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５卷 第１期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０１．３５ Ｎｏ．１，２０１５ 传统诗话的绝唱 －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晏 亮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石４３５００２） ［摘要］１９２２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 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 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 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新诗年选》；诗歌评点；诗话：绝唱 （中图分类号］Ｉ２ｏ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７３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４—０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ＯＯ９—４７３３．２Ｏｌ５．０１．０１５ 在１９２０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仅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年三年之间，就出现了四种新诗选本：１９２０ 逐人均有按语。”【２ 对《新诗集》（第一编）和《分 类白话诗选》颇为轻视的朱自清，认为它“像样 多了”，“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 年１月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 １９２０年８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 ３７９很明显，《新诗年选》中诗歌后面的评语、按 语，引起了阿英、朱自清二人共同的关注，这也是 其相比《新诗集》（第一编）和《分类白话诗选》 选》，１９２２年６月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新诗三 百首》，和１９２２年８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 《新诗年选》…。由于编者和出版时间、目的的 差异，上述四种新诗选本不仅仅存在艺术上的优 劣精粗之分，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实际历史功效。 最早出现的《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采用 写实、写景、写情、写意的分类，意图全面彰显新 最为重要的价值之所在。《新诗年选》的这种选 编方式，不仅是我国新诗坛的第一例，而且之后 仿效者也不多。那么，“北社”同人策划这种评 点式的选编方式的历史根源是什么？这种选编 方式为后面的新诗选本提供了哪些借鉴价值？ 诗最初的实绩，如《分类白话诗选》选诗２３２首， 涉及诗人达６８人。正如阿英所言，“此集为初 《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又具有什么样的文学 史意义？本文将从《新诗年选》中诗歌评点的特 点这个中心问题出发，来讨论上述问题。 《新诗年选》收录诗歌８９首，评点３５条，编 者按９条。编者按和评点的功能是不同的，前者 主要是介绍诗歌编选、删改情况，和交待诗歌写 作背景。而评点前面则有具体的署名，分别是愚 庵、溟冷、粟如和飞鸿，其作用在于评者对于具体 诗人、诗作的评价和解读。根据署名，粟如３条， 期新诗之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 的著作，网罗靡遗”【２ Ｊ２９６。尤其难得的是，大量 译诗被收入上述两种早期诗歌选本中，为后人考 察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 珍贵的历史文本。相比前者作品收集的庞杂，由 “北社”选编的《新诗年选》则严谨和精简得多， 选诗８９首，涉及诗人４０人。对此，《新诗年选・ 弁言》有明确说明：“我们编这部杂志非常谨严。 所选人的，不过备选的诗全数六分之一。” 不仅 如此，《新诗年选》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后面 的评点。“中国新诗之有年选，迄今日为止，也 可谓始于此，终于此。北社编辑此书，颇是慎重， ［收稿日期］２Ｏ１４一ｌ１—１７ 溟冷１Ｏ条，愚巷１９条，飞鸿３条。对于上述四 位评者身份的认定，胡适认为，愚庵就是康白 情。 联系康白情当时在中国诗坛的地位，以及 ［作者简介］晏亮，女，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７４・ ・署名为愚庵的评点的数量占到一半以上来看，康 白情在四位评者中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姜涛指 念，而是诉之以形象的描述：“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 出，“《新诗年选》的编者，实际上是康白情以及 应修人等一批年轻的新诗人”－６ ，由此可以推断 出四位评者不外乎是康白情和参与编选诗选的 湖畔社诗人。这３５条评点，除了少数几条署名 为愚庵的评点篇幅较长，如愚庵评胡适、郭沫若、 斜阳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 澹起，白鸟悠悠下”。王国维这种用古典诗词来 诠释专业理论术语的方法，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传 统诗词特别是唐诗宋词中的精彩篇章和句子的 挖掘之精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专注并且重视 自我的生命感受与情感体验，坚持用－＇ｂ体生命去 审视艺术作品，从而实现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真 傅彦长等的诗歌。其余大多数都是寥寥数行，有 的甚至只有一句话。如愚庵评玄庐《忙煞！苦 煞！快活煞！》：“玄庐大白的诗，都带乐府调 子。”语言大多信手拈来，有的甚至直接使用口 语，如飞鸿评汪敬熙《方入水的船》，开头一句： “此诗悲ｔｔ：极了”。因此自由贴切、生动活泼、具 体可感。