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

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

【摘要】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的一个先锋。本文阐述了她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翻译 斯皮瓦克 翻译的政治

一、引言

斯皮瓦克1942年生于加尔各答，是印度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加尔格答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63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在他者的世界里》（In Other World，1988）。另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Displacement and Discourse of Women”，1983）、《阐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s”，1983）、《爱我及我影—她》（“Love me，Love My Umbre，Elle”，1984）、《的印度：妇女的印度》（“Independent India：Women’s India”）等。她深受德里达的影响，翻译了德里达的代表作之一《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从此成为解构主义者，同时她对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有浓厚兴趣。1993年她出版了《教学机器内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一书，“翻译的政治”一章就选自此书，它集中体现了她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

Susan Basset 和Andre Lefevere（1990）在《翻译、历史和文化》的序言中写道：尽管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可以证明翻译方式的变化，但是要解释这些变化，翻译学者必须深入探讨“社会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和变动性，以及对于文化产品（翻译产品是文化产品的一部分）来说，该种权力行使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观点促使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诱发了西方学者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狭义的“翻译研究派”的影响已经开始减弱。文化转向的表现主要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后殖民翻译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

后殖民主义是从原殖民地出发，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它关心

的是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它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由一批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中成长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的。对于它兴起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后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霍米·巴巴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上来。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批评家。

三、翻译的政治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特别关注翻译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ideological consequences)以及大量的变形现象(distortion)。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均有阐述。她认为结构主义翻译只是从语言的句法、同义词以及地方色彩等语言层面去考虑问题，解构主义认为在这之上还有三个层面：逻辑、修辞和沉默。逻辑指明关系，使我们能够跳出词与词之间的简单连接；修辞以扰乱逻辑的方式表明在语言旁边或环绕语言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而沉默是在修辞背后，决定哪一种修辞其作用以及起多大的作用。不考虑建立起这样一种模式，就没有真正的翻译可言。而后殖民主义进一步认为，处理这种模式的方式在殖民者语言（如英语）和前殖民地语言（如孟加拉语）中是不同的，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语言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活动，在前一种活动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接受殖民者的态度，而在后一种活动中民主法则会变成强权法则。

她把女权主义运动介入后殖民主义翻译活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介入对后殖民主义翻译问题的探讨，批评了西方国家翻译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时所采取的流畅译法。（李红满，2001）。她认为在大规模的从第三世界语言译成英语的翻译中，被应用的是强权法则而不是民主法则。所有的第三世界的作品在译成英语时都成了不地道的翻译文本，虽然流畅易理解，展现了那些作品的现实性，但却缺少了文化、语言、地域色彩等第三世界所特有的标志性特质。她严厉地批评那些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之外的女权主义文本都应该译成强权者的语言“英文”。她指出,这样一种翻译时常都被一种“译作腔”( translationese)所表述,它

会贬抑那些富于政治色彩但却较少拥有权力的个人或文化的身份认同。她说:“在批量的英文翻译中,可能会出现民主的法则被诱骗为强者的法律的机率。这种情形发生于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译为一种翻译腔(translationese)之际,“不管是巴勒斯坦女人还是中国男人在把作品翻译成英语时都很相似”。（Spivak，1993）。就此她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是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之粘连的问题的。即是说,翻译在殖民化过程(the colonization rocess)中以及在“播撒”(disseminate)殖民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化建构的形象(an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image)方面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换言之,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此外，她认为修辞会破坏逻辑与语法共同作用建立起来的意义。她提倡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把原语言的具体环境呈现给读者。要做到这点，译者必须对文本详细阅读，成为其忠实读者后，她才会沉溺于文本，对文本做出正确的理解与翻译。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译者，要注意到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英语翻译中充满反抗色彩的描述在原语言中可能是极端保守的”。（Ibid）不同的社会环境可以改变翻译的政治效能。当政治色彩浓厚的“gendering”这个词很难被译成孟加拉语时，大都市的女权主义者却很快理解并接受了这个概念。

四、意义

斯皮瓦克并非是将自己局限于某一学科狭窄领域的专家，而是打破专业界限、横跨多学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学者。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所以，她对后殖民主义应该有更深刻的感触。她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理论紧密相联，并将自己的“边缘”姿态和“权力”分析的策略施于当代理论和批判领域。换言之，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式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她并非是零散地挪用这些理论,而是将其批判性、性、边缘性精神同自己本民族受殖民压抑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从而使她在“历史话语”的剖析、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几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她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员先锋。对其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准确地把握。

以前的翻译没有注意到隐含在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后殖民主义者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判了人文学派的翻译理论，而把翻译看作是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探讨弱小民族或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或语言时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马会娟，2001）。它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从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它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忠实”、“通顺”，“直译”、“意译”的简单的技术层面上出来,而步入

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对话、抵抗的思考中。这与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义精神复兴，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整个氛围是一致的，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女性的压迫可能来自女性内部，第三世界的压迫也可能来自第三世界内部，同样，男性也不都是女性的压迫者，第一世界也不都是第三世界的压迫者。“女性”、“男性”、“第三世界”、“第一世界”都是有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个人则又必然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个群体概念来阐释所有的状况。

参考文献：

[1]李红满，（2001）．回眸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百年历程——评韦努蒂的《翻译研究读本》．中国翻译，（5）．

[2]马会娟，（2001）．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兼谈 Maria Tymoczko 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

[3]潘文国，（2002）．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中国翻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