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的《诗》学观——以《诗经原始》为例

张菁洲

【摘 要】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凝结着其独特的《诗》法观念,从“作诗”“读诗”“说诗”三个层面构建起自身的诗学体系,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诗经》及《诗经》学的新认识,将《诗经》文学艺术从政治伦理观念中重新发掘;另一方面,他对《诗》旨的解说在某些方面与《诗集传》等传统观念相重合,透露出他的保守性.方玉润敢于跳出清代学术圈的桎梏,坚守自我主张并付诸实行,为《诗经》和《诗经》学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期刊名称】《哈尔滨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8)002 【总页数】4页(P71-74)

【关键词】方玉润;《诗经原始》;诗学体系 【作 者】张菁洲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贵阳 550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2

《诗经原始》是方玉润研究《诗经》的创新之作。他多用文学的立场解读《诗经》，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法观念，从“作诗”“读诗”“说诗”三个层面构建起自身的诗学体系。方氏《诗》法观一方面体现着他对《诗经》及《诗经》学的新认识，将《诗经》文学艺术从政治伦理观念中重新发掘；另一方面，他对《诗》旨的解说

在某些方面与《诗集传》等传统观念相重合，透露出他的保守性。方玉润敢于跳出清代学术圈的桎梏，坚守自我主张并付诸实行，为《诗经》和《诗经》学提供了强大助力。

方玉润从解读《诗经》体会到不同寻常的作诗之法，并对其进行深入讨论，他特别注重诗歌的“六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诗歌整体性。 (一)“赋比兴”新谈

方玉润说：“赋、比、兴三者，作诗之法，断不可少。然非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1](P2)成伯屿的《毛诗指说》：“赋比兴是诗人制作之情，风雅颂是诗人所歌之用。”[2](P4)林岊《毛诗讲义》：“赋，铺陈也。比，取譬也。兴，托物而有感也……一篇之中或有赋或有比或有兴，有各得其一义者，有一篇而全具者，有一篇而兼具者。”[3]朱熹说“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4]朱自清说：“《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5](P49)“赋比兴”三者相互作用的空间和范围不断被扩大。方玉润则认为“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1](P2)易闻晓先生曾说：“诗称情景妙合，或得乎力构，或由乎兴会；后者则说者所喜，而听者之乐闻也。兴会者，或感物而起、触景生情，或意有所适、即景成趣，俱在偶然凑泊，非以人力求取。”[6](P347)易先生所说的“兴会”与方玉润的“兴会”有着共通性，都认为兴会是诗歌情感的突发点，在物时相互作用下自然天成，讲求最可贵的瞬间感觉和体悟，不可强力而致。“兴”的关键在于“起”和“感”，以“物”和“时”为媒介，使诗人和事物的情感、特性相互沟通，在最佳状态上成就彼此。方玉润又说：“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则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谓比

也。”[1](P2)“比”在方玉润看来似乎是一种隐藏情感的工具，带着不可明言的无奈。首先，方玉润增加了“赋比兴”的情感跨度，物象和时机都成为情感的催发点，且三者不存在鲜明的先后顺序，而是“物”“时”互动，三者作为外界之体共

同作用于性情之维。其次，方玉润提升了“赋比兴”的思维深度。在方玉润看来，三者不是毫无雕琢的天然之成，而带有深刻的人生印记，一系列外物(如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因素的干扰促使人去思考，思考的结果体现于“不能明言”中，这样，性情的已发就凝结于“赋比兴”的相互沟通。方氏“赋比兴”新说的价值，就在于坚持用纯洁的眼光探索文学的意义，撇开外界因素的附加而直接走向内心。外物和时空成为构建主体情感的机制，是以情触物，而非外物牵制主体，他眼中的“赋比兴”多了一分人生本真的自我关怀。 (二)“风雅颂”新证

刘瑾《诗传通释》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7](P2)从诗歌体现的情感指归，提出“风”含情而“雅颂”严正。而方玉润却说：“曰风者,讽也，有类乎春风之风人也；雅者，大也，有类乎夏气发扬与秋令之广大而清明也；颂则隆冬收闭，万物尽藏，一岁长养，可告成功

