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文档

一、引言

综观中西翻译史 , 尤其是文学翻译 ,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 皆是。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 就连

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 的存在、 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 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 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 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 逆性的翻译现象 ,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 接 受现有的翻译实践 ,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 消解 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 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 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规 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 定出一个规范 ,让所有译者 ,不分时 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 遵照执行 （林克难 ,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 ,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 评判译文的优劣 ;同时,以点带面 ,把仅适用于某

些体裁的翻译标 准推而广之 ,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 却对 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 以及这些 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 （ 董

明,2003:46） 。传统 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 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 因此,规范性的翻 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 归化与异化、 忠实与不忠实之 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 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 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约翰?麦克法 兰提出: “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 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 ,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 , 这种 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 , 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 的事情。”（ 林克难 ,2001:44） 这种描述翻译学的方法使研究者不 拘泥于“忠实”的绝对标准 , 它接受现有的翻译 , “对翻译实践 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 （Toury,2001:1） 。

描述翻译学视翻译为一门经验性学科 , 以现实的翻译现象作 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 , 而不是以原文为研究的核心。描述翻译学 的这一转变 , 是因为翻译史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定论 对于翻译的本质是什么 ,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翻译的原则是什么 等基本问题 , 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说法。与其在这些大而无 当的问题上花费时间 ,倒不如对现实的翻译行为进行描写 , 用迂 回包抄的方法逐渐逼近那些

棘手的问题 （ 申连云 ,2004:77） 。因而 , 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 , 描述翻译学更侧 重探讨翻译的起因、策略及其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 为译文提 供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定位。

不同于描述翻译学 , 传统翻译研究视原文与译文为对立的二 元, 认为原文的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 ,而译文的产生则是 一个被动的意义传输过程。 这种翻译观反映在翻译实践上就要求 译者做到绝对忠实 （王健 ,2007:86） 。任何违背或偏离这一准则的 译文都被斥之为不忠实的译文 , 而创造性叛逆则给予翻译中违反 忠实标准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以新的解释和定位 来阐释忠实的涵义。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罗伯特 ?艾斯 卡皮提出来的。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指出 :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 叛逆。” （埃斯卡皮 ,1987:137） 在《译介学》一书中 ,谢天振教授 把创造性定义为 : “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 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性定义为“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 , 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 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 谢天振 ,2000:137） 。从理论上而 言, 一种是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 ,一种是对原作的客观背 离, 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 ,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 分隔开来的 , 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谢天振 ,2000:137） 。因 此, 创造性叛逆是在承认翻译局限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 即对原文 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客观与忠实常常

, 从新的视角

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貌合神离 , 从而引起对原文本质上的背叛 , 并根据对翻译过程中固有局限的 客观分析 , 提出给译者一定的活动空间的翻译策略。正如许钧教 授所言 : “以看似不忠的手段 , 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 , 在 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 生, 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 ,这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 的直接原由。” （ 许钧 ,2003:334） 鉴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 大多学者探讨 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但实际上 ,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产生的一种译文对 译入语的客观背离也属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 , 即创造性叛逆既包 括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 , 又包括译文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叛 逆。如朱生豪以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诗体戏剧 , 属于译文对原 文的创造性叛逆 ,而庞德以“意象并置法”翻译中国古诗 , 违反 了英语即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行文结构 , 属于译文对译入语的创 造性叛逆。对于这些优秀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 , 我们无法以简单 的“忠实”原则来予以否定 , 只有将译作放入其历时与共时状态 交汇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 我们才能得到和作出不失公允的分析、 解释和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创造性叛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观 描述翻译学也是对传统忠实观的一种解构 , 但需要指出的是 , 对 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忠实”的翻译标准的过时

, 只是

“忠实”的角度和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描述翻译学也不是想 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 , 只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一些 不尽完美

