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伍的”的来源》述评

《北京话“伍的”的来源》述评

作者：鲁美婷 张喆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3期

摘 要：本文是对张世方先生《北京话“伍的”的来源》一文的述评，拟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目的在于借鉴其优点以供我们学习，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材料；观点；方法；

张世方先生《北京话“伍的”的来源》一文发表在《民族语文》2009年第1期。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作者开篇提出关于“伍的”来源的几种观点，第二部分说明“伍的”一词的地理分布与八旗驻防及满语，第三部分是“伍的”与蒙古语的-ud及相关概称形式，最后一部分说的是“伍的”借入汉语的途径与年代。

我们打算从材料、观点、方法这三个角度对这篇文章做一剖析。 一、从材料方面看 优点有几个方面：

（1）这篇论文引证丰富，包括历史材料和文献数据以及文学作品和一些词典。文后附的参考文献就有37篇，可见作者在材料方面是做足了功夫的，这点颇值得我们学习。例如，文章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伍的”与驻防八旗的地理分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推测“伍的”可能是通过八旗驻防从满语或与之关系密切的语言借入的。不能不承认这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以上是从材料的种类上来说的。

（2）从材料来源看，文中有些材料是作者自己亲自调查搜集而得到的，例如对“伍的”的一些地理分布的调查。我们常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恰好说明了占有材料的重要性。 （3）材料是为了说明观点的，因此材料的选取意义重大，当然这不意味着材料越多越好，而是所选的材料要与作者想阐释的观点相关，为说明观点服务的，这一点作者做得比较好。例如在文章第四部分作者用有关的史料以及人口地理迁移的知识阐释了语言接触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使得被取代的语言在占优势的语言中留下痕迹，也即所谓的“语言底层”。这样，事实跟观点结合，就使得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 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在使用材料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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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在第二部分谈到元曲中的“兀的”的时候，指出其用法有一个逐步虚化的过程，而在材料中并没有指出它的实指用法。另外在这一部分，作者先是从词性方面说“兀的”的用法，接着又从它的句法功能的角度来说的，使人感觉前后不怎么连贯。而且这部分的材料来源都是《元曲选》，这显得比较单一。这儿的例子有什么用处，是为了证明“兀的”是来自蒙古语的？因为在历史上元朝建立了蒙古国。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作者也没有做明确的说明，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从观点方面看 优点体现在：

1、作者先是列出了其他人的相关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条分缕析，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然后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说明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就关于“伍的”来源的几种观点来看，作者先排除了它是由“伍”的“群”“伙”义意转而来的观点，同时认为它来自北京话“五六儿的”的缩略形式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接着就它来自宋元时期的指代词“兀的”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但由于语料缺失等原因，这种观点也被作者否定了，最后只剩下“伍的”来自女真语、满语或蒙古语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作者是赞成这种观点的。

2、对待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作者的态度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根据“伍的”与驻防八旗的地理分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推测“伍的”可能是通过八旗驻防从满语或与之关系密切的语言借入的，但也只是大胆做出假设，然后小心进行求证。说到“伍的”借入汉语的年代的时候，作者说“至迟在清代‘伍的’使用就应该比较常见”，这里作者给出了一个时间下限，可见其态度是很谨慎的。

3、在提出观点的时候，作者也用实例证明其合理性。例如文章第二部分指出，像“伍的”这种功能词的借贷一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在受语中具有与源语相同或相近的功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功能词在一种语言中是借入的，那么它在该语言中的功能应该基本保留着它在源语中的语法功能。因此，语音的相近与否也应该成为我们判断一个词是否来自汉语语源的重要依据之一。这里作者能够提出一些带有原则性的观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当然作者在观点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在说明“什么伍的”可能来自于喀喇沁蒙古语的概称形式的时候，这个观点应该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就提出来，而不是置于第四部分，把观点置前容易使人明白作者的思路。还有北京话及汉语官话方言的“伍的”有可能是从蒙古语中辗转借入的”这一论点应该在文章第二部分就给读者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以便后文更加容易展开。 三 、从方法方面看

文章几乎用到了我们学习过的所有语言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开篇“伍的”的几种词形及所列举的例子以及文章中其他的例证用得都是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现代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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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名词复数附加成分-d、-ud是由中古蒙古语中的-t及其派生形式演变来的”很明显这一部分用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文章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中关于“伍的”地理分布和驻防八旗的论述很显然使用的是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第四部分满城语言社团由一个封闭的“方言岛”到与周边语言的接触，先后发生的一些变化都是接触语言学方法的体现。此外哈斯巴特尔(1991)指出蒙古语复数附加成分经历了一个虚化过程：具有该特点的一些人(或物)、总括/集合、复数以及元曲中“兀的”的用法存在一个逐步虚化的过程：实指>虚指>语义轻化>语义虚化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文章用到了语言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只是根据文章的需要有的方法用得多点，有的方法则相对较少。

总的来说，作者根据喀喇沁蒙古语中的名词概称形式具有类似汉语助词“等”的功能，认为北京话的“伍的”对应于蒙古语复数附加成分-ud，而其原初借入形式“什么伍的”应是这种概称的半意译半音译形式的观点我们是基本认同的。文章在很多方面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例如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等。当然也存在材料安排顺序等方面的缺陷，但总体看其优点是占主导的，不足之处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对此我们应该持辩证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