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史书中如无特殊情况，对人物里籍记载一般都比较明确。《宋史》中对人物籍贯的记载更有一个特点，大多是以州治在先。因为宋朝没有设郡，其行政建制为路、州、府、军、监、县。确为涿州或范阳人的，记录的也很明确：
“王则者，本涿州人”
“刘廷让，其先涿州范阳人。”
“李怀忠，涿州范阳人。”（范阳治所在今涿州市）
《宋史》因何以废置的涿郡称作是赵匡胤的祖籍呢？是由于资料确失、语焉不详或存有争议，还是为提高赵匡胤的郡望而故意如此呢？我认为应是后者。因为在《宋史》同一部著作里多处明确记载了赵氏皇家的故里和祖坟在保州。《宋史.河渠志五》载：“宣祖已上，本籍保州。”《宋史.本纪第二十.徽宗二》载：“己亥，置保州敦宗院。”《宋史.本纪第十六》载：神宗三年“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东安坟地二十顷及守园户。”《宋史.本纪第二十三.钦宗》载：“壬午诏┄┄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宋史》卷三百三十五载种师道言：“保州，祖宗陵寝所在，决不可与。”
由此看来《宋史》的著作者对赵氏皇家故乡在保州是清楚的，是有着明确史料依据的，言其“涿郡人”只是对其祖籍以郡望相称而已。这并非《宋史》的错误。以郡望代称籍贯，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更成为一种时尚。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士大夫始以郡望自衿”。章太炎在《史学略说》中也说：“唐人封爵，以郡望为准。”那么何为郡望？郡望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是在隋唐中世纪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叫法。“郡望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见《辞海》）郡望之称，始于东汉末年，盛于魏晋隋唐时期，至今仍在华人世界中沿用不变。郡望，最初的含义是指一个郡中的望族，后延伸指一个家族的根源和发源地。当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已经消失的时候，郡望却能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姓名各族寻根的依据。《郡名百家姓》在每一姓上都附注郡名，表示某姓望族曾居古代某地。台湾文献会主任委员林衡道先生认为：“郡望是两千年前秦汉时期的郡名作为整个家族追溯了祥之地的表记。”因此，这一传统至今在台湾仍能得到明确的体现。如台湾黄姓人家有的在大门门楣上书“江夏郡”三个大字，以示其祖籍在大陆江夏（汉置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岗县西北）。可见，在《宋史》开篇《太祖本纪》中的赵匡胤“涿郡人也”与同一著作中有关赵匡胤故里在保州的记载，只是以郡望泛指与具体指向的不同，并不存在矛盾。
（二）从赵匡胤先祖的生活经历辨析皇家故里的所在
赵匡胤称帝后追谥其高祖赵脁为文献皇帝，庙号僖祖，墓为钦陵；曾祖赵珽为惠元皇帝，庙号顺祖，墓为康陵；祖父赵敬为简恭皇帝，庙号翼祖，墓为定陵；父亲赵弘殷为昭武皇帝，庙号宣祖，墓为永安陵。
赵匡胤高祖赵朓（僖祖），生于唐德宗贞元壬午年（公元802年），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幽都即今北京，是个较小的辖区范围。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记载：“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据此，赵朓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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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生活在保州。其晚年生活情况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有人说“高祖晚年举家居住幽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观臆断。
赵匡胤曾祖赵珽（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为官具体地点的记载。据以上《青箱杂记》记载，赵珽早年也是生活在保州。他的晚年生活情况不详。但从其子赵敬青少年时期居住在故乡保州的民间来看，赵珽的晚年似乎并不风光，退隐或致仕后返归保州故里的可能性要大些。
赵匡胤祖父赵敬（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他是论证赵匡胤祖籍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早年的生活情况有比较明确的记录。宋苏舜钦《刘公墓志》记载：“公讳文质，字士彬，世占数于保州保塞县。曾祖延，不仕。祖昌，后唐为平州刺使、幽蓟垦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乡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间，昌阴知其非常，归以息女，今庙号简穆皇后。”（《苏学士集》卷14）