的地方提出批评和意见 （林克难 ,2001:44） 。这正是创造 性叛逆和描述翻译学相契合的地方 , 即不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和 绝对化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 不以简单的忠实原则来评判译文 的优劣 , 而重点关注翻译的过程、产物和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 系。因此, 我们不妨在描述翻译学的框架下 ,借助创造性叛逆这一 概念,对翻译中违反忠实原则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 , 分析其存 在的理论依据及影响其可行性的相关因素。

三、译者主体性 描述翻译理论对翻译的两个基本认识是翻译的不完整性和 译者对翻译的摆布 （董明,2006:8） 。由于语言结构的特殊性 , 双关 等修辞手法在其它语言中的不可复制性 , 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和美 学效果 , 文学作品风格的复杂性 , 等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 需要 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 ,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 原作的 异域文化特色”等 （孙致礼 ,2002:43-44） 。这单靠传统的绝对客 观、忠实是无法实现的 , 更不能保证译者能够充分解决因语言文 化等实际差异所构成的翻译局限。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

, 使描述

翻译学承认译作的不完整性 , 译者很难把原文百分之百地复制到 译文中去。同时 , 译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标准、 文化价值取向等 ,都给其译文打上了创造性的烙印 , 即译者对翻 译的摆布。因此 , 同一篇原文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译者手里会 呈现出不同的译文 , 原文与译文是一对多的关系。这也反映出 , 在描述翻译学中 , 译者已不再被视为原文的奴仆、人或透明 人 , 译者的主体性意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所谓译者的主体 性意识 , 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

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 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 （ 许钧,2003:345） 。这种创造性 意识使译者从对静态文本的关注过渡到对翻译过程中各因素动 态关系的重视。

以译者的主体性为支点 , 创造性叛逆强调译者与作者或 者说

译文与原文的视界融合。就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而言 , 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文、译者、译语文化等在翻译过程中 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译者对文本的摆布或操纵 , 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他对各种与翻译相关因素的平衡上 （ 董明,2006:10） 。由于 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翻译局限的存在 , 翻译家们经常陷于译与不 译的尴尬处境之中 , 不断地进行决策与变通 , 在直译与意译、 归化 与异化之间寻找着适宜的切入点。决策与变通的结果是

, 许多译

者对绝对的客观与忠实提出了质疑与批判 ,不再奉其为圭臬 , 而 是对适当的文本、 篇章、词句采取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 因此 , 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 为译者认真审视与运用“创造性叛 逆”提供了可能和前提。请看下例 :

POST NO BILLS.POST 110 PILLS.

译文一: “禁止张贴广告”、“邮寄一百零十粒药丸”。 译文二: “不准张贴”、“不准长占”。 （孙致礼 ,2001:22） 这是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两个短句。第一个 短句“ POST NO BILLS是个告示，告诫人们不要在此张贴；第二 个短句是有人调皮将 NO去掉一笔变成了 110,将BILLS去掉一划 变成了 PILLS。译文一对原文进行了忠实的翻译，但译文读者不 仅体会不到原文文字游戏的

诙谐 , 甚至还会纳闷 , 前后两句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相反, 译文二的译者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意识

,

舍弃了 110、PILLS 的本义 , 将“张贴”各去掉偏旁部首 , 变成 “长占”。 译文二运用了创造性叛逆 , 舍弃了表层含义 , 比较成功 地体现了前后两句之间的联系。实际上 , 不管译者主观上多么想 忠实于原作 , 文化上的差异、表述上的局限使得翻译实践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现象。 但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不 拘泥于原文语言的转换 , 于原作的语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现原作的 神韵与意境 , 即形式上的某种创造性和叛逆性实则是为了达到真 正意义上的忠实。当然 , 这种创造性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有条件、 有限度的“二度创作” , 叛逆性也是“在表达上遇到难以逾越的 障碍”时才允许进行的“变通” （许钧 ,2003:103） 。

四、接受环境 描述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与功能的时候 , 把翻 译放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中去研究 , 即从翻译语境化 或接受环境的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 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 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 用?这是描述翻译学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 克难 ,2001:43-44） 。

综观中外翻译史 , 创造性叛逆的译作对译语语言文化产生巨 大影响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庞德于

