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第1期Journalof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SouthwestGuizhouTeae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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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GuizhouTeaehers’CollegeforMareh2002NationalitiesNo.1共名时代的个人话语—重读《百合花》郭彩云(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重庆400715)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反映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由于受到当时文化规范的制约而大都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即以英雄主义为基调，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以及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等。在这类作品中，茄志鹃的《百合花》却以清新淡稚的风格显示出新的美学追求。它以一种个人性话语在当时的共名时代中显示出个人抒情性的特征。关键词共名时代个人话语史诗性文章编号:1009~ee0673(2002)01一0015一习4中图分类号:1207.4文献标识:A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川时代的风雨导致了当时人际关系的紧张、错位，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善意、人道的失落。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无形压抑，作家茹志鹃对战争年代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和圣洁的人际情感充满了深情的向往和怀念，这种内心的渴望被寄情于笔端，一篇清新、优美、带着百合般的气息与芬芳的短篇小说脱颖而出，给当时一片燥热的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风。这篇小说便是1958年刊载于陕西省文学刊物《延河》上的《百合花》。《百合花》写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插曲，一个出身于农村的

质朴的通讯员和两个年轻女性之间纯真圣洁的情感交流。这篇小说虽然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却包含了作者“刻画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21‘P6卜‘，，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通讯员、新媳妇和作为叙述者的“我”都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只是由于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偶然相遇，使他们得以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与交流，但就在这刹那间的交往中，小说中三位年轻的主人公散发出了人性中最为质朴、本真、天然的美质，人物情感中最为真实、生动、美好的一面也得以自由充分的表现。这种人性美在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人物性别意识的自然流露显现了出来。总攻前夕，“我”作为文工团的一名女兵要到前沿去帮助工作，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既然是面对战争，那么每个人面对死亡的几率都应该是相等的，女兵也是战士，也是随时可以献身的一员，自然也应该同大家一样随时准备着投人到激烈的战斗中去，然而，“我”却受到了团长的特殊照顾。正是这份不经意间的照顾使团长—这位小说中最不起眼的人物的男性意识自然地流露了出来。在他眼里，女兵首先是一个女性，其次才是一个战士，女性就应该有女性的位置，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战争中。因此，在他的潜意识里女性得到照顾本就是理所应当的。这份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男性意识不仅丝毫没有收稿日期:2001一12一112002年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给读者以生硬的感觉，反而为作品奠定了一个

温馨的基调。故事的主人公小通讯员在行军途中始终和“我”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亦慢，既不让“我”走得太近，也不使“我”落得太远。奇怪的是，他从没回头看“我”一眼，但却始终把握着二人之间距离远近的“度”。通讯员和“我”之间的这种既有趣又好笑的局面其实恰好是通讯员特殊心态的典型显现。故事中的通讯员年仅19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年龄，正如成人后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相处时会产生诸多顾忌一样，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濡染下，正处于青春期的通讯员在同异性尤其是几近同龄的异性相处时，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疏远便成为他出自本能的行为。同时，男子汉的责任感和主导地位又使他随时关心体贴着“我”，可笑而有趣的行为实际上体现的仍是年轻而羞涩的生命质朴、纯洁的人性美。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出发之前，就通过对自然的感受传达出了十分明晰的女性意识。行军路上，“我”因通讯员只顾自己独自前进，对“我”的冷淡而生气，继而赌气任性，不急于追赶已远远走在前面的通讯员，反而故意在后面慢慢晃。当“我”意识到“我”与通讯员之间的距离一定是因为“我”是个女同志而引起的，便在途中休息时，半是着恼半是负气地坐在了他的对面，而无视他的窘迫。“我”的一系列负气任性的举动散发着十足的女性气息，出现在我们阅读视野里的分明还是一个渴望被关怀、被重视的女性个体生命。尤其是当“我”对通讯员发

生强烈的兴趣时，看着通讯员局促不安、张惶失措的样子，“我”却仍是不停的问东问西，在看似无意的询问中实则隐藏着女孩子似的狡猾。既有进一步欣赏通讯员窘态的善意的捉弄，又是出自真心地想了解有关这位羞涩的小兵更多的情况。这里所显现出的女性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女孩子的青春气息，穿透了军人外衣的遮饰，无所顾忌地飘散了出来。这纯然是一种自然天性的真实流露，而不惨杂任何世俗的色彩。至于新媳妇，她一出场就以“尽咬着嘴唇笑”的神态传递着一份女性的天然神韵，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在她随后的一系列举动中更是将自身的女性色彩表达得分外纯粹、自然。当她抱了被子出来时，恰好听到了小通讯员的辩解，于是便偏不把被子给空着手的他，而是递给已经抱满被子的“我”。她那小女孩的心思因此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她跃动着的情绪火焰，好象在说:“受委屈了，活该!谁让你赶在我气头上来借呢?看，这次我可是借给她的。”这一段隐微的内心波澜虽未被写出，但从她带着善意的捉弄性质的举动中，她那尚残留着的小女孩意识如此明白无误地彰显了出来。在包扎所里，新媳妇一来，便到处张望着寻找通讯员的身影，从她的一句“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这样带着几分羞涩的轻柔的话语中，隐现着一份女孩子的活泼与调皮。这样一位刚刚结婚才三天的新媳妇虽然初步摆脱了女孩子的羞涩与畏缩，却又尚未有大嫂子的

