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元素在低语境中的解读_关于纪录片_幼儿园_在温哥华展映的思考

造”。

第二种情形是某些电视栏目剧注意了情感因素,但情感表现不当。“表现”与“情感”一直是美学史上纠缠不清的问题,“表现偏重于形而上,更具有形式感”,但它“必须具备稳定性、秩序、和谐、意义,总之,必须具备价值”,⑥也就是说,“表现”的内容是情感,艺术是艺术家的情感表现,但表现情感绝不等于简单的描述式暴露自己的情感,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在创造性想象中得到的自我情感。科林伍德说过:“作者所表现的情感是他观照那个人物时所具有的情感,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作家对自身那个神秘部分所抱有的情感”而电视栏目剧的情感只是它自身,甚至仅仅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恰恰犯了以简单的描述式暴露自己的情感的错误,因而看上去虚假苍白,自然无法达到艺术的真实。

如果把电视栏目剧当做电视栏目,则电视栏目剧又完全没有遵循现实中的真实原则,尤其是新闻类的电视栏目剧,将社会问题用电视剧的形式演绎出来,消融了新闻应该具有的严肃性,比如湖南经视《新闻故事会》播出《马加爵落网记》,就在其真实性上大做文章,不但重现了逮捕马加爵的全部过程,而且让形象酷似马加爵的某高校学生主演,一个严肃沉重的社会问题被演绎得犹如惊险的警匪片,使之看起来像一场场闹剧,这与某地街头一个酒吧张贴类似马家爵逮捕令的招聘启事,网上风靡“马加爵之歌”,某厂家生产的“马加爵”牌斧等行为毫无区别,大

四、余论人民大众从需要娱乐走向需要被娱乐,这有点类似于尼采所说的“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但不同的是我们所体会到的绝不是酒神的状态,而是“娱乐至死”前的空虚和恐惧。同纯粹的娱乐节目而言,栏目剧的娱乐精神更为可怕,前者仅仅是形态和方式的狂欢,后者更多地内化为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的荒诞。尼尔・波兹曼有这样一个论断,“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⑧希望这种民生的艺术形态不至于以滑稽戏的形式行进。

有将新闻娱乐化之嫌疑。贝尔纳・瓦耶纳说过:“麻醉剂用适量可以起好的作用,用量不当成了可怕的东西。新闻的作用———几乎大家一致公认———不是引人避世,而是让人

⑦

觉醒。现在恰恰是本末倒置,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哈贝

马斯也认为新闻走向娱乐化之后大大削减了新闻本身的作用,政治新闻也娱乐,经济新闻也娱乐,暴力事件也会衍生出许多无端的娱乐话题,轻飘和浮躁让人摸不到事情的底,使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也越来越费力。在这种“娱乐化式”的环境下生存的人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对新闻类栏目的信赖产生动摇。注释:

①　韩鸿:《中国电视栏目剧形态研究》,2005-12-20紫金网。

②　阎安:《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人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2003-03-15紫金网。③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3页。

④　[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⑤　《南京零距离》总制片人张建庚在“创新创意制片人2004”上的讲话,2004-07-26新浪网。⑥　伯纳德・鲍桑葵:《美学三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⑦　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⑧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作者单位:广东南方电视台经济频道)

【责任编辑:潘可武】

中国电视元素在低语境中的解读

———关于纪录片《幼儿园》在温哥华展映的思考

■　郭　林

　　美国传播学者WilliamGudykunst在研究跨文化传播时认为,跨文化传播应该注意两种语境的使用方式:一种是

①

低语境,另一种是高语境。也就是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如

传播者一般尽可能地运用客观写实手法,将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而在高语境文化区如中国,传播者则相信人际间直觉、感觉上的交流。与在低语境文化区成长起来的人相比,在高语境文化区成长起来的人往往把问题考虑得较为

155　

美国、加拿大这样的低语境文化区,若要实现有效传播,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5期(总第148期)

　来稿摘登　郭　林:中国电视元素在低语境中的解读

复杂,例如中国电视纪录片编导表述自己的想法时多半习惯运用主观写意的手法,隐喻含蓄地表达观点,期待对方能够从这种含蓄表达中“意会”到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种语境使用方式的差异,是中国电视对外交流时容易产生解读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传媒专业角度来看,电视纪录片是较为容易进入异国语境开展交流的一种节目类型。当然,用电视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并使之跨越中西方各国间的文化差异、找到能够被西方文明接受的形式描绘本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思想,需要创作者具备历史的理性和人文关怀两方面的双重实力,以及娴熟地运用电视元素的能力。对于大多数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颇有难度的命题。

答:张以庆导演曾经说过,这所幼儿园是当地的模范幼儿园。老师也都是好老师。只是中国某些传统的教育方式在你们西方人眼里过于严厉。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付出代价,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是相同的。

问:在《幼儿园》这部纪录片里,男孩子明显要比女孩子多一些,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与你们国家的生育有关?