1915 年出版

（ 林

了其翻译的中国古诗集《中国》 （ 又译《华夏集》 ） 。除了个别误 读和偏差 ,《华夏集》 中的许多翻译都可称得上创造性叛逆 ,与以 往

传统的诗译迥然有异 ,但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 甚至在西方兴 起了一股“中国热”。 《华夏集》的出版引起了近百年的不同评 论, 主要分为维护派和批判派。 我无意对其进行维护或批判 ,而旨 在通过描述学的视角对庞德的译诗进行客观的分析。上世纪初 , 美国的一些学者和诗人不满维多利亚诗风的伤感、空洞

诗歌内容和形式创新的突破口。庞德是其中主要的代表

, 寻求对 , 他主张

诗歌应具备“声诗”、 “形诗”、 “理诗”的特点 , 语言要清晰、 准确和简洁 , 诗人应废弃一切对表达不起作用的词语 , 通过意象 来思考、感觉等（ 董明,2003:48） 。而中国古典诗歌历来讲究“含 蓄” ,即诗人的意图、 情感体现在对意象的描述中 , 而不是抽象的 说理和过分的渲染。 意象的合理运用使诗歌生动鲜明、 简洁明了 （ 朱湘军、郑敏宇 ,2005:53） 。中国古典诗歌所注重的意象鲜明、 词简意丰与庞德的意象理论不谋而合。 为了引进中国古诗的模式 和语言方式 , 在翻译中国古诗时 , 庞德违反英语语法规则 ,采取意 象并置的手法 ,追求意象的凸显 , 该隐的隐 , 该显的显 , 强调译文 最终达到与原文一致或近似的审美效果。以“国破山河在 , 城春 草木深”为例 , 庞德的译文为 :Empire broken:mountains and rivers remain/Spring city:grass and trees thick.（Yip,1969:18） 在这句译诗中 , 庞德省略了 Empire 与 broken 之间的系动词 is,Empire broken 与 mountains and rivers remain 之间的连词 and,Spring city 前的介词 in, 以及 grass and trees 与 thick 之间的系动词 are 。通过省略这些词 与词之间关系的词 , 庞德在译文中形成了 Empire,mountain and river,spring

city,grass and trees 几个意象组成的意象群。 庞德的翻译完全不符合译入语的行文规范 , 但却触发和影响了美 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一些学者和评论家也指出 : “庞德的翻译比 Legge 这类汉学家的翻译更能使我们深刻领悟到中国诗的神 韵。”（朱湘军、 郑敏宇 ,2005:） 庞德创造性叛逆的成功之处在 于每个译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环境中产生的 , 同时 , 译语文化呼唤新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诞生 , 译文也肩负着用新的 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 （董

明,2003:47 。）因此, 在语际转 换过程中 , 译语接受环境的相关因素为创造性叛逆的产生、存在 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 , 在考虑接受环 境和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之外 , 译者也需要适当考虑接受者的接受 能力,尤其是因为文化因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引起的信息传递和 接受的障碍 , 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学习和借鉴的目的。

五、文化因素

描述翻译学侧重实现了的对等 , 而不是理想过程中的对等 , 采用的是回顾视角而不是前瞻视角。 回顾视角旨在确定在某一具 体文化中有哪些规范和在文本生成中起了作用 , 即描述翻译 学的目的不是规定翻译应该怎样去做 , 而是观察翻译是如何实际 完成的 （谭业升 ,2006:48） 。进入 90年代以后 , 以巴斯奈特与列夫 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标志 , 描述翻译学出 现了文化转向 , 将翻译实践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是 因为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 , 必定会出现信息的阻滞与变 形。在翻译过程中 , 译者的任务不仅包括替译语读者解读原文本 的语言符号 , 而且包括破解原文

本的非语言符号 , 即文化因素的 传达、再现。这一直是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在各国文化融合不 断加深的情况下 , 翻译是“一种文化中一套特定符号与另一种文 化中一套特定符号之间的意义转移” （ 廖七一 ,2000:233）, 其功 能之一是文化交流 , 而非文化蒙蔽。当代读者在接触、了解其它 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时 , 也希望能够借鉴和吸收其它文化的异 质成分 , 以其崭新的文化因子不断充实、丰富和更新自己的文化 构成。

