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生命中的贵人

作者：王 颖

来源：《英才》2008年第04期

策划|天下工作室 主笔|本刊记者王颖 采访|本刊记者王颖罗影张军

3月初刚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沃伦·巴菲特替代蝉联13年的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当人们在谈论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时，常常津津乐道于他独特的眼光，独到的价值理念和不败的投资经历。而他5岁就摆摊卖口香糖，11岁就购买了平生第一只股票，这些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对数字和投资的敏感，也成为他日后成功的有力例证。

其实，除了投资天分外，巴菲特很早就知道去寻找能对自己有帮助的贵人，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巴菲特原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在得知两位著名的证券分析家——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任教于哥伦比亚商学院后，他辗转来到哥大，成为“金融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

大学毕业后，为了继续跟随格雷厄姆学习投资，巴菲特甚至愿意不拿报酬，直到巴菲特将老师的投资精髓学成后，他才出道开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事实上，翻看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发家史，他的背后肯定都有贵人相助。贵人可能是通向成功的捷径，也可能是困顿时的救命稻草。在某种程度上，能否得到贵人的青睐是成败的关键因素。

分众传媒董事会主席江南春的贵人就是在电梯里碰到的。2003年上半年，江南春将自己十年的积攒砸出去，在高档写字楼里安装了价值2000万的液晶显示屏后，却没有盼来意想之中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在江南春身处每天不断烧钱的巨大压力时，同在一层楼办公的软银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余蔚却注意上了他。

在一系列的专业“拷问”后，没一个星期，江南春就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50万美元。这笔钱虽然与日后数千万美元的投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却帮助江南春摆脱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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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菲特有意去寻找贵人，跟随贵人不同，江南春的贵人似乎是撞大运撞来的。但余蔚一开始能注意上他，却是因为江南春的勤奋。余蔚发现这个广告公司的年轻老总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常常从早晨8点钟工作到晚上12点，自己在电梯里遇到他时，他总是拿着一个笔记本和策划书。

所以说，贵人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你的上司、朋友、同学、老师、客户，甚至是一个路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贵人。做一个有心人，就会在周围看似平凡的面孔中寻找到你的贵人。 在本期《英才》采访的企业家中，他们所遇到的贵人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平凡之人。也许这些贵人对于当年自己的给予已经忘却，但它却被这些企业家们铭记。 做别人的贵人，才能寻找到自己的。

生命中的贵人：公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教会我坚强

口述|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

从十六七岁下乡，到后来上大学、留校教书，再到经商，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但我觉得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贵人”是在下乡时遇到的：陕西安康县常胜公社光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道乾。他并没有在工作中提拔我，也没有给我上千万的大订单，但他教给我人生最基础、最重要的一课：如何坚强地面对生活。

我下乡的地方是陕南一个偏远的山村，总共只有19户人家，每户占领一个山头，平时有什么事就站在山头上喊话。那儿的人穷得要命，一家人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吃的东西只有红薯，没有水田，很少能吃上大米。

到村里的那天特别冷，我们一个知青组7个人，每人带着政府补贴的七八百块钱、一点粮食，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并且第二天就没有柴火煮饭了。这时候，李支书亲自带着我们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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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柴。近处山上的树枝早已被砍完，要走很远到山里面。他在前面大声唱着山歌，我们在后面跟着。

砍完柴往回背，那些柴虽然表面看着干，其实里面很湿，越走越重，越来越冷，支书就教我们把一捆捆的柴从山上往下滚，人也跟着磕磕绊绊地滚下来。到了山脚下的小卖部，大家花几毛钱买点酒喝，才能稍微暖和一下，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喝酒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懂得生活的艰难。

在我们快要气馁的时候李支书常给我们鼓劲，教我们懂得面对困难、懂得坚强，在任何时候不低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那段经历使我在以后从商的日子里遇到再大的困难挫折都从没想过后退或放弃。

