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中的“传播”：传播学研究反思

相遇中的“传播”：传播学研究反思

作者：张丽华 高存玲

来源：《新闻传播》2016年第20期

【摘要】要克服传播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范式之争，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传播”。无论将传播视为传递信息、建构意义还是达成共识，都未能脱离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法范畴。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理解传播意涵的新视野：传播即对话，存在于“我——你”关系中，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面对学科日益“内卷化”的倾向，也许新的传播意涵能够给学科建设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内卷化；工具理性；交往；关系；相遇；存在 一、传播学的学科困境

美国作为实用主义的故乡，其传播学研究也沿用了实用主义的治学传统。芝加哥学派兴起于美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这一学派将媒介视为整合社会秩序的中介，重视传播在塑造个人和维持社会方面的作用，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改良气质；哥伦比亚学派滥觞于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转变。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萧条，二战宣传的需要，美国民主的危机，使得这一学派的研究目光投向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但是，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批评意识还是哥伦比亚学派的行政研究，都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内，以促进美国的社会进步和改革。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学者对传播学的社会科学传统发出挑战，《传播学期刊》分别以“领域的骚动”和“领域的未来”为主题，就传播学的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学术身份等问题组织了两次大论战。1983年的讨论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有无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可能？通过这次讨论，格伯纳欣喜地看到，现在传播学者们能以更平衡的观点看待方问题，定性分析做出的区别与判断是定量测量的前提，二者不可分割。不同层次和目的的研究需要不同的关注点和分析单位。1993年的讨论明显表现出更多的忧心忡忡，不止一个学者用“不确定”“”“困惑”描述了这十年间传播学的发展与现状：学术身份的归属摇摆不定，研究范式的斗争依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困扰①。

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中国学者正在面临西方传播学曾经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李金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传播研究的“内卷化”倾向。所谓内卷化“指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②如何超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格局？我国学者也作出了见仁见智的回应。胡翼青在《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表示：施拉姆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导致传播学源头的一元化，应回归芝加哥学派寻找传播学更丰富多彩的传播思想；孙玮指出回到芝加哥不可能解决传播学此时此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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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我们需要超越。面对当前的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浪潮，要将被芝加哥学派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面对社会巨变，学术界也应该打破陈规，呈现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交锋的开阔气象③；吴飞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以美国为师，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传播学的任务应该是解释生命世界的合作沟通机制，回答社会是如何运行的问题④；黄旦则指出传播学研究不是要回归某一个唯一和本质的“家园”，而应该建构一个多学科度的研究平台，应该整合已有的不同思想资源，重新理解传播，以适应新传播的变革⑤。以上种种学术争鸣都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笔者以为，要摆脱当下学术困境，首要任务是厘清“传播”的概念，如此才能避免传播学研究的“内卷化”倾向，使其成为一个多元对话的平台。 二、何为传播？

杜威曾说“在所有的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⑥，然而我们欲体会传播之奇妙，首先得了解传播是什么。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更好地表达了对“传播”这一概念的理解：“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⑦，可见杜威是对“传播”持双重态度的，传播不仅仅是传递，还有交流和形成共识的含义。

凯瑞曾将描述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如果将传播理解定位于“传递”这一概念，那么“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⑧；传播的仪式观是一个更古老的观点，“反映了„共性‟„共有‟„共享‟与„沟通‟”，这一定义侧重于参与者共享信仰，从而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受杜威的启发，凯瑞提出了一个简洁明了又富有洞见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⑨

李金铨借用了字源的解说，认为communication包含三种意思：沟通、交通与传播。“沟通”是要建立“„共同性‟——也就是通过社区内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了解”，“交通”之意伴随着产业的兴起，“工业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大量农民迁徙到城市，拜赐于舟、车、飞机、电话、电报，徙置远处仍可维系感情和意义的共同性。”在大众传媒业兴起以后，communication才有了传播的意涵。⑩

由此可见“communication”一词，更为古老久远的意义应是指彼此情感的沟通和意义的共享，而今使用的“传播”多是在传输或者信息的单向传递的层面，或多或少遮蔽了

