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卷第12期) JournalofLiaoningAdministrationCollege
No.12,2007(Vol.9.No.12)
社会人文
论劳工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
何 炜
(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123)
[摘 要] 劳工阶层与中间阶层的各群体作为社会的中下层民众在大部分国家均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两个阶层对于经济、社会等政策的取向是值得研究的。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对这两个阶层的政治意向进行分析,展现这两个阶层的一些新特点。[关键词] 劳工;中间阶层;政治特点;政策意向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53(2007)012—0205—02 在一个社会当中,公民由于从事的行业、个人或家庭收入及社会地位的不同,从而归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在政治上也就有不同的政策诉求。在很多进行普选的民主国家当中,这些社会阶层通过选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进入国会或政府为本阶层谋利。如果选举人要想取得政权的话就必须尽量寻求众多群众利益的交集。劳工和中间阶层在社会中占大部分人数,其利益诉求是在选举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一、劳工阶层的特点与政治取向
劳工阶层是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质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社会结构中任何一个阶层的地位都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该阶层所拥有的资源特征;二是其阶层规模。劳工阶层在前工业化社会中规模是不小的,因为那时的社会是制造业工厂“遍地开花”,对体力劳动者需求很大,经济上由于刚刚迈入工业社会,社会结构基本上还处于类似封建社会般的“金字塔”形社会。“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之所以欠稳定,重要原因是社会底层(包括工人阶层)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较大,其人数的集合足以对社会和其它阶层造成威胁。而且这一时期劳工阶层所受的剥削也是比较残酷的,剥削方式主要是以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为特征而非提高科技水平,这决定了劳工阶层是比较壮大且富反抗性即战斗力的。而到了后工业化时代,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第二产业的缩小,传统的纯体力工作者的比例逐渐减少,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也慢慢演化为“橄榄形”社会,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相对稳定,原因也是最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社会底层的规模较小,难以撼动社会整体(另外就是,因为底层规模较小,社会对其的转移支付作用较大)。当然在这时劳动条件也随之改善了很多,产业工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战斗力上都已经大幅萎缩了。
一般来说,劳工阶层在社会资源拥有上具两个特征:(1)在资源组合中的作用较小,因为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的来源较为充分,所以供给也较为充分,那么随之在资源配置中的价值量和谈判力也较小;(2)对资源的边际生产能力低,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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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社会中承担功能类型和所解决的问题层次较低。他们因能力原因所关心的问题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经济指标:劳动条件和保障;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和物价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就业岗位水平。但是这些利益的水准是劳工阶层不能掌握而只能争取的,因此劳工阶层对于经济、社会政策走向是由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并且他们出于对国家转移支付的强烈需求,通常都支持对个人收入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自由市场会使劳工阶层感到他们生产的产品易受冲击,从而工作机会容易失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阶层和工会在对华经贸上通常持不合作态度的一个原因。
在政治态度上,劳工阶层作为“下层阶级”在传统上是偏向于左翼政党的。从民主政体本身来说,下层阶级通常会更对集权主义政党而不是民主类型的政党感兴趣。其中,较低水平的教育、对社会的较低参与度、较封闭的职业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是重要原因。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他就越感到经济不稳定,不安全感和紧张感就会加剧。而一个人经验和稳定感越少,就越可能支持简单化、急功近利的政治观点,从而很难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很难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那么就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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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1928年至1933年当时德国纳粹党的势力不断得到迅速的扩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工人和工会也参与支持了纳粹党。在1929年时纳粹党员只有15万,而到了1933年时其党员人数已达140万人,在国会中议席也由1928年的12个增加到1932年的230个,成为国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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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党。纳粹党员的社会成分在1932年时,工人所占比例28.1%,职员比例25.6%,自由职业者比例20.7%,农民比例14.1%,官吏比例8.3%,其他占3.3%,[4]在后来的几年里,随着纳粹党不断扩大,工人的比例一直都是最高的,占将近三分之一。因此,劳工阶层并不是天然的左翼政党的支持者,而是天然的具有平民主义、社会色彩强烈而可以强力执行并立见效果的政策和政党的支持者。
二、中间阶层的定义与政治特征1.中间阶层与中产阶级综述
中间阶层是一个很复杂的阶层,海内外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各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中间阶层大体上包括自耕农、城市手工业者、小职员、小企业主甚至还有退休职工及大学生等群体。这个阶层所涵盖社会群体较多,其对于政
[收稿日期]2007-06-18[作者简介]何 炜(1982-),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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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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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思想方面也不尽统一,对中间阶层中各群体应区别看待。