刘文质是赵匡胤祖父赵敬之妻简穆皇后的亲侄子，仕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赵宋皇朝“乡党”中的重要一员。《宋史.列传第八十三》记载：“刘文质，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简穆皇后从孙也。（皇后一旦受封，在其家族辈行中要提升一辈）父审琦，虎牢关使，从讨李重进战死。文质幼从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侯。帝颇亲信之，数访以外事。尝谓内侍窦神兴曰：‘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文质以简穆亲，又父死事，故前后赐予异诸将。真宗尝问保塞之旧，文质上宣祖、太祖赐书五函。仁宗亦以书赐之。”以上两则史料只记载刘文质是保塞人，未记述其故里村庄所在。在旧《清苑县志》中记载了刘文质晚辈刘惟德的身世：“刘惟德，字辅之，保塞人。以简穆皇后曾侄孙录用补三班。┅┅以左领军伟将军致仕。”“将军刘惟德墓在百冢村北。”以此观之，刘文质祖籍应在今清苑县百冢村附近。百冢村位于宋太祖故里东安村西南20余里，是一个普通的村落。
刘文质死后苏舜钦为其作《内园使连州刺使知代州刘公墓志》。这段墓志是解读赵匡胤祖籍十分珍贵的史料。从以上资料分析，赵匡胤的祖父赵敬与刘文质的祖父刘昌在未入仕途前均生活、居住在保塞（清苑县）的民间。两家居住地相距不远，并由此相识。虽然当时赵敬居住民间，尚无功名，但刘昌暗地里观察他，知道是个不一般的人，就将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简穆皇后，赵匡胤的祖母。以后赵敬和刘昌才先后离开家乡，在乱世中闯荡，建功立业。他晚年的情况有许多说法，但均无可靠史料证明。但从其子赵弘殷青少年时期仍生活在故乡保州且非常窘迫来看（见后文），其家属返归故乡保州过着平人的生活是非常可能的。赵敬是四先祖中唯一有记载曾经在涿州任过职的人。但仅凭这一点就推断四先祖占籍涿州，或云其籍贯因此发生改变是盲目和武断的。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宣祖），起家事赵王王镕，仕历后唐、后晋、后周，“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宋史》）他中、晚期主要生活、工作在河南，死后葬于河南巩县。赵弘殷早年仍生活在故乡保州。宋朝范镇《东斋记事》记载：“刘尚书涣尝言：宣祖初自河朔南来，至杜家庄院，雪甚，避于门下。久之，看庄院人私窃饭之。数日，见其状貌奇伟兼勤谨，乃白主人。主人出见而亦爱之，遂留于庄院累月。家人商议，欲以为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即昭宪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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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宋史》卷242《后妃上》载：“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既笄，归于宣祖。”文中尚书刘涣即刘文质之子，曾知保州。他所言宣祖“自河朔南来”，即是指赵弘殷从老家保州南下镇州（正定）投靠赵王王镕。赵弘殷途中饥寒交迫，在大风雪中落难于定州安喜，被杜家相救，与杜氏结为夫妻，即赵匡胤之生母杜太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父亲赵敬有着共同的命运，再次从官宦子弟落魄为平民，我们不得而知。但二祖均未承祖荫，都是从保州平民起身，靠自己打出天下。难怪宋王安中在《论修北岳庙奏状》中称：“祖宗肇造之迹实在保州”。
赵敬、赵弘殷在保州生活的经历，在许多史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宋真宗诏书称：“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宋神宗在诏书中称：“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旧里者，故乡、老家也；旧居地者，从前居住过的地方。这明确肯定了翼祖、宣祖曾在保州老家生活过。《宋史●河渠志五》记载的韩绛所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宣祖以上，是指宣祖、翼祖、顺祖、僖祖等赵匡胤的诸位祖先。“本籍保州”：本者，根源也，这里表达的是肯定之意；籍者，户籍、籍贯也。是说四先祖的籍贯在保州，通俗说，四先祖的老家在保州。这样的理解和说法，是和真宗、徽宗诏书中所称“保州宣祖旧里”、“翼祖保州旧居地”是一致的。
（三）从赵氏保州族属看皇家之故乡