答:因为这所幼儿园的人数很多,参加拍摄的孩子们都是经过导演认真挑选的。一般男孩子活泼些,所以被选中的男孩要比女孩多一些。

问:《幼儿园》里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恨日本人,打美国人,谁教他们的呢?答:在中国,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张以庆导演的回

一、西方观众对中国电视元素的品质解读

2005年10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广州国际纪录答是:“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资讯的世界,他们已经不是哪个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了,他们被公共媒体影响并渗透着,还有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外来文化的东西都影响着孩子。”

从西方观众对于纪录片《幼儿园》的提问中就会发现,要使西方观众准确领会中国电视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价值,完成对中国电视元素的价值解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教授认为:“现代电视传媒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摆脱了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蒙昧状态,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进程同时也有可能使得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边界按照文明的断层线进一步区隔开来,而所谓的全球性电视文化也将仅仅只是停留在各个文明具有交集的较浅层面上,这使得我们在引进和输出优秀电视节目与形态的时候,必

②

须对其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的内核进行转换。”

片大会“中国日”的开幕式上,播放了来自中国湖北电视台的电视纪录片《幼儿园》。笔者受该片导演张以庆先生的委托,在播映后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因此得以了解到一些西方同行及观众欣赏《幼儿园》的角度与视点。

在中国高校的电视专业课课堂或许多公开场合播放电视纪录片《幼儿园》,观众始终都会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反应热烈。而在温哥华的整个播映过程中,观众的情绪则是冷静的。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他们只能凭借着简单的英文字幕来辨识老师和孩子们话语中的意思,看到一个男孩在睡觉前喊:“老师,她蛮闹人”,他们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看到老师严厉呵斥孩子,他们惊讶地发出“啧啧”声;看到孩子说“恨日本人”、“炸死美国王八蛋”,他们疑惑地摇着头。放映结束后,观众以长时间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导演的敬意和对纪录片《幼儿园》的理解。

从在温哥华展映后引起的反响来看,除了声音元素

(同期声)由于语言障碍带来的一点遗憾外,《幼儿园》这

不同文化土壤和背景下创作的电视作品,其内核转换的最小单位———元素,通常在跨文化交流中因语境差异而多义。例如纪录片《幼儿园》对那些清晰的画面无法仅以一种方式来诠释,对画面上所描述的情景的联想也多次触及到人们最深层的情感,让人追忆起一些模糊的往事和亲身的经历而从中感受灵魂的震撼。纪录片《幼儿园》最为可贵的特点是导演对电视纪录片进行的高级别创新,给予作品最丰富的想像力,追求作品最完美的形式。

部优秀的纪录片把创作者的审美情趣、人生体验、喜怒爱憎,通过完满的镜头诉说,使西方观众基本上读识了作品中构图、影调、光效和字幕等多种电视元素表现的宽泛主题,较好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中电视元素的品质解读。

二、西方观众对中国电视元素的价值解读

《幼儿园》是一部曾经被国际评委誉为“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价值观的折射”的电视纪录片。从在温哥华的展映效果上不难看出,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电视元素的品质解读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他们能够透过语言的迷障,较为准确地衡量出《幼儿园》这部作品中艺术性的高低。但如果在价值解读这一层面上分析西方观众对《幼儿园》的理解,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下面是《幼儿园》在温哥华展映后,观众的部分提问与笔者的解答:

问:我们看到有些老师对孩子态度粗暴,导演对《幼儿园》里老师的做法怎么看?　156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在高语境文化区产生的电视作品要在低语境文化区完成价值解读,势必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低语境文化区成长的人,必须了解在高语境文化区的“会话准则”。另一方面,通过电视作品的内核转换获得一种与作品之间互动的可能,使观众从最小单位的电视元素中发现电视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价值。

根据美国学者H1P1Grice提出的低语境文化区“会话准则”,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下列可能的高语境文化区“会话准则”:通过语境和人际知识来弄清他人的意图、避免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让听者自己去体会这些感受和观点。

电视纪录片《幼儿园》通过个体的孩子,透视人的共性、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化模式,体现出的强烈的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5期(总第148期)