从话语的阐释模式上看，四个评者都没 有在理论体系的宏观建构上煞费苦心，即使涉及 到一些古典诗词和外来文学现象，也是尽量专注 于自我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用个体生命理解 艺术作品，用感悟话语阐释理论心得。“所谓诗 话，＇就是诗之话，，即诗歌的故事。这样看来，诗 话韵本义，按其内容来说，就是关于诗的做事，； 按其形式来说，就是关于诗的漫谈；按其来 说，就是关于诗的随笔。”Ｌ７ 因此，从形式上，我们 不难看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实际上是 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 中国古代诗话，无论是以南朝钟嵘《诗品》 为发轫，还是以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源 头，“诗话”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主要形式 之一，不仅历史源远流长，而且被不少诗学大家 所钟爱。历经南宋、元、明数朝代，到清朝时，诗 话撰－－Ｎ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数 量至今仍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而且出现了中国 古代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一王 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话》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仍带有西方诗学的烙印，但其基本的话语模式 还是传统的“诗话”模式。王国维在这部著作 中，从自我的生命感悟和创作实践出发，用灌注 着浓郁生命气息的鲜活灵动的文字，实现中国古 典诗学境界的根本性提升，从而造就《人家－Ｎ 话》成为中国古典诗学话语方式的“绝响”。譬 如第三则“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 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 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 一则主要谈论词人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两种完全 相反的方式处理创作主体“我”和创作客体“物” 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造成的 不同后果。王国维这里所阐述的ｉＮ种境界，是富 有矛盾性的，但是他并没有采用逻辑性强的枯燥 的话语模式来表达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诗学观 正地融为一体。对于王国维上述理论阐释方式，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称其为“意 象式的喻示”，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意象式的喻 示大都以直觉的感受为主，因此这种喻示也就最 能保持以感性为主的诗歌的特质。这种方式如 果运用得宜，也就是说评诗人对于所评的作品既 果然能有真切深入的体认，而且也能提出适当的 意象来作为喻示，则这种批评方法实在应该是保 全诗歌之本质，使其以感性为主之生命可以透过 另一意象的传达，而得到生生不已之感动效果的 一个最好的方法。” ２６６可以说，上述评价不仅 指出了王国维这种理论阐释方式的可取之处，而 且直接肯定了“诗话”这种传统诗歌批评模式的 优势和长处。 自２０世纪初始，西学大炽，在我国文学理论 经历由传统文论到现代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 新诗批评随着中国新诗的诞生而登上历史舞台。 １９１９年３月，俞平伯发表在《新青年》第６卷第３ 号上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是最早出现的新 诗批评文章。紧跟其后的是胡适发表在１９１９年 ｌＯ月１Ｏ日《星期评论》“”纪念专号上的 《谈新诗一八年来一件大事》，鉴于胡适在当时 中国诗坛的权威地位，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各大家 当做金科玉律来遵守和执行。之后，刘半农、宗 白华、康白情、郭沫若等相继发表新诗批评文章， 但是基本上都是沿着胡适创建的新诗批评道路 进行。抛开文章的具体内容不谈，在新诗批评话 语模式的选择上，《谈新诗》开辟了以分析性陈 述、逻辑性阐发为根本特点的新诗批评言说方式 的先河，并且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实践，最 终将传统诗话形式彻底挤出新的文学理论殿堂 之外。这种以分析性、逻辑性见长的话语模式为 何能够在前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最终胜出？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种话语模式充斥着浓厚的 西方色彩，充分迎合了近现代以来迫不及待地学 习西方学术思维和学理阐释方法的中国知识分 子的需求。在激烈反传统的浪潮中，几乎所 有与传统有关的观念和方法都遭到彻底摈弃，中 国人以感悟见－Ｎ：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不例外。中 ・７５・ 国古代诗话传统正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注重生命感悟的诗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在 反传统的浪潮中，这种批评方法自然无法逃 脱被批评家主动弃置的命运。 给我们一种实感，使我们仿佛身历其境；尤在写 出一种动象。艺术上创造力所到的地方，更有前 无古人之概。”这类评点主要是通过新诗与古体 诗之间的对比，突出新诗的优势之所在；第三类 是对诗歌的主题或时代背景作简要评述，并力求 评价时的客观无倾向性。这类评点大约有３条。 一根据《新诗年选・弁言》中所述，“这是一九 九年版” ，几乎可以肯定，《新诗年选》的编 选和出版是在胡适发表《谈新诗》之后。“中国 新文学自运动后而大昌，凡一切制度文物都 得要随世界潮流激变；今人要采风，后人要考古， 如溟冷评王志瑞《旁的怎么样？》：“记得这首诗 发表的时候，正当天津学生联合会大受暴力摧 残，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背景？”