赵匡胤先祖族属的居所，是研究其祖籍的重要依据。目前已有许多史料证明赵匡胤先祖都曾在保州（今清苑县）生活过，其父祖的直系族属也世代居住保州。以上赵敬、赵弘殷戏剧性的经历，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当其父祖辈发迹时，子女随居任所；致仕或落魄后又大多回到故乡，这是通常的情理。赵敬、赵弘殷也走过这样一条路。尤其是在五代大动乱时期，仕途的起落，命运的坎坷，更是难以逆料。从二人青少年时期均在故乡保州生活、成长的事实分析，赵珽一系也并未离开家乡，在保州还居住着他们的众多族属。对于这些族属，赵匡胤的子孙后辈们没敢忘怀，出于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历代宋朝皇帝对皇家故里所遗族属做到了恩宠有加，关怀备至。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3记载，宋真宗曾下诏书：“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而百姓赵加超实为天潢，久安地著。虽为疏属，实重宗盟。宜佩赤，以光白社。可左屯卫将军，仍赐加超等妻女首饰衣服银器有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丙午记事也记载：“保州民赵加超者，国之疏属，居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也。上遣内殿崇班麦守恩召加超至阕，六月丙午朔，授左屯卫将军致仕，特给全俸绢缗，昆弟子侄并加宠秩，赐其妻女器币有差。”真宗诏书中不仅明确指认保州保塞县东安村是其祖父宣祖皇帝的老家，而且还在老家找到了天潢贵胄赵加超，把他从一个平民百姓提拔为将军，还予以丰厚的赏赐。从赵加超等“久安地著”进行分析，宣祖的这一脉至亲族属是一直在保州东安老家居住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咸平五年记事还记载：“保州監押、侍禁趙希素，國之 屬也。上聞其不任事，令知州趙彬察之，彬奏如詔旨，戊寅，罷希素，所掌隸本州指使。”趙希素也是皇朝在保州的族属中的一员，官职虽然不大，但因为是皇族，其升迁、罢免还需有皇帝的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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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9记载宋徽宗也曾下诏：“保州皇族子孙，于属虽远，然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比闻皇族之孙未官者馀三十人，或贫乏不能自存，已令置敦宗院。其六房内，各择最长年二十以上者与三班奉职一人；一房及六人以上，加一人；并与添差监当。”徽宗皇帝竟然对家乡保州的皇族子孙们的情况如此了解，关怀备至。从中也可以看到，远在保州的皇族子孙，一直与开封的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靖康之后，北宋灭亡，沦陷保州的翼祖（赵匡胤祖父）子孙仍有一些人流离展转到南宋的国都杭州来追随朝廷。《宋会要辑稿》之十三卷128记载：“南宋绍兴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臣僚言：‘恭以翼祖皇帝世子孙，实在本州敦宗院。自河朔失守，得过江南者仅十数人。帝下悯其失所，乃诏宗司收悉属籍，今有官者止四人。至于注授差遣未得与两京宗室侔拟，此虽昔时颇有等差，然两京宗室自中兴之后予旧法之外，以尝推恩。而保州宗子颠沛远来，宜以稍加厚以昔时。乞令合赴部之人，权以两京宗室体例注授。’赵保州宗子，令吏部先次注授。”文中称保州赵氏族属为“翼祖皇帝世子孙”、“赵保州宗子”，可见在保州居住的是翼祖的嫡系支脉，尽管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已经不如两京（北宋京都开封、南宋京都杭州）宗室那样亲近，与宋高宗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但仍作为皇亲宗室“收悉属籍”，“以两京宗室体例注授”，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
以上只是提到了赵匡胤先祖的生活和经历及其在保州的族属情况。祖父及以上长辈如何开枝布叶，支脉分流，尚没有可考的资料。那么，赵匡胤以下的族属又是如何呢？宋太祖遗训称：“夫朕祖宗，积德千百余年，传至僖祖，聿修厥德，宽厚宏仁，至于四世，百有余岁而延及朕身，应天顺人，躬受周而有天下，遥思乎上世祖宗族属众多，或游宦四方，或散居州县，各占籍焉，今已疏远，因无统叙，昭穆难分，纵有相遇，示若途人，┅┅朕恐后世子孙亦有是也，朕与弟晋王匡义，魏王匡美，鼎分三派，各立玉碟十四字，以别源流，以序昭穆。”赵匡胤以下太祖、太宗、魏王三脉为王室宗亲，记载虽然详细，但对研究赵匡胤祖籍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赵匡胤在保州的族属，“涿州说”认为这只是皇室的疏属，是“以旁系证直系”，不能以此认定赵匡胤的祖籍。此说完全没有弄清所谓直系与旁系是相对而言的。赵匡胤至亲宗族，除去死了的祖宗外就是太祖、太宗、魏王三脉。总不成以此三脉来定祖籍。真宗、徽宗称赵加超等为疏属，是合乎道理的。他们已经是赵匡胤的晚辈和远辈了，他们眼中的近亲只有赵氏三派玉牒中的太祖、太宗、魏王三脉，而所谓疏属也只是与此三脉相对而言。三脉是直系，赵加超等当然是旁系了。但如果上推到赵敬、赵弘殷，又怎知赵加超等不是直系呢？赵加超若非上皇的嫡支后裔，又怎能得到真宗皇帝的如此看重呢？所谓“旁系证直系”完全混淆了时代和辈分的概念，因此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涿州说”在真宗同一篇短短的诏书中，只看到了赵加超为国之疏属，却没有看到这段文字前的“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这两段相连、相关的文字已经确切地说明，真宗并没有因为赵加超等是皇室“疏属”，而否认保州是宣祖旧里，这就是他们认保州为皇家故乡的依据。不仅真宗、徽宗，即使是南宋的高宗也还是把保州的族属作为皇亲宗室“收悉属籍”，“以两京宗室体例注授”。依“涿州说”，这些南下的“保州宗子”，对于高宗不是更远的旁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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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宋太祖遗训》也给我们重要的启发。遗训说“上世祖宗族属众多，或游宦四方，或散居州县，各占籍焉，今已疏远”，可见赵匡胤上世祖宗的族属很多，不止保州一支。但为何在许多重要史料中只记载了保州的族属，为何宋朝皇帝们只对保州的族属关怀备至，为何宋朝皇帝们又一再说保州是祖宗旧里、旧居地？而与此相同的记录至今在幽州、涿州却未见只言半字呢？这岂不更证明了保州族属，是赵匡胤最亲近的一支，是其先祖在老家的至亲支脉，是宋太祖追谥的上皇的嫡支后裔。