泼辣放肆，在她身上洋溢着的同样是一缕清新鲜活的人性光辉。因此，尽管她与小通讯员因借被子发生冲突，却又能很快冰释前嫌并对小通讯员产生好感。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这份微妙的情感变化虽然模糊暖昧，却又分外纯洁，难怪作者会称这是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曲牧歌吹奏出的正是战争年代普通人之间的纯美的人情。可见，无论是在团长、通讯员，还是在“我”和新媳妇身上，性别意识都得到了鲜明的张扬。正是在这种性别意识的张扬中，人物情感得以真实自然的流露，这种情感只可能存在于个体性的情感维度里，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彩。《百合花》是一篇抒情性很浓的作品，淡淡的抒情笔调使得小说诗性十足。这种抒情诗格调首先体现在作家对故事情境的营造上。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有意淡化战争背景，以雨后初晴的景象营造了一个清新明净的外部世界氛围，充满着诗情画意;新媳妇家的农家小院在静谧中弥漫着一份祥和、安宁的情调;“我”记忆中的故乡中秋赏月的画面以及那月亮堂堂、敲锣买糖的儿歌则在唤起我们对儿时生活的向往中为作品凭添几分温馨与甜蜜。作为标题的《百合花》更是不但以形象美，而且以象征美形成笼罩全文的一种更高级的审美观照。其次，在这篇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2002年郭彩云共名时代的个人话语第1期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2，‘P6‘·69)这种

注重人性的审美方式注定了小说不会钟情于悲壮激烈的战斗场景的描绘，而更可能寄情于诗意氛围中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呈现。因此，在对战争的描写上，作者有意选择淡化的手法，不从正面人笔，而是以略带抒情的笔调从侧面进行烘托，比如这一段描写:“„„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燃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的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象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一段里，作者只是以抒情的语气对战场上的明亮氛围进行了充分的渲染，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却已是如在目前。再如:“前面的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这样一种氛围的渲染，读来似乎语气很平淡，但作者却通过叙述者“我”感觉上的错觉投射出“我”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从而来烘托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而在写到人物时，作者则显然采用了诗意化的笔法。小说中的“我”在前往包扎所的路上，感受到的不是对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惧，而是对雨后初晴的自然景色的欣然陶醉。看着路边被雨水冲洗清翠水绿、珠烁晶莹的秋庄稼，呼吸着空气里清鲜湿润的香味，“我”竟产生了象要去赶集的心情!小通讯员自小生长在美丽的天目山，那“一片绿雾似的竹海”熏染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生命本来就是与大自然热融为一体的。因此，即使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他依然保持了生

命中诗意的一面:在筒里装一枝野菊花作装饰。至于新媳妇，她一出场，便如一幅写意画，自然优美，悦人耳目。小说中用大量篇幅写了小通讯员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我”微微带有女性特有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故意捉弄小通讯员以欣赏他的窘态啦，甚至带有挑衅性地问他娶媳妇没有等等;小通讯员质朴憨厚，怯于与异性交往，还带着孩子般的羞涩、执拗;新媳妇虽然初步摆脱了少女的羞涩，却仍保留着女孩子的任性，甚至还有点顽皮。从小说中三人各自流露出的性格特点可以想象出，这三个年轻人依然生活在性情之中，战争的林弹雨并没有磨掉他们生命中本真的东西，正是这种真性情的交流，使他们之间的冲突、碰撞如“斗气”、“使性子”等为战争年代平添了一份真切的生命温馨。同样，他们之间微妙的感情变化亦如小河流水般自然、随意又合情合理，没有紧张激烈的冲突，有的只是如诗般的清新、淡远。对抒情的追求还使小说呈现出了一派牧歌般的意境，从而疏离于当时主流文学所着力渲染的恢宏磅礴的气势。小说前半部分的基调是轻松活泼的，作家醉心于对诗意人性的追寻，从而展现一种优美的人性与人情。然而，作家又时时清醒的意识到这种诗意的人性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境。战争虽然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毕竟是以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正是出于作家对战争独特的关怀和理解，因此，在小说的后一部分里便自