此外，李支书还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指导。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干农活，怎么当家过日子。那会儿我刚16岁，是知青组的组长，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要管一家子的生活。我们组4个男生3个女生，每次轮到谁做饭，我就把相应的油、盐、米称好分给他，让他保管。但开始大家都不会计划，经常早几天就把配额给吃了，所以我们常常“断顿”。没饭吃的时候，放工回去就拿把锄头靠在墙上晒太阳，啃两个红薯，下午还得继续上工，那个日子真是很难熬。 最困难的时候，连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我们晚上吃完饭就爬到树上看星星，打发日子。李支书是早年的高中生，在当时算是“高知识分子”了，他总是跟我们说，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习。于是，我在山村里无聊的日子就看书，我们组另外一个小伙子，一直坚持画画，现在成为很出色的画家。我们在农村的日子没有荒废，也是多亏了支书的忠告。

后来，我们慢慢学会计划了，养猪、养鸡，再加上自留地也有点收成，日子慢慢好过起来。我们带了很多技术到村里，像沼气发电、新菜种什么的。原先当地人一年四季就吃大白菜，我们回城探亲的时候就带去西红柿、茄子、辣椒的种子，支书很开明，总是能接受我们的新主意，还经常跟着我们一起做实验，“科学种田”很快得到推广。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荣誉。记得那是1975年，报纸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我们的事迹，题目叫《翅膀没硬也要飞》，我有机会去省里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代表知青讲话。我的讲话得到了省委书记李瑞山的特别注意，一下台他就把我叫到身边问长问短，还专门要来我的奖状，亲手发给我。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在得到这样的荣誉后，他能一辈子在财富和荣誉面前坦然处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乎所以，这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这段两年零10个月的知青生活给我的教育，我后来总结了8个字：受宠不惊、受辱不羞。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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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贵人：瑞士前驻华大使 欧洲财富家族的生活启示

口述|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

他是瑞士前驻华大使、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瑞士最大的出版公司荣格集团副董事长、瑞士医药集团罗氏集团董事，同时，他还是全球十大收藏家之一、世界最大的中国现代艺术品收藏者……他是乌力·西格，信中利的董事，我生意上的伙伴、生活上的好朋友。 大概十年前，我在国家开发银行当顾问，在一次会议上和西格大使见过面，一见如故。后来我自己创办信中利的时候，他用手中管理的基金给我们投资，成为我们的董事。

在这些年的合作中，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大的合作伙伴，比如著名的保时捷家族、一些瑞士的银行、全球最大的咖啡集团、国际著名的体育传媒公司瑞士盈方，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引荐下，我成为瑞士银方的亚洲区董事，并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世界杯、F1、美洲杯等重要的体育赛事。

通过这几项世界级的大赛事，我意识到欧洲人把体育赛事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品牌宣传渠道，这是中国人原先不曾想到的，我们一般没有这个意识，觉得体育比赛就是体育界的事情，但几乎所有的世界500强企业都会通过这些赛事做品牌推广。同时，这些大赛事后面一般都有一个运营得非常成功的俱乐部，本身就是成功的商业组织。

当时瑞士盈方代理美洲杯帆船赛的项目，我作为董事去法国马赛观赛，很受现场气氛的感染。就是这次经历让我产生了组建美洲杯中国队的念头。

当然，西格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说他给我投了多少资金、介绍多少客户，而是在做生意和生活的理念上：与他的接触使得我在关于财富管理的价值、生活的价值方面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在华尔街工作过很多年，受那里的文化浸染很深。在华尔街，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工作，不太有时间享受生活。我原先认为所谓成功的生意和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与西格的接触，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西格本人是著名瑞士家族企业迅达电梯集团的成员，也是瑞士有史以来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大使。他让我看到了一些欧洲财富家族的生活，这是一个与美国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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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热衷收藏。我曾去过他位于瑞士卢塞思市郊的家中做客，他的家在一座古城堡里，城堡在一个湖泊中心的小岛上，连那个湖泊也是他私家的。他的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艺术品，大约有200多个艺术家的超过2000件作品。