（四）皇家祖坟和“宋三陵”的辨析
与族属紧密相连的是祖坟，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族属当然就有祖坟。在清苑县的赵氏祖坟究竟有多少，都包括了那些支脉，我们无从考证。但从史料记载看，这里确实是“宋三陵”（僖祖、顺祖、翼祖）的所在，同时在祖坟中有赵匡胤父亲宣祖一支是肯定的。旧《清苑县志》一直称“宋三陵”在清苑县并非谬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九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正月记事载：“保州奏：‘內殿崇班趙永圖言，上皇墳園，比奉敕建資果禪院。乞撥田十頃，以贍僧徒。’從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记载：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奉诏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守护祖坟，岁度僧一人，乞遇同天節於內東門進功德疏，別度一人。”这里直称赵氏祖坟为“上皇坟园”，便明确说明此处皇坟便是“宋三陵”的所在。“上皇”所指即赵匡胤即位后追谥的高祖（僖祖）文献皇帝、曾祖（顺祖）惠元皇帝、祖（翼祖）简恭皇帝、皇考（宣祖）武昭皇帝。四先祖除宣祖葬于河南外，均葬在故乡清苑县东安村的祖坟之中。否则，如果按“涿州说”的推论这里只是安葬着除三先祖以外的远祖，那么何以称为“上皇坟园”。也只有四先祖才称得上“上皇”。既然是“上皇坟院”，那么从体制、规模上也必须与皇家相称。“资果禅院”便是用于守护祖坟，专供上皇坟园祭祀和安奉上皇神御的重要建制。“资果”者，培育善果之义。在此处建立资果院，除用于祭祖外还含有弘扬皇权的意义。从以上记载观之，这所资果院不是一般的禅院，而是奉皇帝诏令修建的。换言之，是赵宋皇家“上皇坟院”所专用的。同时这所敕建的资果禅院规模相当宏大，仅赡养僧徒的庙产就有1000亩地，僧众之多，法事之隆，若非皇族专设，是不多见的。
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再次下诏：“壬戌诏—定州（注：宋时保州曾隶定州路）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从这道诏书中所称“宣祖皇帝祖坟”，进而明确看出，这所祖坟是宣祖一支的坟地，当然不会包括其他远支宗族的坟地了。封建社会聚族而葬是要分支脉的，只有近亲的才能葬在一起。也不是所有的赵氏坟茔都能得到皇帝如此的尊崇和眷顾。既然是宣祖的祖坟，那么这里埋葬的就应该是宣祖的直系亲族，即其父赵敬（翼祖）、祖赵珽（顺祖）、曾祖赵朓（僖祖）以及三祖的近亲族属。只有这片坟地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从神宗诏书上看，这确实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坟地。赵氏祖坟原有的规模不得而知，从上文熙寧诏和熙寧记事分析，熙寧四年仅资果禅院的庙产就“拨田十顷”（1000亩），原有坟地规模想来也不会太小。在此基础之上，9年之后的“壬戌诏”赵氏祖坟增益的规模更为可观。四至各益地五顷，就是2000亩，相当今天一个中等村的耕地面积。四至增守园人十户。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民生先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一文分析：“宋代平均家庭人口约为7人。其中北方户均人口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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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九口。”依此计算新增守园户便有360多人。
就这样神宗皇帝还闲不够，元丰四年又下诏书：“戊戌诏—保州守上皇坟园户免义勇、保甲，止令附保。”从中可见神宗皇帝对守护好“上皇坟院”是何等的重视。不仅十分地尊崇祖宗，而且泽及守园之户。也只有皇家的陵园才能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
由以上的记述我们不难想见，千年前这片坟地是如何风光！当时，有谁人曾怀疑过这就是皇家的祖坟？有谁人曾怀疑过这里不是皇家的故乡？赵匡胤做了皇帝后虽然没有衣锦还乡，他的后辈们还是为光宗耀祖很花了一番心思。