这首诗带有很明 显的象征意味，如果不清楚当时的时局背景，传 都有赖乎征诗。” ３ Ｊ‘‘北社”同人编选《新诗年选》 无疑是顺应运动的举动，但是在对其编选方 式的策划上，并没有去趋合当时文坛主流，而是 使中国传统诗话模式在这部被认为是同时期具 有较高水准的新诗选本中得以延续。１９３５年， 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撰写的 《导言》中，仍专列“诗话”一章，除了对所选诗人 姓氏籍贯和创作概况的简单性描述之外，对一些 他个人偏爱和当时普遍认为影响较大的诗人的 艺术特点和历史功绩也有过基本总结和概况性 评价，但是并不涉及对具体诗歌文本的评点赏 析，只能看作是具体诗人的创作谈，因此与传统 诗话有质的区别。尽管《新诗年选》中诗歌后面 的评语，如前文所述，引起了朱自清的关注，但是 他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过程中并没 有沿用前者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与当时文流 的主旋律相契合。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现代 知识分子在前后中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臧 西否中、主动放弃诗话传统转而师从西方学术方 式，所以导致了诗话传统在现代文论转型中被彻 底丢弃，从而形成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在 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一枝独秀的局面。 因此，“北社”同人对《新诗年选》的策划，我们有 理由看作是中国传统诗话的批评模式在中国现 代诗坛的绝唱。 《新诗年选》中诗歌评点的内容，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用随意性的感悟话 语述写阅读心得，一般是对诗歌印象式的风格把 握。如溟冷评大白《应酬》：“费力往往不讨好。 这首诗的好处端在不着力。不着力或者倒是真 着力。”这一类评点大约有ｌＯ条。没有生僻艰 涩的专业术语，没有僵硬陈腐的理论模式，在这 类评点中，评者只是用浅*白的语言及时、生 动、如实地记录当时的诗歌现场，从而实现与读 者直接的交流与互动；第二类是侧重于对“新 诗”特殊审美品质的评介，尤其推崇清新、自然、 真实的散文诗。这类评点大约有６条。如溟冷 评傅斯年《老头子和小孩子》：“这首诗的好处在 ・７６・ 达给读者的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意义，而溟冷的评 点让读者领悟到诗人的真实意图，即对逝者的沉 痛哀悼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痛诉；第四类是 在与中国古典诗歌或近代外来资源的比较中，一 方面为新诗的出现与存在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另 一方面也在确定新诗的价值定位。这类评点大 约有１６条。如愚庵评周作人《画家》：“……，勿 论唐人的好诗，宋人的好词，元人的好曲，日本人 的好和歌俳句，西洋人的好自由行子，都尚这种 具体的描写。……”。在这条评点中，愚庵将唐 诗、宋词、元曲、日本和歌俳句和西洋自由行子这 些古代和国外的经典诗歌形式都纳入与《画家》 的平行比较范围，由此来突出周作人这首新诗在 艺术上的成功。上述四类评点中，第一类评点基 本上是传统诗话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第二类评点 也只是针对作品本身的言说，均没有对作品进行 深层次的挖掘，因此也没有过多的展开环节。四 者相比，第三、四类评点的思路更值得关注。 《新诗年选》中第三类诗歌评点及其涉及的 三首诗歌都是通过对当时时局的客观真实再现， 控诉残酷爱国学生运动的暴行，换 句话说，我们也可以套用“不平则鸣”来解释这 三首诗的创作动机。而这种写实手法更容易唤 起普通民众的心理共鸣，原本“苍白”的说教也 因此变得更加有意义，教化功能也更加凸显。在 文学非自觉的时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才是诗 歌创作的根本动力。《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 歌的源头，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事、宴飨、战争、爱情、徭役、民俗无不涉及。这 种辐射与包罗不仅成就了其注重写实的传统，也 使其成为后世文学追寻的目标和榜样。孔子在 《论语・阳货》中对于诗歌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全 面概况，提出“兴观群怨”论诗。司马迁在总结 前人经验和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发愤 著书”的理论，在《史记－屈原传》中重点剖析了 屈原的实例，将《离骚》的写作动机归于“怨”，并 极力宣扬怨愤不平的合理性，实现了对传统“温 柔敦厚”诗教的重要突破。现实主义的诗歌理 论到唐代进入到高峰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理论批评的建构和延伸。从 唐初陈子昂大力倡导“兴寄”，经过李白的“上溯 风雅”、杜甫的“别裁伪体”和元结的“规讽理乱” 等一系列主张，发展到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其间 一脉相承。自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鲜明地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建立起完 整而系统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体系。之后，宋代 梅尧臣、陆游等诗人都继承了他的诗歌理论并有 所阐发，明代李贽甚至把“发愤著书”说推广应 用到小说评论上。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跳出白居 易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窠臼。直到明清之际 的黄宗羲，才实现真正的推陈出新。他在《谢皋 羽年谱游录注序》中列举历史上魏晋、天宝以 后、宋亡几个时期诗歌特盛的实例，证明“厄运 危时生至文”的理论。