矣。”[1](P8)“风”的“春风”之情，正好与春天中情感泛滥、放纵的“上祀节”形成呼应，节日的狂欢、春风的沐化、诗歌的特点正好相契合，体现了《风》诗独特的情欲性。“雅”与夏秋相对应，很好地说明了既热烈又成熟的情感倾向，表现出《雅》诗作者情感、阶级的复杂性。而“颂”也确乎清正肃穆，有着冬雪一般的圣洁庄严之感。方玉润从四时变换的角度出发解析“风雅颂”，并且将三者连接为循环往复的一体。这就将三者融合贯通，构筑起两个“季节体系”：一是《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成为一个季节性整体，一部《诗经》就是一年的美丽轮回；二是风雅颂三者，每一者都能形成自身的季节体系，《风》《雅》《颂》诗在各自的小体系中，内在蕴含着从春夏到秋冬的情绪转换。既有《王风·黍离》的凄凉忧伤，又有《王风·采葛》的热烈浪漫。可以说，方氏此说真正做到了文学上的“天人合

一”，不是用紧张局促的天人政治体系，而是用新颖活泼的自然魅力注入文学作品，把文学质素与自然体系勾连，将感性智慧与自然先验巧妙结合。

通过细读《诗经》中的诗歌篇目，方玉润不仅热切探讨作诗之法，更对阅读诗歌的方法有了不寻常的见解。 (一)反复涵咏

“读《诗》当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庶使学者得以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后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1](P2)本段以“总—分—总”的形式介绍读《诗》之法，依据“整体—部分—整体”的步骤体味诗歌要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是按照这样的反复涵咏的方法对诗歌进行分析的。例如他分析每首诗时先用几个字概括诗歌的主旨，摘录原诗，随后用一段高度概括的话语深入探讨诗歌的章法大义，并阐明自己的独特见解，然后设“眉评”逐章分析文学意味，“集释”名物，最后标明音韵。既有眉批，更有旁批。而方氏涵咏之说最关键的核心在于以物见情，把握住诗歌中咏物的重要性，并生发出情感意义。方玉润评《芣苡》道：“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

旷。”[1](P85)如此深情绵邈、清新灵动，最能体现其涵咏诗旨的用力。易闻晓先生说：“夫咏物之为一体，亦必有特定之意，其法多求于切而不著、似而不似、不离不即之间。”“即物见意，要在体物之功。”[6]诗歌凝聚着诗人模糊的意念，而这意念又可能附着于诗歌中每个仿佛存在的事物，在这半虚半实之间需要反复涵咏，才能体现蕴含于其中的、若隐若现的那一抹破碎的感动和爱恨。 (二)直情无碍

“读《诗》不可以迫狭心神索之，是诸儒之所知；读《诗》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

非诸儒所能识。”[1](P61)“迫狭心神”“道理格局”与李贽所批判的“闻见道理”似乎有着内在的联系，体现着方玉润在文学上的坚守和对传统腐朽之说的反叛。首先，方玉润主张还原诗歌本意，反对牵强附会的政治解说，他认为，不应该以太多刻板的伦理道德等东西品读诗歌。方玉润说：“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1](P3)《周南·桃夭》一诗，《小序》解说为“后妃之所致”，[1](P82)后妃的美德由家及国，男女婚姻以时，国家和谐昌盛。而方玉润则认为该诗“喜之子能宜室家也。”[1](P3)赞美“之子”的美貌和贤德，与文王、后妃等并无直接联系。其次，方玉润在《自序》中提出“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他批判《诗序》《诗集传》《诗经通论》，斥责其“剖抉未精，立论未允，识微力浅，义少辩多”，通过对解诗权威的批判，进一步构建起自己的解诗宗旨和方法。最后，方玉润并没有与传统注《诗经》的套路苟同，而是开辟了站在文学性立场解读《诗经》的新方法，他用纯文学的立场解读《诗经》，探求诗人之本心，作诗之本源，回归原典，回归原始情境，敢于跳出清代学术圈的积习，在清代《诗经》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与姚际横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牟庭的《诗切》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诗》学奇派。

《诗经原始》是方玉润解读《诗经》的精华，除了作诗、读诗，他更将自己的解诗、说诗之道分享给读者。 (一)荟萃众家以辨得失

“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1](P3)方玉润理想的品诗模式是态度正确、观点正当，在此基础上融合各家的看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保留折衷后的精华，既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又要将眼光放远。在解读每一首诗时，方玉润总是会先摘录《大序》《小序》《诗集传》《诗经通论》等对该诗的解析，然后对其信任之处予以肯定，怀疑之处予以批驳，