中间阶层作为整体最突出的特征是革命性和保守性共存。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间阶层的主要表现是要发展而不是民主,要秩序而不是公平。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无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还是印度尼西亚,在威权主义政府扶植下成长、并受益于经济增长的中间阶层都曾成为开发独裁的主要支持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又倾向与大众阶层联盟,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反对独裁和特权阶层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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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资源的独占。导致东南亚中间阶层保守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在战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缺乏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成长、不受政府干涉和操纵的自由市场。东南亚的中间阶层是权力与市场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权力因素塑造了这个阶层的保守的一面,市场的因素决定了这个阶层革命的一面。“而在东南亚以往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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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因素一直呈现出压倒市场因素的趋势”。在普遍经历了战乱和贫困之后,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大众阶层对经济发展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对政治民主的需要,而依靠经济增长得以产生的中间阶层相比大众阶层,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因此,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权、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权和印尼的苏哈托政权虽然都具有独裁特征,但由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而普遍获得了上述国家成长中的中间阶层的广泛支持。此外,威权主义政府在领导和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需要得到中间阶层的支持。中间阶层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威权主义政府结盟,遂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较为普遍的模式。而如专制制度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长时间不能给中间阶层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间阶层也可以转化为激进的、革命的力量。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由于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并且还强化带有寡头色彩的少数家族权威而最终垮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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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向专制制度蜕化。稳健的民主政治通常建立在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并且也是守法的。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
[8]量。亨廷顿的研究也认为,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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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也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上述分析表明,中间阶层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间阶层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2.农民群体的政治特点
本文之所以特选出农民群体进行论述,是因为该群体的政治特点有异于以往的传统观念。本文所指农民是指小庄园式自耕农性质的农民群体。在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里,农民与工人是“联盟”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左翼阵营中一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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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如日本、法国等国后发现,在历
次选举中,农民群体通常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
作为小农群体,传统上其利益着眼点即在于土地的获得和安定种植生产两方面。在法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中,农民都是不大赞成的,因为如果参与革命的话,其既有的小规模利益就会失去,而滑落向无产阶级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农民群体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工商业经济不如城市发达,如果失去土地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农民参加革命基本上都是在贫雇农占多数,土地矛盾非常尖锐,由于得不到土地的情况下才参加的。通过革命获得了土地,那么农民又会立刻寻求安定以发展生产,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批评农民革命不彻底性的原因。法国大革命中确实农民是起义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但那些农民都是脱离了土地在城市中无业的农民,真正乡村中有产农民很少参加了革命,不仅如此,乡村中的农民一向“保王”“、爱教”,很大程度上还敌视革命,在1793年发生的“旺代叛乱”就是一场乡村农民反对革命政府的暴动。
在二战后,台湾、日本、韩国均迅速实行了土改,使得土地矛盾缓和,从而也就使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些地区难以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农民从这些右翼政权获得了土地并取得保护,他们始终都成为这些右翼政权的支持者。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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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
(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西忠雄认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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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农地改革是对旧制度的一场革命。1945年到1947年前后,日本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在实施农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农村的运动销声匿迹了。日本农民则在几十年时间内,基本上把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因为自民党也代表农民利益,他们立下不少名目补贴农民,农村不仅有农田,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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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的‘票田’”。每次选举时,自民党来这里收割选票。稳定的农村,支撑了一个稳定的自民党政权。农民群体由于生产性质对于国际合作方面支持较少,而对于本土化的、带民粹性质的事物接触较多,因此有浓厚的平民党情绪。再加上农民对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及产业工人重视而由于难以扩大再生产反而比企业主阶层更注重直接税的收取,这使得农民群体在经济政策上就靠向了偏右的政权,而右翼政党通常对外比较强硬,又迎合了农民的民粹情绪,所以农民较多支持右翼政党。◇注释
[1]工人阶层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力的变化.中国网,2002年2月4日[2]祝灵君.一致与冲突———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再思考[M].人民出版社,2006
[3]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单元知识.北大附中远程教育网
[4]李工真.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世界历史,2001年6月
[5][6]李文.东南亚中间阶层的二重性及其成因[J].当代亚太,2004年第6期
(ht2[7][8]毛寿龙.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中国e学院”
tp://www.ce86.com/),2006年9月
[9]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9
[10][11][12]慕歆荷.分析:日本为何能在战后跃居世界第二[J].了望东方周刊,2006年3月
[责任编辑: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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