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人不仕现象探寻

明初文人不仕现象探寻

李皓月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0）

摘　要：历朝历代士人大多都将出仕为官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但在明朝建立初年，许多文人不愿意出仕，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为不忘故国，仍然忠实于元朝，虽受诏但推托不愿为官的，如丁鹤年、戴良等；第二种是因明初用重典，出仕为官稍有不慎便会遭到严惩，难以得到善终，士人心生畏惧，代表有胡翰、陈基等；第三种概因明朝建立初期，对文学艺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反对使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这与吴中文人的许多理念冲突，而明王朝对于文学控制所使用的强制性手段也使许多文人感到不满，故而不愿意为明廷效力，代表为吴中文人群体。

关键词：文人；不仕；明初

《廿二史札记》中有记载“明初文人多不仕”①，原因大体归纳为“不忘故国”②和“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③，并各有举例。明朝初年文人群体为何多不愿意为官，因为在时间节点上和文人这个群体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本文将分内因和外因两部分对文人不仕现象做出阐述：内因即从文人群体自身出发，以其政治立场和私人情感为考量；外因则从明朝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出发，间接影响了文人的选择。

至正二十八年（1368）徐达、常遇春攻克通州，元朝北遁塞外之时，有大批的汉人跟随元朝廷北迁。在当时修习儒家思想、自认正统的士人眼中，朱元璋的军队乃是“红寇”，与陈友谅一样是同属于红巾军的不义之师，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政权也不合法。故而当明初大规模征辟博学之士时，以前朝遗民自居的士人或以赡养父母为托辞，或改名易姓隐居逃避，更甚者则以死明志。可见在当时“君臣大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华夷之辨”的思想。

从拒绝明朝征辟的士人群体来看，其中多有在元朝为官的经历或者身有功名者，如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到“不忘故国”的戴良。戴良是浦江建溪人，曾任淮南江北

从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④这一“忠君”思想，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的提出，进一步确立了“忠君”观念，再经历宋代理学家强调的“君臣大义”，适用于专制主义要求的忠君观念深植于儒学思想之中。而文人群体正是这一思想的接收者和履行者，对于许多文人来说“忠臣不事二君”，明初文人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元室遗民，不愿受朱明王朝的征召。

许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明王朝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而元朝则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并由蒙古人构成主要中央政权，所以士人应当受到“华夷之辨”观念的左右，奉明朝为正朔。而明王朝在一段时间内也的确利用“华夷之辨”的思想为取代元朝的政治合法性做辩护，朱元璋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⑤。但实际上，当

【作者简介】李皓月（1993—），女，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方向。①②③出自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④出自《论语·八佾》.

⑤出自明末孔贞运编《皇明诏制全书》。⑥出自《明太祖实录》卷110。

1　部分文人对元朝的效忠

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后曾依附于“降元”的张士诚。张士诚败后，隐居于四明山，与同为元朝遗民的丁鹤年等人写诗唱和，怀念故国。除了戴良，还有元末进士蔡子英坚决推辞出仕，“授以官职，但他坚拒不肯，称：‘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⑥还有与之相比更为激进的曾任翰林侍讲学士的陈达和曾任元朝御史的韩准，都因不愿出仕明朝而选择以死明志。可以看出这些士人作为元朝的遗臣，更容易产生对元的归属感，并不惜以性命报答元朝的知遇之恩。而轻易归附于明朝的士人，除了可能因违背“君臣大义”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外，还会遭受其他士人的鄙夷，这是当时多数儒家学者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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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初严苛的官场环境

明初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①。就连在至正十九年（1359）就被召为“五经”师，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并官拜翰林学士的宋濂都因受胡惟庸案的牵连而死于流放途中，更不必提其他官职和恩宠未及宋濂者了。可见当时用法的严峻，文人学士一经受官，难有善终，故而畏惧出仕。

《大诰》主要是以诰文的形式展示影响较大的官员贪腐案件，以此警戒其他官员。可以说明初的严刑峻法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点，正所谓乱世用重典，法律的严苛对明初官员起到了一定的收束作用，但并不宜成为定制。洪武之后，《大诰》由于内容过于严酷几乎不再使用。朱元璋对官员采取严苛要求除了急需整顿元末吏治混乱遗风，还有其个人的情感因素。朱元璋出身平民，在元末见多了官吏贪财好色、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心中愤懑不平，早先就对官员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认为对官员必须采取刑威并重的手段才能有效遏制官员的贪腐之风。

除了政治上修订严法杜绝官吏贪腐外，文化上明初同样采取着高压政策。这同样和朱元璋性格上的敏感多疑有关，明初的文字狱之祸就是由此引发。朱元璋出身贫农，幼时并无读书机会，“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②。因文字而获罪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文中有“则”字，而“则”音同“贼”；“生”同“僧”，朱元璋曾在少年时剃度为僧以糊口，其认为用“生”字是对自己的讥讽；而“殊”字则可拆分为“歹”“朱”，乃是对皇室的不敬。文人学士战战兢兢，易产生惶恐避世的心理，残酷的政治压力和君主的无端猜忌大大削减了文人出仕的意愿。