关于“祖坟”问题，嘉佑中御史中丞韩绛上书仁宗：“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怀敏广塘水，侵皇朝远祖坟。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使易葬，此亏薄国体尤甚，物议骇叹，愿请州县屏水患而已。”（《宋史●河渠志五》）曾为元佑宰相的刘挚在他的《忠肃集》卷一一唐介（曾任副宰相）神道碑上也记载了这一事件：“国朝祖陵在保州，自杨怀敏广塘水稍侵近，议赐钱改卜。公言迁久安之神以其地与水，非尊祖之道。”在争论中有人曾对文中赵氏祖坟所指提出异议，认为是赵广汉（汉朝人）之后迁来的赵匡胤远祖的坟墓。这是毫无根据的盲目推论。我认为，韩绛上书所言塘水所侵的皇朝远祖坟，绝不会包括所谓千年前赵广汉之后的赵氏宗族迁来的坟墓。且不论赵匡胤是否真的是汉朝赵广汉之后，拟或赵广汉后裔是否迁徙清苑县。仅按常识而论，平常人家千年的坟墓早就毁灭无存，代系和支脉也无从计数。仁宗朝所言远祖的坟墓，仍然是指上文所说的宣祖皇帝一脉的祖坟，也即神宗诏书中所称的“上皇坟园”。这相对于仁宗朝应该是远祖了，但并不因其为远祖而否认是皇家祖坟。这座祖坟虽属宣祖一个支脉，但延续到仁宗朝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200多年间，子孙繁衍，支脉分流，其坟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面积上都具有了相当的规模，赐钱二百千迁一座坟应该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枢密副使级官员月奉二百千），这足以引起“物议骇叹”了。韩绛上书中“本宗”的所指，应为宣祖这一大支脉中分流出的小支脉，不应该包括宣祖一系之外的其他支脉。
皇家祖坟在清苑县的史实，除以上神宗诏书和韩绛、唐介奏疏外，还有钦宗诏书和宋朝韩琦、李纲、文天祥、种师道、徐处仁、林伸等众多大臣论述的记录，后文还要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顺、翼二祖葬幽州的说法，我认为文中“幽州”仍然是含盖清苑县在内的大区划古地名的泛指。《宋史•志七十五•山陵》载：“顺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营奉二陵，遂以一品礼葬河南县。”《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相同的记载。大量史料均记载顺、翼二祖陵墓确实是从清苑县迁走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从幽州营奉的二陵也便是从古幽州所辖的清苑县所迁葬的了。否则，这些史料的记述岂不自相矛盾了吗！
（五）北宋历代皇帝对皇家故里的认同
诚然，先祖的旧里和生活经历、族属的居所、祖坟这些对确定赵匡胤的祖籍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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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但那种认为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即为故里的观点仍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此种观点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过小，未能包括各种的情况。比如，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一不生于韶山，二不长于韶山，而其故里仍是韶山，更不能以其祖父在北京从政他就是北京人。因此，确定一个人的祖籍，除看其先祖生活、居住的地所等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当事人的认同。若非如此，那么北宋九朝，南宋九朝，如何确定赵氏祖籍？即使是南宋末帝赵昺也不会认临安或开封为祖籍的。因此，确定赵匡胤祖籍（或说宋皇家故乡），首先要宋朝的皇帝们一致认同，他们才是当事之人。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王们尚未背典忘祖，北宋九位皇帝中史料有记载的就有七位明确指认赵氏先祖旧居地清苑县为皇家故里。
宋太祖赵匡胤戎马一生，在位17年，忙于统一大业，50而卒。史料中没有发现他对祖籍的说法。太宗赵光义承祧，苏舜钦的《刘公墓志》表明了他对祖籍的意见。《墓志》记述：“公讳文质，字士彬，世占数于保州保塞县。┄┄保塞，皇家之故乡也。┄┄夫人出入宫闱，太宗尝以乡党之旧，赐予颇众。”太宗以保塞人刘文质为乡党，当然是以保塞为故乡了。
宋真宗对祖籍的指认就更加明确了。真宗咸平年间曾下诏书称：“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赵德麟《侯鲭录》卷3）诏书十分明确、具体地指认了赵氏皇家的祖籍为保州保塞县东安村。真宗以其祖父宣祖的旧里为祖籍是理所当然的。
宋仁宗对保州皇家故里也是十分关心的。从上文引证的韩绛奏疏可以看出，嘉佑间仁宗曾下诏书，由国库出钱易葬被水淹了的保州宣祖祖坟。而且由于易葬出资数目巨大，引起了“亏薄国体”、“物议骇叹”。
宋英宗在位不到5年，没有相关记载。宋神宗在位期间对皇家故乡的关注达到了顶峰，六年中连下三道诏书。熙宁八年二月“奉诏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守护祖坟，岁度僧一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元丰三年九月，神宗又下诏：“壬戌诏—定州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元丰四年四月，神宗再次下诏：“戊戌诏—保州守上皇坟园户免义勇、保甲，止令附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二）。三道诏书，又是建资果院，又是扩充坟地，又是加强守护，可见神宗对祖坟的尊崇和重视，更是对祖宗故里在清苑县的认可。