然而,东方和西方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 各语言群 体的价值取向、宗教心态、思维模式、表达习惯、历史典故、政 治法律等方面的不同 , 造就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 时, 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 知识结构和风俗习惯 ,不同文化背景的 接受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缺省、期待视野、文化结构和接受能力。

正是这些多样性、 差异性和接受能力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信息传递 的障碍 , 导致了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对源语文化信息的增添、删减 和变形。这样 , 文化失真、文化误读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译者 要避免文化失真、文化误读的发生 , 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本 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 , 这单靠对源语字、词、句之间的绝对忠 实、客观的对译和机械转换是实现不了的 , 甚至会产生诘屈聱牙 的译本 , 因为即使是相同语义色彩的词也会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联想。 文化因素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 在文学翻译中 , 具有文化负载的词、句和段落等在翻译手段和策 略上应有变通和灵活的特点。译者要遵循文化存真的原则

, 重视

源语词汇的信息 , 根据源语词汇在特定语境下的涵义、感情色彩 等, 同时兼顾译语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 , 创造性地对各 种翻译手段和策略进行选择、融合、补充 , 向读者传递真实完整 的原语文化 , 而不仅仅囿于用音译、直译等手段表达出源语的字 面含义。

在文学翻译中 , 越是独特的风格 , 陌生的内容 , 越容易导 致

较大幅度的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 ,2000:145） 。诗歌,因为其独特 的体裁、 高度精练的文字形式、 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让译者大呼诗 歌翻译之难。其中 , 文化内涵的再现更是难中之难。忠实地译出 了原文的字面意思 ,可能没有再现出其中的文化内涵 ; 用解释性 的词语译出了其中的文化涵义 , 则可能失去了原诗的简洁和韵律 美。试看金昌绪的《春怨》 :

打起黄莺儿 , 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 不得到辽西。 Bynner 译为 : 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s

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hsi To join him there,they wakened her. 许渊冲译为 :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原诗具有民谣色彩 , 生动活泼。表面似乎是一首表达儿女情 长的小诗 , 实则“辽西”一词凸显出该诗含有的深刻的时代特征 反映了当时广大平民百姓遭受连年战争之苦。 Bynner 的译文把 Liao-hsi 直接搬进了译诗里 , 试问 , 外国读者怎么理解 Liao-hsi, 又如何更进一步地理解原诗的社会和时代内涵 ?读者对信息的获 取和内容的理解 ,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各自的文化预设。《春 怨》的作者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传达信息 , 运用了“辽 西”这个地名来表达深刻的社会意义 ; 而译语读者并不熟悉原语 的文化预设 , 对于 Liao-hsi 便无从理解。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舍弃 了绝对的客观与忠实 , 在译文中删除了“辽西”的字眼而代之

“the frontier ”, 运用的是一种“文化替代”的策略 , 以最小 的变更 , 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了原诗内在的寓意 , 实属成功的创造 性叛逆。总之, 翻译不是静态的 , 它包含着不同国家、 民族之间的 一种文化交流。对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 译者应越过语言的 字面含义 , 跳出单纯的语言转换的模式 , 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和 手法 ,既“融外域文化于本土中” ,又“不失外域文化的原汁原 味”（ 刘宓庆 ,2001:435） 。

六、结语

描述翻译学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性”原则 , 为忠实性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以开放型的分析模式 , 将翻译 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语言之外的诸多领域 , 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内 涵与外延。同

时, 从翻译实践入手 ,对违反忠实原则却取得成功的 创造性叛逆 , 描述翻译学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和定位 , 从而避免了 传统译论的绝对化和片面化。 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和发展承认了译 者的主体性 , 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接受环境、文化因素、翻译目 的和翻译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 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来研究翻 译实践 , 使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实际翻译中 由于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 译者不必拘泥于单纯的语符转 换, 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胡译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