显然，黄宗羲的这一理论 是渊源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同时又高于后者 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 “愤怒出诗人”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将古代诗 论中的批判现实的倾向发展到了可能达到的极 限。从《新诗年选》第三类诗歌及其评点中，我 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的痛恨和对无辜 学生的深切同情，同时这也是诗人通过诗歌讽喻 时政，兼济天下，践行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体现。 第四类评点基本上是主动将中国古典诗词 和外来资源的美学成就，作为新诗评价的主要参 照系。刘福春评价这类评点，“这些点评比较中 外，审察古今，很是衷肯。”【９ 比如粟如评点予同 《破坏天然的人》，认为其令人联想到李清照的 词。溟冷直接用两句唐诗评点俞平伯的《冬夜 之公园》，溟冷评点陈衡哲《人家说我发了疯》过 程中，指出这首诗中描述的场景在美国社会经常 出现，实际上就是中美社会文化之间的比较。溟 冷认为傅斯年《咱们一伙儿》与屈原《九歌》异曲 同工。尤其是愚庵的评点，在他署名的１９条评 点中，除少数几条直接对诗歌主旨发表感想之 外，大部分都是沿着在古－４＂中外对照的路子展 开。如愚庵评点沈尹默《赤裸裸》，认为其“在中 国似得力于唐人绝句。”评周无《去年八月十 五》，：“这首诗描写细腻，颇有太戈尔风。”上述 评点的内容一方面体现前后的中国新诗创 作，试图在美学效果上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 统继续，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文学翻译引入外国 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进而在 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探索出新诗的发展路向。 而且从这些评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出评点 者无论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还是ｘ，Ｊ于外国诗歌 都是积极支持的。不仅如此，《新诗年选》中的 ． 评点与传统诗话相比，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的超 越。这种超越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大量中国传统 诗学和外来诗学资源进入比较的范围。孔子宣 扬的“教化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批评的 思想武器，在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维护封建秩 序、繁荣封建文化、促进以诗歌为正统的中国封 建文学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 由于它禁锢思想，遏制个性自由，使传统的 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始终未能超越伦理中心主义 和经验主义的藩篱，这样也就造成了传统的文学 思想和文学理论，明显缺乏向未知领域开拓探索 的精神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而习惯于从前人的言 论中－－３－，－－￣理论依据，“替圣人立言”，这也是卷帙 浩繁的传统诗话、词话在理论上徘徊不前，在几 千年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始终未能有根本性突破 的重要原因。新文动冲破了这种封闭 式结构，促进了人们思维空间的拓展和思维方法 的更新，使中国诗话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批 评样式得以走向新的世界和未来。虽然我们并 不能说这些作者当时都乐意接受西方思想，但是 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正是因为西风东渐，西方哲 学、诗学、美学及其思辨方式的传播与影响，才在 ２０世纪初期出现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拉开 了中国诗学、美学走向新阶段的序幕。作为第一 个从本土文化语境出发系统谈论欧洲诗歌的中 国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不仅系统介绍了 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 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八位欧洲浪漫派 诗人，而且还在诗学意义上系统比较了中西诗人 和诗歌观念的差异，第一次发出“别求新声于异 邦”的呼声。而《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却是 从具体的诗歌文本出发，尽管这些评点者们还不 能站在更高的理论制高点上，对中国诗歌史上的 渊源流派、诗人诗作、诗学理论等复杂纷呈的文 学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研究。但是他们已 经自觉地将古今中外的诗歌进行横向的纵合比 较，探求各自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取长补短， 这就超越了历代诗话所擅－Ｎ：的“点悟”式品评和 作家作品论的藩篱，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在传统 的作家作品论个体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性、整体 性的研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 说，在处理新诗如何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诗歌与 外国诗歌中的精华，以及如何实现中国传统诗学 的现代转型等问题上，《新诗年选》中的３５条诗 歌评点，比鲁迅《摩罗诗力说》走得更远。 任何一门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 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强 ・７７・ 烈的民族特色。中国诗话之体也不例外。