宋哲宗对保州的先皇坟地及族属也表现了应有的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二哲宗元佑元年七月记事载：“己未，保州言：河水汎溢，浸及先皇墳地，請就本州界來年春夫修築。從之。”
宋徽宗同样没有忘记身在保州的祖宗后人。为使家乡的皇族子孙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他下令“置保州敦宗院。”同时下诏对保州皇族子孙进行提拔和安置。（见上文）
北宋末年的钦宗皇帝在国破家亡之际，依然对祖宗之地的清苑县表露出无奈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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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之情。在金邦屡屡入侵中原的危难形势下，在战和的激烈争论中，于靖康元年三月壬午，懦弱的宋钦宗终于下诏：“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纡祸。赖宗社之灵，守备勿缺，久乃退师，而金人要盟，终非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黏翰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又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当固守，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札与三镇帅臣。”（《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卷五十四）
至此，北宋的九位皇帝中，史料有记载的就有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位皇帝承认保州是皇家的故乡了。按他们自己所说的祖宗“旧居地”、“旧里”“上皇坟园”、“先皇坟地”来界定赵匡胤祖籍，既符合历史事实，更是合乎情理的。如果说宋朝历代皇帝们自己认同的祖籍还不能算数，那岂不成了咄咄怪事！难道还非要后人们以笼统的“涿郡”或由此附会出的“涿州”来为他们错误地指定一个故乡吗！
（六）宋朝大臣对皇家故里的认知
确定宋太祖故里，当朝朝野的认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皇家祖籍，当朝大臣们是清楚的，这应该是他们为官的一般常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宋朝大臣们都是众口一词，称保州是赵氏皇家的故乡。
在论及塘水淹坏皇朝祖坟时，御史中丞韩绛上书仁宗称“宣祖已上，本籍保州”。《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嘉佑六年七月记事载：“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马承受林伸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其地与边吴淀相接无数十里，颇为塘水所坏，乞下本处常完筑之。’从之。”上文还引注了数度为相的韩琦的家传：“韩琦家传云，琦论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寝为言，认遣监铁判官杨佐管勾屯田张茂则与保州赵滋同擘划而事录不书，今附同见当考。”身为宰辅的刘挚、唐介也都声言“国朝祖陵在保州。”（宋刘挚《忠肃集》卷一一唐介神道碑）在与金国的和战之争中，丞相李纲力主抗金：“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之财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馀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祖、顺祖、僖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续资治通鉴》）宋朝名将种师道（曾任刺使、节度史、同知枢密院、京畿两河宣抚使）也说：“保州，祖宗陵寝所在，决不可与。”（《宋史》卷335）大臣徐处仁（历任中书侍郎、户部尚书、尚书右丞）也入奏朝廷：“朝廷甘言重币修好可也，何至捐三镇以于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岂可与人。矧保塞奉二祖之陵寝，中山为陛下之始封，夷狄诈而难测，今要盟劫质，侵侮莫甚。但见其还，从而信之，则过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苏舜钦（曾任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等官职，宋朝著名诗人）在《刘公墓志》中称：“保塞，皇家之故乡也”。大理丞吴处厚曾在奏书中谈到：“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续业。”