来稿摘登　王　静:企业媒体的危机公关　

自我意识与忧患意识,凸显了创作者对主观写意表现手法的超凡的驾驭能力。如幼儿园的老师管教孩子的方式、孩子们对爱憎的理解和表露等,可以启发中国观众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现行的管理、教育理念及方法、爱的缺损、仇恨心理等问题进行文化价值层面的思考。但是,对于西方大多数观众来说,电视纪录片的内核就是客观再现。如果说,对一部根植于高语境文化区的电视作品进行内核转换,使作品中某些电视元素低语境化,将会有助于观众理解其文化价值,对其进行理想的价值解读。

术家驾轻就熟的写实本领。

电视纪录片《幼儿园》在温哥华的展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低语境文化区中国电视元素价值解读的问题。中国电视元素表述信息的多义性,往往使西方人很难揣度出其中的真正含意。《幼儿园》有一段描写夜色中孩子们熟睡的场景。其中月光的色调、床单的图案、孩子们酣态可掬的体貌,无不极尽唯美而精致,表现出顽强的主观意识。要使西方观众对这类中国电视元素的理解接近创作者力图表达的人文精神与思想感情,就要考虑对中国电视元素主观写意表现形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低语境化。比如孩子

三、中国电视元素主观写意的低语境化

美国学者H1P1Grice把美国主流社会的“会话准则”归纳为“说话明确而直接、只说当前语境下所要求的话语、

③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三个层次。一些优秀的电视纪录片证们的活动,参观“可口可乐”公司、听京戏、穿衣穿鞋、摆椅子等,能作一些较为写实的铺垫,可能会提高西方观众关于中国电视元素在价值解读方面的准确性。

中国电视元素主观写意的低语境化,有利于中国电视文化在西方低语境下展开较高层次的交流对话。要使中国电视元素准确传达出本民族文化价值,需要具备正确的语境使用方式,构筑中国电视元素的国际话语系统,才有可能进入国际间跨文化传播的正常轨迹,使中国电视最终获得在西方受益的契机。

明,在低语境文化区,电视元素的低语境化能够让观众较为轻松地完成对作品的品质解读和价值解读。例如,法国的一部获奖纪录片《博物馆》,创作者通过对博物馆的搬迁和对工作人员修复馆藏过程极其细腻、精致地描述来体现浓缩于博物馆中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内容,显示了西方艺

注释:

①　WilliamBGudykunst:CommunicatingWithStrangers,PublicationDate:August2002,Publisher:McGraw-HillHumanitiesSociall1②　石长顺:《现代电视传媒的文化转换》,《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③　H1P1Grice:AspectsofReason,Publicationdate:March2005,Publisher:OxfordUniversityPress1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　均】

企业媒体的危机公关

■　王　静

　　2005年骤然爆发的品牌危机迅速波及了许多国内知名企业与公司,如亨氏、宜家、杜邦、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宝洁、强生、戴尔、索尼、SKⅡ……每一个都是大名鼎鼎、颇具影响力的企业。无论市场环境几多变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企业危机或重大事件无不与媒体有着密不可分且极其微妙的关系。所谓“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媒体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摇旗呐喊进行品牌传播,另一方面也会追踪、披露并放大企业的隐私与丑闻。因此,媒体公关,特别是媒体危机公关,就成为企业塑造和维护良好品牌形象的关键,其成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是企业公共关系的重点。

死地的“关口”,除了企业不可控的因素以外,媒体的介入往往是给企业带来灾难性损失的罪魁祸首。任何一个企业对媒体抱着一种旁观者的心态都是危险的。只有积极和正确的媒体危机公关策略才是企业顺利发展、摆脱危机的正确抉择。

企业要发展,必须首先要了解媒体,做好媒体危机公关。正如在危机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企业面临危机时,都会聘请或者雇佣职业的公关顾问或专家来与媒体进行沟通,有时还会聘请媒介专家介入到危机公关管理中,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媒体报道危机而带来的损失。这也是他们品牌管理的成功经验。肯德基正是凭借其及时、积极和正确的媒体公关策略,在卷入“苏丹红”危机事件

一、媒体危机公关的必要性

危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外部因素造成的,也有内部因素导致的。如天灾、人祸、产品质量、顾客投诉、不客观报道等等。危机之所以成为真正致企业于

后,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公众致谦;同时,主动通过媒体对外报道其追查和整治“苏丹红”原材料的进程和效果,争取媒体与公众的理解;最后,还是通过与媒体的联手,郑重承诺向消费者提供赔偿。“苏丹红”事件得以顺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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