娘，、有为生活所迫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商人、有心理复杂的市民。总之,他们为后来的现实文学在题材、技巧和风格上都树立了典范。

编辑本段二十世纪欧美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在二十世纪产生过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世纪，欧美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得到较大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呈基本平衡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有一两个国家的成就在某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总体上，在19世纪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法国、英国、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一改原来的滞后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东欧、南欧和北欧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学的第一道曙光就出自现实主义文学，而且60年代以后在世界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的“文学爆炸”，也是源于现实主义文学奠定的基础。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跟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在政治讽刺小说《好兵帅克》（1920－－1923）中抨击奥匈帝国穷兵默武的行径，塑造了帅克这个善良乐观而威武不屈的、代表着捷克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形象；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小说，表现捷克人民丧失生存自由、丧失国家主权的极度悲哀和痛苦。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一）擅长寓深刻哲理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她的诗作从《呼唤雪人》（1953）到《结束与开始》（1993），都着力表现人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内涵。

南欧与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以描写古老家族盛衰的史诗性作品和表现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最为成功。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硕果》（1917）和西格里德.温塞特（188—1949）的《克丽丝丁》（1920―l922）都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民族生活和斗争历程的史诗性作品。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该地区的民族民主斗争同步发展，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就斐然。墨西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和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一1998）。前者的《底层的人们》（1915）再现墨西哥的民主历史，描写了受压迫的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后者的《太阳石》（195）赞叹古代文化的辉煌，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挚爱激情。智利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伟大的民族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拉丁美洲诗坛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兰。昆德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一）的小说把幽默作为表现荒诞的一种形式，以反讽作为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以轻松、随意而且常常带有戏谑、幽默、嘲弄的笔调来写悲剧性内容，表现出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对人类生存绝对无条件肯定之后的智者的彻悟。他的小说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当时的文坛出现过被称为“昆德拉现象”的热潮。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概括

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静静的顿河

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动就开始了。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1905年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19世纪无产阶级诗歌，包括鲍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学，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些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尚不成熟，他们还不能描绘出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主义图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致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之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无产阶级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只有到了第一次时期，才具有这种的形势和特点。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正是在第一次的高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的未来前景，通过对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洪流，并为工人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这里，高尔基运用与过去艺术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新时代给艺术提出的新课题。《母亲》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尔基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十月的胜利为艺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尽管在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过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流派和团体，但至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的重要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与《好！》、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潘

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尔基在《母亲》创作中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满腔的热忱，而且这些特点已成了苏联文学中的主导倾向。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铁流》中译本封面。从2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苏联作家、理论家开始注意创作实践中这些日趋成熟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英雄的现实主义”等。其中“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竭力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是把哲学上的概念直接搬用于艺术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它是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的组合，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新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到衰退，前后持续了十余年。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抵抗运动和南方问题，象一根红线贯串在早期新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们以经历墨索里尼统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亲身体验，热情地描写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维加诺：《安妮丝之死》，1949），对法西斯残害善良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发和鞭笞（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人》，1947）；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惊人的贫困、落后(卡尔洛·莱维：《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他们政治上的觉悟（约维内：《神圣的土地》,1950；贝尔托:《满天红》,1947;《强盗》，1951）。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作家们不能正确、深刻理解自己描绘的事实，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艺术概括和揭示。他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哀伤情调。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道主义思想和写真实的创作原则。新现实主义者满怀诚挚的爱怜，描写善良而软弱的小人物，如失业者、流浪汉、贫苦农民、公务员，他们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运搏斗，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作家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

呼喊和。这些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冲突和对立，揭露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阴暗情景。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赏析

《红与黑》（司汤达）

原名：《于连》副标题“1830年纪事” 司汤达

“红”指拿破仑时期士兵的红军装，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 “黑”指教职人员的黑教袍，代表封建社会力量。思想内容。 1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以于连的遭遇为线索，以维立尔市，贝尚松神学院和巴黎木尔侯爵府为活动舞台，形象地展示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杂的阶级矛盾。 2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贵族、教会的黑暗和罪恶。 3辛辣地嘲讽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于连的形象分析：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1于连的阶级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 2于连的性格是矛盾的。受压后就反抗，当个人名利得到满足后就妥协、投降。 3于连的平民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泯灭。 4人物形象的局限性。他的行动是个人盲目的，他的反抗具有极大的动摇性，一旦个人的追求满足后就妥协投降。艺术成就： 1、从传统封闭结构向现放结构过度。 2、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 3、杰出的心理描写。

《高老头》（巴尔扎克）

的主题思想：巴尔扎克

1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封建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子爵夫人告别巴黎)。 2小说描写资产阶级凭借金钱和财富的力量打败封建贵族。揭露了金钱的罪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3小说揭露了与资产阶级野心家极端利己投机取巧完全不同的诚实的个