那时候，我这个中国人并没有这位瑞士人对中国艺术品懂得多，他津津乐道地给我一样样讲解，非常投入，看得出来，他在认真地做这件事，享受收藏过程本身带来的乐趣。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像方力均、岳敏君，对西格都非常认同。

事实上，他30年如一日的收藏不仅为中国艺术的系统化积累、进而走向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还帮助几代曾经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解决了生计问题。

他还热衷于慈善，参与过不少慈善基金的工作。事实上，大多数欧洲财富家族都在慈善这件事情上付出很多。

受他的影响，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求四个方面的平衡：提升企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传播国际影响、享受生活品质。与乌力·西格的交往让我树立了一种理念：对于任何一件事，无论投资还是收藏，无论做慈善还是做体育、文化，都要想想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生命中的贵人：大学同窗 两个不同概念的人

口述|3G门户网总裁张向东

1995年，我和邓裕强同时考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并且成为一个宿舍的兄弟。 第一次见到邓裕强时，他显得和我那么不一样。我来自陕西农村，邓裕强却生在广东东莞一个富足的家庭。宿舍门推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公子哥形象，漂亮的箱子，具有典型南方色彩的T恤，长长的头发。

但很快我们发现彼此身上的共同点：我们都热爱自由，喜欢武侠小说里纵横来去的潇洒。后来一起做生意的失败经历更让我们建立了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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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入秋后气温骤降，邓裕强敏锐地捕捉到商机，他就和我商量一起去卖羽绒服。在校园里小试牛刀后，我们决定去西单商业区摆摊。

我们提着四个大蛇皮袋羽绒服，倒了几趟车，来到西单商业区，还没等地摊摆好，城管执法人员突然现身。本来货物要全部没收，最后因为我们拿出北大的学生证，才放了我们一马。 生意是做不成了，我和邓裕强只好重新拎着蛇皮袋打道回府。谁知，回学校的最后一趟车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四处寻找可以过夜的便宜旅馆。在那个北京的寒冬里，我们俩走在长安街上，手被沉重的货物勒得生疼，但我们相互鼓励着，甚至比赛看谁最后一个放下蛇皮袋。一直到凌晨，我们才找到一家地下四层的小旅馆。

这算是我们在青年时代经历的最大一次挫败，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1999年，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互联网非常热。邓裕强似乎是有些按部就班地回到了广东，先后去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实际上他却是非常有预谋地去寻找机会。

我留在了北京，怀抱着“改变世界”的理想，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始终觉得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最终我选择了自己创业，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名字叫“解决”。

一年后，公司解散了，而我只剩下了债务。灰心失望的我，用一封邮件告别了在北京的所有同学、朋友，我决定换一个城市，换一个职业。邓裕强劝我去南方。于是，我去《新周刊》做了一名记者。

这个期间，邓裕强经常会从东莞来广州看我，满怀激情地阐述他的一个个创业理想，很多的想法他说着说着自己就毙掉了。直到有一天，他说“我们要做中国最大的无线互联网门户网站——3G门户网。”

几乎没有犹豫，我第二天就辞了职。我看中的是3G门户这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什么都可以做。另外，还因为邓裕强这个人。

到今年，我和邓裕强共同创业已经五年，这期间我们甚至没有什么争执。虽然，我们两个看上去还是那么地不同。在创业初期最艰苦的时候，邓裕强会为了省几块钱，在电脑城里拼命地砍价，而我却在办公室里提倡用环保纸杯，虽然价格更贵一些。