她在 义，点到即止，将更开阔的思考想象空间留给读 生长、发育、成熟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吸收中国 古典诗论和古典美学的营养，不断地继承创新， 不断地自我完善，创造了自己的价值，也建立了 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 到她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传统诗话注重对 诗歌本色的陈述，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注重以 “教化”为目的的功能性批评，而缺乏美学层面 上的剖析；注重自下而上的感性经验的总结，而 缺乏对诗歌创作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提炼和指 导；注重对传统的历史渊源的追溯，而缺乏对思 想弊端的揭露与批判；注重鉴赏式的表层感悟， 而缺乏严实缜密的理论思辨。这也是古代诗话 于近代文论转型过程中，当西方文学理论大举涌 入国门之后，其被逻辑严密、完备的西方诗 学迅速取而代之最根本的原因。从时期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话创作 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才出现了一股新体诗话大规模兴起的浪 潮，产生了《现代诗话》、《楚天诗话》、《诗说》、 《鲁迅诗话》、《臧克家诗话》、《沫若诗话》等一 批新体诗话著作，诗话一这种最具民族特色的文 学批评样式直到此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 然，这是后话，本文在这里不作具体评述。 如前文所述，《新诗年选》的编选和出版都 是发生在中国文学理论已经进入由传统文论到 现代文论的转型过程之后。当２０世纪初期绝大 多数学者纷纷主动抛弃诗话这种传统文学理论 批评样式，进而断绝诗话与现代文论血缘承继最 后希望的重要转折时刻，“北社”同人却使《新诗 年选》中的诗歌评点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呈 现，因而，促成《新诗年选》成为中国传统诗话的 批评模式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北社”同人 的这次“策划”，毋庸置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 义。首先，与同时期大部分学者全盘西化、盲目 学习西方不同，尽管“北社”同人在编选《新诗年 选》过程中，也选人了不少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 诗歌，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中国的贫困落后与中国 的传统文化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仍然 “不合时宜”地坚持使用诗话之体，在一定程度 上，也体现了他们ｘ，Ｊ－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 其次，《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讲究微言大 ・７８・ 者；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究“知人论世” 的诗学传统，既照顾诗人创作时的经历处境，也 强调批评家自身的生命投入；最重要的是，将感 悟思维这种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最为重要的思维 方法得以发扬。可以说，这些评点虽然大部分篇 幅不长，但是基本上汲取了中国传统诗话的艺术 精髓。如何在丰富精彩的西方诗学思想中，仍然 坚守中国批评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且不因迁 就西方诗学观念而遮蔽和扼杀自己的审美感悟？ “北社”同人完成的这次绝唱，值得当下学者认 真研究和借鉴；最后，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近 百年来的中国新诗批评中也出现过一些产生了 重要影响的诗话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与中国古典 诗学中的诗话批评相比，无论是在批评性质还是 在批评力量上都相距甚远。为了促进中国新诗 批评话语模式的重建，就必须正确处理“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在继承传统诗话遗产的基础 上，如何有效利用西方理论资源，尤其是学习借 鉴西方２０世纪以来的诗学资源？“北社”同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异常艰难的２０世纪初期的 大胆尝试，无疑为当下学者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 路。 ［参考文献］ ［１］由北社编辑．新诗年选［Ｍ］．上海亚东图书馆， １９２２． ［２］赵家璧，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Ｍ］．上 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１９３５． ［３］北社．弁言［Ａ］．新诗年选［Ｃ］．上海：亚东图书馆， １９２２． ［４］朱自清．选诗杂记［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ｃ］．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胡适．评新诗集＜草儿＞［Ｊ］．读书杂志，１９２２，（１）． ［６］姜涛．“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Ｊ］．江汉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２４（３）． ［７］蔡镇楚．诗话学［Ｍ］．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８］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Ｍ］．石家庄：河北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刘福春．第一本新诗年选［Ｊ］诗刊，１９９９，（２）． （责任编辑：胡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