人奋斗之路。艺术特色。 1结构精致，情节富有戏剧性。小说围绕拉斯底涅向上爬安排情节，有主有次、多情节、多故事。伏脱冷完成了教育的使命后被捕；鲍赛昂夫人完成任务后隐退；高老头的悲剧促进了他性格的最后形成。 2从现实的精致观察进行精确生动的典型环境的描写。对典型环境的描写为人物性格发展提供依据。如伏盖公寓的颓废、寒酸与上流社会灯红酒绿形成强烈的对比，刺激出拉斯底涅向上爬的野心，形成了典型环境相适应的典型性格。 3广泛地运用了对比的原则。如高老头对女儿的溺爱与泰伊番将女儿赶出家门；高老头的痴情与女儿的绝情，从中引出抑恶扬善的教训。(人物对比) 上流社会和伏盖公寓下层社会对比，刺激了拉斯底涅的野心。(环境对比) 4语言多姿多彩、比喻深刻。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如伏脱冷语言锋利、充满强烈味、赤裸裸一针见血；高老头的语言中充满对女儿的痴情。比喻：高老头没钱是遭到女儿们的遗弃“就像柠檬榨干了”，她们“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 5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高老头的父爱持久不变；同为野心家拉斯底涅涉事不深，伏脱冷老谋深算。

《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包法利主义”：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的品性被称为“包法利主义”。“包法利主义”是平庸卑污的现实福楼拜

和渴望理想爱情、超越实际可能的幻想相冲突的产物。它与爱玛这个形象结成一体，成为文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享乐生活盛行的恶浊风气孕育而成的。艺术上，《包法利夫人》被看作一部典范作品。在典型的塑造上，福楼拜更注重精神气质的描绘，而不是性格特点的刻画。爱玛的耽于幻想，包法利的浑浑噩噩，郝麦的讲求实利，都是从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特点去表现的。在遣词造句上，福楼拜不愧为大师。名句不胜枚举。“像人行道一样平板”形容包法利谈话的平庸。第一个妻子瘦削得“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剑入了鞘一样”。爱玛渴望爱情，“就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鲤鱼巴望水”。老农妇的手像“千辛万苦的卑微的凭证一样”。小说结构上，《包法利夫人》也有新的创造，全书分成基本对称的两部分。女主人公的发展至农业展览会形成高潮，然后走下坡路，直到结尾。

《双城记》（狄更斯）《双城记》的思想内容 1对贵族阶级做彻底的否定。小说通过梅尼特医生给朝廷的揭发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以及被捕人狱18年之久的情节描写。无情地揭露了了的统治阶级政体、法律制度。 2描写了法国人民在封建下的悲惨生活。 3生动描绘了法国大中巴黎人民

攻打巴斯底狱的情景和惩罚压迫者的历史画面，反映了法国大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准确而又形象地展示了发生的原因和必然性。《双城记》 4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艺术特色。一结构复杂严谨，由三个对立而又相交织的线索组成。梅尼特医生的故事；贵族后代代尔那的故事；者得伐石太太的故事。体现了情节的丰富性和结构完整性的统一。二浪漫色彩和现实手法有机结合。 1浪漫色彩：小说情节波澜起伏、紧张生动又富有戏剧性。 2写实手法：对法国大的原因及场面的描写。三大笔勾勒和精雕细刻有机结合。 1大笔勾勒：巴黎人民。 2精雕细刻：人物肖像、心理及叙述事件。从《双城记》看狄更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双城记》中狄更斯以自己的人道主义准则来评价法国大前的封建贵族政权和大胜利后的资产阶级政权。 1同情法国人民的悲惨生活。 2同情法国大，描写了法国大的场面展示了大发生的原因、必然性。 3谴责了暴力领袖得伐石太太。 4塑造了人道主义最高典型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如作者把贵族的残暴和者的错误作对比，以此突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认识也使他不能准确认识法国大及其过程中的是非功过。《简?爱》（夏洛蒂?勃朗特）形象： 1、简?爱是个平民女子形象。 2、代表平民女性内心的愿望：要求和男子平等；捍卫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以及自由表现自己的爱憎。 3、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小说艺术： 1、人物的个性化。简?爱的个性是：聪明而谦逊、倔强而善良、沉静而热烈。罗切斯特的个性：傲慢的外表和温柔的内心构成对照。“内外对照法” 普希金 2、情节引人入胜，语言质朴无华，景物描写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

被誉为“文学之父”“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奥涅金的形象：奥涅金是贵族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1他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 2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3他希望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典型。艺术特色最显著的是它的抒情性，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着“作者的声音”。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抒情插笔”。这些“抒情插笔”，有时是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时是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时是对往事的追忆在

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典型性格的塑造上、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上都达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水平在人物性格塑造上，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奥涅金和连斯基、达吉雅娜和奥丽嘉之间在对照中，各自的性格特征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语言上是很有特色，普希金把诗的精练、含蓄和散文的流畅、朴素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典范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它既是诗的，又是散文的。在诗的格律和韵律方面，除了男女主人公各写的两封信以外，其余均为用四步抑扬格写成的十四行诗组成的诗节，这种诗节后来被人们称为“奥涅金诗节”

编辑本段现实主义文学的成果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法国司汤达《红与黑》法国莫泊桑的《项链》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双城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果戈里《死魂灵》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