3　吴中文人群体

明王朝和吴中文人群体的矛盾具有历史根源性。早在元末，吴中地区长期处于张士诚的割据范围中，吴中文人也多追随张士诚集团。由于张士诚集团在元末的军事集团中并不属于红巾军这样的“叛军”，而是曾经接受了元王朝的招抚，在情感上更加符合吴中文人所认同的“君臣大义”，认为效忠张氏也相当于效忠元朝。其次，张士诚善于招揽文士，同吴中文人也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筑景贤楼、好用文吏，其弟士德和其他心腹重臣如潘元绍、饶介等人也很注重礼待文士。吴中富庶，而张士诚在占据吴中的时期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吴中的安定，良好

①②出自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

的环境也给吴中文人创造了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当时在吴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的倡导下，还曾私设考试，延请在诗赋上有所成就的人如杨维桢担任考官，将考诗的题目寄给各郡擅长诗文的人，等到第二年春天收回试卷，其形式类似于科考。在这样氛围下，吴中文学继续发展，吴中俨然成为了元末的文学活动中心。

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下，元末吴中文人较少受到理学思想束缚，注重于个人情感的倾诉和日常生活的描写，描写对象常常是风花雪月等具有浪漫色彩的题材。譬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中杨基和张羽都有受杨维桢“铁崖体”的影响，用词瑰丽险怪、纵横奇诡。这一诗歌风格符合当时吴中文人逃避现实、沉溺于诗书酒乐的需求。但到了明初，为了巩固新王朝的政权，明廷注重文学的实用性，在内容上强调忠臣节妇、孝子顺孙，反对这种华丽的辞藻和神怪险僻的文风。并且在洪武二年（1369）、六年（1373）、二十九年（1396）多次下令禁止这种浮艳的文体。而作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无一幸免，高启因“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杨基明初为荥阳知县，后被谗夺官，死于工所；张羽坐事流放岭南，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而死；徐贲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洪武十三年（1380），以“犒师不周”被处死。在这样高压的文化氛围下，吴中文人纷纷为求自保，不愿接受明廷的官职。

明初很多吴人怀念张士诚，引起朱元璋不满，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统治，采取了加重赋税和迁徙民众的手段。《姑苏志》卷一五有言，“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想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可见当时赋税之重。虽然吴中自古繁华富饶，但在这样高额的加税下，百姓也苦不堪言，逃逸死亡者众多，对当时吴中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除了增税外，朱元璋还多次下令移民，攻破平江后，移张氏陪臣、富民和流民统共20万至濠州。洪武三年（1370）又移14万户于凤阳，其中多是富庶的地主。这种移民政策也是出于稳定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具有实力的豪强地主收拢在凤阳、南京等明王朝极具控制力的地方，一方面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另一方面便于掌控这些地方势力。移民后还下令迁徙者不准私回原籍，而这些富家大户在迁徙后往往家产荡然，“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产销殆尽”。这些政策都加重了吴中士人对明王朝的仇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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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The Archaic to Now

除了受儒家“君臣大义”思想影响、畏惧明初严苛的官场氛围或者不满明王朝对文学的控制等主要因素而不愿意出仕的文人外，也有一些文人是由于个人原因，譬如以老不仕的杨维桢，还有一些受到自己身边友人政治态度影响而选择不仕的，如宋禧。但归根结底，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明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文人政治立场、个人情感的冲突。在指责明初使用的严酷政治手段的同时，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周海涛.明初吴中文人的生存困境及矛盾心态[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2]原瑞琴.《大明会典》关于明政权合法性辩说之考析[C]//中国明史学会，宁远县人民政府.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3]张佳.明初的汉族元遗民[J].古代文明，2014（1）：58-67+113.

[4]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J].紫禁城，2011（5）：34-36.

[5]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J].历史研究，1994（2）：79-95.

◆资讯◆

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年度业务工作公众分享报告会上获悉，2018年该所在西藏阿里、山南、那曲等地开展了联合考古发掘工作，相关成果为构建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西藏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数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说，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科院联合对阿里地区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动物骨骼、石制品和陶片共计1500余件。

“梅龙达普遗址距今至少4000年，是青藏高原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和高原腹地有明确地层信息的细石叶文化遗址。该发现对探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迁徙演变、人群互动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掌握细石器技术人群在高原腹地活动的时间和生计方式提供了强有力证据。”王社江说。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工作人员张晓雯说，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连续四个年度联合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山南市琼结县邦嘎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

“今年邦嘎遗址清理了房址、灶等各类遗迹共455处，全面揭露了距今约3000年前后的早期聚落遗存。此次发掘成果对西藏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考古学、社会演进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张晓雯说。

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拥措说，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等联合开展的桑达隆果墓群考古发掘表明，墓地年代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对研究前吐蕃时期上部阿里社会的形态提供了丰富资料。

“该墓群分布密集、随葬品丰富，出土了陶器、铜器、金器、珠饰等十余种材质遗物。考古队员还在该遗址发现了西藏境内迄今为止首个多次反复使用的墓葬。”拥措说。

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扎西次仁说，在阿里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期间，考古队共清理了4座墓葬、1处石框遗迹及晚期遗迹，发掘出土了陶器、金属器及牛骨、羊骨、马骨等随葬品。

“两个年度的发掘研究显示，该墓地有较为明显的两个时期遗存。第一期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二期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第二期年代恰与桑达隆果墓地上限年代衔接，为构建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非常典型的实例。”扎西次仁说。

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陈祖军说，2018年与那曲市相关单位联合发掘的班戈县欧聂墓葬年代约为公元7世纪初至8世纪初。“该墓地是藏北那曲班戈县境内首次经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存，此次发掘成果填补了这一地区该时段物质文化遗存空白，对研究色林错东岸地区隋唐时期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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