确立自己的说法。如《周南·关雎》一诗，方玉润摘录了《小序》和《诗集传》对主旨的解说，他认为两者美后妃、文王的说法缺乏确证，应该是咏淑女配君子的喜悦，但方玉润说：“故读是诗者，以为咏文王、大娰也可……又何必定考其为谁氏作欤？”[1](P72)这说明他灵活取舍，明辨得失。与同时代其他解说《诗经》的大家(如马瑞辰、陈奂等)相比，他取舍的标准是以自己的文学立场为坚守。 (二)循文旁通

“说《诗》当触处旁通，不可泥于句下；解《诗》必循文会意，乃可得其环中。”[1](P62)此说与“以意逆志”之说大意相近，强调不受字句的限制顾全全局，深探诗歌意味。方玉润认为《召南·草虫》思君之情含于虚想，词委婉情曲折，《邶风·凯风》“言婉而意愈深”。[1](P131)故知方玉润分析每首诗确实不局限于字面，而是从字眼看透个中情意，从上下文语境、文本逻辑等方面理解文字之意。他努力摆脱连篇累犊的传疏和繁琐空疏的“微言大义”,直接领会欣赏《诗》词句本身。

(三)必斥穿凿附会

“不穿凿，不刻画，方可说《诗》。”[1](P95)解说《诗经》时，方玉润对有把握的地方总是侃侃而谈，充满自信。对某些不确定、没把握的说法，多方取证后若还无定论，方玉润宁愿使其空缺也不愿牵强附会、穿凿刻画。例如《沔水》《钟鼓》诗旨未详，《瞻彼洛矣》《裳裳者华》阙疑，《行华》《假乐》诗用未详。方玉润对读者的态度是真实诚恳的，敢于展示不足以求得更大的进步。

随着《诗》被立为“五经”之一，其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文学性作品上升为经学基础，它提供的不再是单纯的爱恨情仇，而是背后的社会、政治、学术等各方面的交融，甚至会左右国家人才的选拔，影响一个时代的风尚。随着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自然有许多人站在政治伦理等角度对其进行阐发，这是经学不太好的一个传统。自《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汉代今文经学家们便死守着“六

经”中的“微言大义”，开了学术功利性、政治性的萌芽。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宋儒多言义理。”“微言大义”也好，“章句训诂”也罢，都企图从破碎支离中发掘政教因素，对其文学功能不管不顾。有清一代经学复兴，考据、名物等学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方玉润站在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力斥穿凿附会，展现出一种学术的活力。 方玉润的“诗法”本着意于纯文学性，力图还原《诗经》本质，但由于时代、社会、思想、学术等各方面的拘囿，他也无法摆脱强大的“诗教”传统，因此，在《诗经原始》中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当谈到文学技巧层面的问题，方玉润往往能从真情出发，并积极发现新的文学质素(如“丑喻”“雅譬”)；当进行思想内容分析时，他却会被“诗教”说无意识的影响。如：他一面强调“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一面却频频引用三家对诗旨的解说。边家珍曾指出：“《诗经原始》约有三分之一的题解沿袭《序》与《序》说，五分之二的题解依据《诗集传》。”[8](P97)再如，他一面指责前人对《诗经》过分的政治解说，认为是“迂论难通，不足以发诗意也。”[1](P82)一面又说：“学者诵《诗》尚当体会圣言，务求声诗何以与国政相关处，有得于己，然后见之事为与形诸歌咏，自能与古为一，而声教因之复振。”[1](P43)将充满道德伦理意味的“诗教”作为金科玉律。这样，《诗经原始》在艺术和思想、形式与内容上形成了不平衡的动态关系，其对外在形式的标准和成果是进步的，而在思想上的取舍难免有所倒退，可见有清一代强盛的经学复兴思潮，带给方玉润极大的影响。

综上，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包含了《诗经》学各方面的生长基点，在文学性的立场下，他从“作诗”“读诗”“说诗”三个层面构建起自身的诗学体系。虽然其在思想上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其对文学立场的坚决维护，对《诗经》文本的解析，不仅为后世诗歌的研究、建构提供新的质素，而且避开宋学汉学之争、今古文之争，使《诗经》血肉丰满，打开了《诗经》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