现在，我留着长长的头发，邓裕强反而剪成短发。我喜欢穿休闲衬衫和牛仔裤，邓裕强则西装笔挺。邓裕强是公司的CEO，一个十足的技术痴迷者，我则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IDG的投资人就曾经说，根本不相信我们俩是同学，因为我们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人。 同学共同创业，今后会不会因为各种分歧导致朋友也做不成？邓裕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心，现在看来性格上的互补反而使我们相互配合得很好。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早已在那个寒冬里建立，现在我们沟通任何一件事情从来不会超过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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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13年，邓裕强除了是我那个背靠背的兄弟，他还让性格比较急躁的我知道，如何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和邓裕强合作，我可能会倾向于一个人做事。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

生命中的贵人：机关领导 只因看好我

口述|北京暴风网际科技有限公司CEO冯鑫

我毕业时还实行国家分配，回到老家，去了一个机关单位，裴西平当时是机关里的处长。按照惯例，刚到机关的大学生先要下工厂锻炼。于是，裴西平安排我下厂锻炼。那时候，我很年轻，怎会安心在工厂里工作呢？没多想，我就决定到上海去发展。

第一次出来闯天下，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公司。那时候国家有规定，成立能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要有50万元的注册资金，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验资。这一次，裴西平并没有计较我的离开，借了50万给我，让我顺利地通过了验资这一关。

1996年，我在上海的职场上有点心灰意懒，不凑巧自己又生了一场病，所以一心想回老家。这时候，又是裴西平，把我安排在他单位的一个下级科室中。我当时不用做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直接领导，每周只要写一份有关“中国的金融期货和股票”的报告，到他的办公室给他单独讲解一下，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这份工作持续了半年之久。

当时我情绪低落，曾对裴西平说：“我现在真是什么也不想干了，恨不得这辈子找个闲职混下去。”裴西平听了，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回答我：“你还年轻，这种想法不靠谱。”这句看似轻松的话，否定了我那时候的消极态度，为我今后命运的改变铺垫了道路。

半年后，我的身体和心态都得到了一定的调整，恰逢当时武汉有个食品贸易展。裴西平要我去看一下，争取从中找到商机。

我回来后结合感受给裴西平写了一份报告，意思是说中国的休闲类商品竞争惨烈，无论是零售终端还是在广告投放等方面，完全像打硬仗一样。但同时，主食市场却没有品牌。尤其是北方的大城市，几乎没有统一的、大品牌的主食产品。我建议裴西平，应该就此商业切入点，进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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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寻找投资在北京办一家生产主食的正规工厂。于是，我到了北京，建厂房，招工人，进流水线，开始正式、批量生产主食——馒头。

1997年底，我正式出任馒头厂副厂长。厂长是山西省一个已经倒闭的纺织厂厂长，比我大很多，军人出身，感觉上不是一类人，根本合不来。我最受不了的一点是他的军事化管理。他要求工人每天早晨5点半出早操，而且让我领操，这与我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冲突。那时候我年轻，办事特别冲动。生活上有点受不了就想到走人，于是我毅然离开了那个工厂。 想到毕竟是裴西平把我送到北京的，我走了多少有点对不起他，于是打电话告诉他我离开工厂的消息。裴西平听后先是惊讶，之后依然语重心长：“你去闯吧。以后如果你觉得实在不行了，有困难有问题了，可以再来找我，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

从那之后，这个人就淡出了我的人生轨迹。现在他已经是我家乡一个矿务局的常务局长。我只要有时间，每年回老家都要去看望他。

回想当年和他交往的日子，我完全是莽撞和胡来。裴西平对我极度宽容，从来不骂人。是他把一个少不更事的我“安全保护”到1997年，使我没有在不如意的那段时间，由于挫折过早地丧失信心。

到现在，每次想起裴西平，我的内心只有一片安静。

曾经，我也很奇怪，裴西平与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平时我也不奉承领导，为什么裴西平总是愿意帮助我。裴西平给出的答案是：他看好我。他觉得我将来在事业上一定有戏。 还好，我没有让他看走眼。