（《青箱杂记》卷九载）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的王安中在《初寮集》卷三《论修北岳庙奏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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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祖宗肇造之迹实在保州”。直到南宋灭亡，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押解元都途径保州还写下了悼念宋太祖祖坟的诗篇。诗中写到：“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东。山川犹有灵，佳气何郁葱。顾我巾车囚，厉气转秋蓬。瓣香欲往拜，惆怅临长空。”诗中充分表达了文天祥对宋朝皇家故里的景仰以及对国破家亡的惆怅之情。
以上可以看出，从北宋初年直到南宋的灭亡，宋朝的大臣们一直把保州作为皇家的故乡，或予以维护，或表达景仰。这一观念是极其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与此相反，古代史料中却没有赵匡胤祖籍涿州的任何记载，“涿州说”能够作为立论依据的也只有“赵匡胤涿郡人也”这样笼统的一句话。因此，后人们也没有理由毫无根据地改变大量史料记载的清苑县为皇家故乡的史实。同时这也使我们看到，现代的一些人把涿州误做涿郡而指认赵匡胤祖籍涿州，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
（七）宋太祖故里在清苑县东安村
宋太祖故里在今清苑县已为大量史料所证实。但在许多史料记载中，对宋太祖赵匡胤故里在清苑县的具体位置说法不尽相同。由于年代久远，沿革变迁，产生笼统、相近甚至不同的说法，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据赵德麟《侯鲭录》卷3记载，宋真宗诏书称：“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丙午记事也记载：“保州民赵加超者，国之疏属，居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也。”元丰三年九月宋神宗下诏：“壬戌诏—定州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宋史.本纪第十六》也记载了这件事：神宗三年“九月壬戌，增宣祖定州东安坟地二十顷及守园户。”以上真宗、神宗的诏书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记事以及《宋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除以上史料明确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故里在清苑县东安村外，还有一些笼统和相似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四仁宗嘉佑六年七月记事：“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马承受林伸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其地与边吴淀相接无数十里，颇为塘水所坏，乞下本处常完筑之。从之”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二载：“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亦号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旧《清苑县志》载：“宋三陵在御城西北”、“黄狗洼在御城西隅，乃一亩泉、石桥河汇为淀流入安州，俗传为宋太祖祖家故里。”《畿辅通志》载：“宋三陵（僖、顺、翼三祖陵）在县东南御城西北。┄┄太平兴国中，以祖宗陵墓所在，因置保州。”从以上资料分析，尽管与故里在东安的记载有些出入，但认真分析并不矛盾。
其一，东安、御城两村地界相连，东安南距御城二里之遥，位置均在县东（清苑县治所原在今保定市）三十里左右处。御城（亦称柳林庄）在历史上是个有影响的村庄，此地曾建柳林社，辖御城、东安等村庄。记述人物籍贯，以社名（如同现在以乡、镇名）代所辖村庄，是常有的事。旧《清苑县志.人物》中多以乡社指人物里籍，如“李友直（明刑部侍郎），柳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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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一千多年中，民居聚落，村庄格局，户口繁衰，变化非常之大。特别是清苑县在五代、宋、元时期，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民居的变化比任何朝代都大。旧《清苑县志.卷六.田赋》记载：“宋太平兴国中（公元976-984年）河北道置保州，户五千八百一十，口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宋史。地理二》记载：“崇宁（公元1102-1107年）户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六，口二十三万二百三十四。”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到宋徽宗崇宁年的120多年中保州户增长了近4倍，人口增加了18倍。