然地转换为一种感伤的基调，这种感伤在小说第一部分便以一个非常诗意化的细节预示了出来，这个细节便是通讯员筒里插着的野菊花。野菊花本是生命蓬勃的象征，却被插在了具有死亡意味的筒上，在这生命与死亡的对照中，一份无以言表的感伤情绪从口缓缓流出。如果说这个细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征兆的话，那么在包扎所紧张、压抑的空气中则滚动着一缕缕越来越浓的实实在在的感伤，原本负任性的“我”和活泼调皮的新媳妇面对通讯员突然逝去的生命，她们在无限深情的注视中流露出近似母性的无限悲哀，小说情调的变奏因作家主观情感的介人而自然地呈现出来。但无论是轻松活泼的，还是感伤的，总之小说在舒徐、柔缓的节奏中渲染出了一派牧歌般的意境。《百合花))正是以抒情性笔调，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描绘了三个带有诗意人性的年轻生命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它疏离于时代共名中的英雄主义基调，而着眼于表现普通人之间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在短小精致的结构中谱写着一曲“战争牧歌”。2002年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50年代，当诗坛出现颂歌热潮的同时，小说界也一并投人对战争的回忆与对胜利的颂扬，从而使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50年代以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以英雄主义为基调，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这种模式提倡写英雄人物，而英雄的形象要近于完美，不能有瑕疵，不能有一己私念，更

不能有属于私人的感情空间，而是自觉地“将个体生命的价值溶解到集体的胜利中去。”‘2，‘P58’正是从这种英雄主义的审美原则出发，50年代文学作品中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大都“回避了对生命的直接的感性体验”，[2l‘P58)呈现出一种标准化的倾向。故而，这类英雄人物虽然高大壮烈划亮时空，但由于他们已异化为时代共名的传声筒，因此，在自我崇高的背后却是悲剧性的自我丧失。同时，“50年代的文学中的人性与英雄主义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人性通常由阶级性代表并体现出来。”而且，“人性的表现是在牺牲自然性基础上的社会性的单一突进。”因此，“这种特殊环境中人性除了难以攀及的高处不胜寒之外亦由于走人了标准化而失去了艺术活力。”这就必然使“人物精神流于表层化，失去与深层处人性的触须关系。”‘，’‘P25，)而《百合花》却以新的美学追求对当时这种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小说中，作家有意摒弃了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成分，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而是着笔从平常事、家常话中展现普通人的感情世界，在对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展现与消亡的观照中，形成对战争中普通个体命运与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当时的红色主流文化中，对英雄人物的“死”的评判往往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2]‘P5的《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虽然死的亦如英雄般的壮烈，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突出展示小通讯员的英雄行为，而是注

目于在战争中牺牲的生命个体，感伤于战争对人性造成的损伤。这种新的美学追求在一个共名的时代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将中国现代历史纳人文学创作的视野，“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4，‘P108)这种“史诗性”的创作在50年代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同样成为作家们一种自觉的追求。“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人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长篇《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4]‘P10，，但是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更多呈现出时代共名的特点，即社会话语对个体性话语的逐渐消融。茹志鹃在创作《百合花》时，考虑到了社会环境给予的写作背景，巧妙地利用了作品的显在主题与时代共名的契合，在作品的隐性层面上坚守住了自己的话语，使小说以短篇的形式表现了个人的抒情性的特征。它不着眼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而只是注目于战争中的人性与人情，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生命本身的价值，并且作家有意摒弃了那种英雄主义的理想激情的基调，避开了融汇在恢宏磅礴气势中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而使作品弥漫在牧歌般的诗意氛围中，由此使《百合花》和其它一些作品，如萧平的《三月雪》、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等成为50年代同

类题材作品中的“另一种记忆”。’4]‘PIOS)在一度繁荣的景象下，50年代文学其实已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性，无数个人的声音融人到了同一的社会话语中。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凸现，文学的工具论得到空前的强化。在这一创作背景下，文学中所表现的人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干枯。在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对英雄人物的过分神话，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肆宣扬，随着作家创作个性的丧失只留给了文坛一片单调的狂欢。当然，不可否认50年代的文坛仍有少量的精品存在，在这其中，茹志鹃的《百合花》通过对个性话语的坚守，抵御住了时代共名的侵蚀，成为狂欢节上的一支小夜曲。参考文献:〔l]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fJ].1980，11.〔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f3]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J.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资任编辑:陈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