离开那个馒头厂后，有段时间我总感觉自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事业，甚至有半年时间一直没找工作，每天用电脑游戏来麻痹自己。偶然间，我看到一本书《联想为什么》，看到里面写的杨元庆、郭为。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些人看起来怎么那么靠谱呢。他们的思维模式、商业逻辑、个人魅力甚至生活方式，和我以前接触那些人有着天上地下的差别。我应该是属于他们这类人。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进入IT行业。先是文曲星，再是金山，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暴风影音。

（整理|本刊记者张军）

生命中的贵人：工作中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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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都成为我的老板

口述|趋势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叶伟伦

从硅谷，到台湾，再到大陆，从微软公司到趋势科技，我职业生涯的每一步几乎都有贵人相助，他们后来也都成为我的老板。

2000年7月，在微软全球一年一度的大会上，我认识了高群耀，他当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刚半年多。后来，我们也仅仅通过邮件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来往。

第二年的全球大会上，高群耀就提出，希望我来大陆工作，出任微软中国区副总裁。虽然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大陆的发展机会更大，但因为担心职业经理人水土不服以及家庭的原因，我有些犹豫。

于是，高群耀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到北京来。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6年，中间就再也没有来过，2001年那次发现北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高群耀早年也是在美国求学，他当年回国时太太也是比较反对，和我的许多经历都比较相似。于是他带上太太现身说法，打消我们的疑虑。

高群耀后来告诉我，找我加盟，其实承担蛮多的压力。因为当时微软中国区还有台湾帮和大陆帮之说，但他认为在架构上正好比较缺做渠道的人，而我正适应做这一块。

“自己被别人需要”，这远比加薪来得重要。对于自己需要的人，高群耀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同时自己内心没有帮派一说，凡事按原则办事。这是我从高群耀身上学到的。

另外有一些人，你即使第一次接触，也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自己没准哪一天会为他打工。2005年我加盟趋势科技的时候，有人问我刘家雍是何时邀请我加盟的，我回答，“十年前。” 这其实并不算一句笑谈。

1995年，我就差一点被时任Oracle台湾副总裁刘家雍招去。那会儿，我在微软台湾做工程师，刘家雍通过一个朋友找到我，提供了一个产品经理的职位，给出的薪水提高了一倍，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谈完，只差最后的签字。

结果，因为我当时的老板K.C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职业规划，我留了下来。虽然跳槽没有成功，但我心里暗自在想，“没准这辈子真会为刘家雍打一次工。”

刘家雍在IT圈里算是我的前辈。他是那种学者类型，像一个孔老夫子，喜欢传道授业解惑，不管对哪个层级的员工，总是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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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刘家雍换了几家公司后，出任趋势科技的亚太区总裁，我也已经来大陆发展，在微软中国任副总裁。

有一天，刘家雍通过另一位朋友找到我，我们又在北京碰面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凯宾斯基喝啤酒。刘家雍整整给我讲了两个小时的防毒理论，虽然话题有些闷，但他那种浑身散发着的热情感染了我。不久，我就接受了这份新挑战。

现在回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个老板会用不同的个性影响着我。当年我进入微软台湾，我的朋友的朋友，英文名叫“Philp”，帮我递的简历。当时在微软台湾有两个叫这个名儿的，另一个官比他大，所以他外号“小飞”。

小飞40岁才到微软做产品经理，只是因为他有兴趣。其实，他那时已经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五个创始人之一。

他在微软干了一阵儿，因为他的老板不太喜欢他，他就离开了。后来，我得知他在台湾最高的山——玉山为观光团做讲解员，宣传环保知识，整整做了两年。一年前，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是台湾另一家做网络游戏的公司总经理。

我常常惊叹于人的职业生涯可以这样地起伏。小飞只是帮我递了一个简历，也没有做过我直接老板，但他对喜欢的事情那种执著深深地影响着我，他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