尽管如此，清苑县仍是地旷人稀，绝不能以今天村落的现状来想象1000多年前这里的村落状况。从神宗时期修葺祖坟、修建资果院看，仅扩充的坟地就2000亩，赡养资果院僧徒的庙产1000亩。日前出土的宋代石像生在今东安和御城两村之间，两村相距二里之遥，显然一千年前两村的村落不是这样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其三，关于赵匡胤故里黄狗（应为“沟”字之误）洼的记载也不能完全否定。《清苑县志》记载的黄狗洼位置与东安相同。今东安村西尚有黄河洼地名，村民传说为黄沟洼演变而来。至于村名在一千多年的沿革变迁中早已不复存在。清苑县五代时期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北宋期间为宋、辽界区，后相继陷落金、元。在长期战乱中人民迁徙，村庄毁灭，直到明朝以后，才逐渐稳定下来。现今清苑县所辖的266个村庄，就有159个是明朝以后建立的，占全县村庄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从以上资料分析不难看出，宋太祖赵匡胤故里在东安村的证据是充足和明确的。特别是依据真宗、神宗两位皇帝的诏书，把他们自认的祖宗旧里东安确认为皇家故乡，是有说服力的。
（八）千年皇陵安在哉
以上已有大量、繁复的史料证明宋太祖的皇祖陵在清苑县东安村。然而千年沧桑，民居变迁，“宋三陵”遗址的准确地点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谜团。2003年4月12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召开的“赵匡胤祖籍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谜团的逐步解开。同年的9月，在宋太祖故里东安村南数百米处俗称“御坟”的地方终于发现了第一尊石像生。
这尊石像生是一只伏卧式石虎，1999年在东安村南平整土地时出土的，当时距地面约三、四十厘米。出土时原为一对，出土后因未引起足够重视，一直暴露野外，直到其中一尊品相更为完好的石虎被盗，才引起村民的注意。将这尊石虎保存起来。这只石虎由于常年埋于地下，外表剥蚀严重。头部左侧面有残缺，但右面部尚完整，依然能分辨出其外形与老虎酷似。其伸颈昂首,圆睁双目,宽嘴闭合,小耳下耷,长尾弯垂贴臀,尾端盘曲成圆,利爪勾曲朝前,四肢伏卧于基座。座底有长方形凹面,可能再与下层座相扣合。石虎通高1.43米，长1.7米，底座宽0.6米，汉白玉质。虎身采用浅浮雕技法，整体雕刻略显粗壮，造型古朴，气势雄浑。
2003年10月，在“御坟”处又出土了一尊石象。石象头朝东倒卧在泥土中,头与身体已经断裂,不少地方侵蚀斑斑,昭示着年代的久远。经专家初步测量,该石象全高约为1.75米,身长约为2.50米,身宽约为1米;其中,底座与石象相联,长约1.67米,宽约0.77米,高约0.32米。断裂的头部还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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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头部后面雕刻宝相花。
2003年12月3日，在清除石象头部埋土时，却又意外地发掘出三尊石人。三尊石人出土位置在不久前出土的石象的南侧。出土时，石人呈倒伏状，两半身石人叠压在整身石人身上。石人的雕刻风格以及宫服穿戴与巩县宋陵相似。
从石人出土情况看，这不应是第一现场。陵墓的原貌早以被严重破坏了。据当地村民讲，50年代，这里地面上就曾散乱地堆放着不少石人、石羊等石像生。农民还在这些石像生上磨镰刀。这片土地古称“御坟”，南面村庄叫“御城”（过去称“御城庄”）。这些名称想来应同“宋三陵”有关。正如满城汉墓，墓室山下东边的村庄名“守陵村”，但一两千年来却无人知道村名的来历。直到1969年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一轰动考古界的汉墓，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守陵村”正是守护汉墓的先祖们遗留下来的村落。呜呼，尘封的历史究竟为我们留下了多少难解的谜团啊！
经过有关专家对东安出土石像生的考察研究，初步认定为北宋初期的石雕。从石像生的种类、样式、规模、体制上分析，这不会是一座普通的陵墓。三种石像生所显现出恢弘的皇家气象，已经展露出皇家陵园的冰山一角。那么他又是那家的陵墓？史料有记载的只有赵宋皇家的“上皇坟园”在这里。然而，赵匡胤的三先祖均在其称帝前殒世，且三先祖生前最高的官位也不过是一名刺使。那么，又是谁，在什么时间，为他们按皇帝体制重修的陵墓呢？按嘉佑中因广塘水淹宋祖坟，仁宗下诏易葬的史料记载推断，重修祖坟应在宋仁宗朝。而在宋神宗朝又连续颁发的三道诏书对“上皇坟园”进行了大规模地修建。
（九）结语
宋太祖赵匡胤之祖籍，或曰赵宋皇家之故里、故乡，本不应该成为扑朔迷离的千古疑案，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史料证据却因《宋史》中一句“涿郡人”而一叶障目，致使一些后人误将“涿州”代“涿郡”并大量地记入现代书籍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现在，大量史料以及文物的挖掘，使问题得到澄清。无论是赵匡胤先祖的生活经历、赵宋皇家族属、先皇坟园，还是宋代皇帝以及大臣们的一致认可，均证明了赵匡胤祖籍在今河北省清苑县。现在据史更正已经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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