“communication”原有的丰富意涵。“„communication‟一词，无论其含义是什么，绝对不是改进一条路线或更加袒露心扉，而是涉及到人生存状况的扭结，剪不断，理还乱”11，我们如何传播，皆涉及到人的生存及其方式，然而上述种种关于传播的定义，都不是理想的交流方式。无论是讯息的传输，还是沟通共享以达成共识或者社会的维系，对于“communication”的理解，终究没有挣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在此当中，他人被遮蔽，人之存在，成为被经验，被利用的客体，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正如詹姆斯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宇宙分为两半……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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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给这两半的命名却是一样的，而且这两个名字都叫“我”和“非我”。究其本质，对于传播的认识，仍然局限于笛卡尔以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畴。 三、语言学的转向：相遇中的“传播”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语言学转向，即从笼罩于客体之上的主体，转向主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哲学研究从知识的客体转向作为知识的前提条件的主体，进而转向有可能衔接其哲学方程式主客体两端的形式载体的过程。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哲学逐步意识到了语言与其他交流的方式不仅是接触世界的具体切入点和观点的载体，也是主体间性的必要条件。”12许多不同传统的哲学家都阐发了语言、交流与人之存在问题的重要性。“探讨语言意味着：恰恰不是把语言，而是我们，带到语言之本质的位置那里，也即：聚集入大道之中”13，“并非语言寓于人，而是人栖居于语言，人站在语言当中向外言说”14，“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15。哲学的动人之处，不仅在指陈问题发生的原因，更在思考与实践中所激荡出的广阔空间。倘若用语言论来关照传播，传播即双方互为主体的言说和交流，人之存在于其中呈现。

早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米德将人格的形成已经从传统的主客体模式中解脱出来。“自我”是交往的产物，是主我和客我互动的过程，“与其说自我是一种实体，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姿态对话在一个有机体内部得到了内化。”16人的姿态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姿态，在于它的参与性和可交流性，随着交流的发展，姿态对话演化成为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只不过是一种有意味的，或者有意识的姿态而已。”17客我是个体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主我则是对客我的反映。米德意识到了语言或者沟通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自我是与他人互动，与自己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用马丁·布伯的术语学语言来表达，那就是没有你绝不会有我，没有他人则自我是不可想象的。”18当然，将米德放在此部分讨论实在牵强，笔者意在指出米德已经铲除了被齐美尓称为“隔列的谬误”的错误观点，个人不是没有窗口的单子。但是囿于实用主义的方，芝加哥一派的研究仍以社会秩序整合为依归。

现代性的痼疾在于，主体理性的伸张导致以他人为手段的工具理性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面侵蚀。“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的系统的摆布”19，哈贝马斯受语言范式的启发，从中引出了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性结构。为现代性开出的药方是从“主体——客体”走向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做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20自由交往以主体间性为前提，交往行为作为一种互动，是主体之间没有强制的交往与对话，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与合作。“交往行为表现了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可以用言语行为来加以协调。”21哈贝马斯用主体间性取代了意识哲学中的单个的“主体性”，遗憾的是语言在他那里仍然是一种建构意义，达成共识的工具，最终落入“强制”“压迫”之窠臼。难怪波斯特要批评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理想的概念”，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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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囿于“总体性”，仅仅是撩起了社会批判理论中压抑行为的面纱，而无力发展一套基于语言学的信息理论。

在米德那里，我们看到了自我与他者相互成全的灵光乍现；哈贝马斯努力促成主体间的对等，却最终使语言沦落为一种透明的工具。

难道我们仅能过着独白的生活去逃脱“他人即地狱”的符咒？若此，孤独又怎成为哲人和诗人经久不息的话题？倘若我们放弃“传输”甚至“共识”“共享”的执念，“认识他者的特性，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22。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人持双重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23，而人之所以有双重态度，是因为人言说双重原初词“我—你”与“我—它”，可见人与人的关系，基于我们言说的方式。人若选择“技术性对话”或者“装扮成对话的独白”来和他人发生关系，那么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我—它”关系，即某种声音拥有特权地位而凌驾于其他声音之上，此时他人不过是自我经验之物，马丁·布伯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系存在于对话当中，相遇是对话的前提，需要我们彼此走进，关照对方，唯有我们从自身转向他人，将拥有他性的他人视为自己，视为人，从心灵深处给彼此以正面关注时，才能在相遇中冲破孤独，才有“我—你”关系。 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如何不垄断谈话的流向又可避免鸡同鸭讲？对话的特性在于保持各自的特点，又承认他人完整的生命的体验，这就需要我们“于主观者之彼面，在客观者之此面，在狭窄的山脊上，„我‟与„你‟相遇，这里就是„之间‟之领域。”24

无论是开口言说还是沉默不语，在对话中即便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我们也要阐明自己观点的同时，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

人不是看似相似，却又遥远到无法听见彼此的星星，亦不是终日忙碌湮没于集体之中的蝼蚁。人存在于“我——你”的对话关系中。“人的对他而言特殊的本质只有在一种活生生的关系中才可直接认识……然„我‟与„你‟只实存于我们的世界，因为人实存，而且只有通过与„你‟的关系，„我‟才实存。”25因你的出现成全我，因我的出现发现你，唯有在永恒的相遇中，才能共在共存。

行文至此，可见传播的奇妙，不仅止于传递信息，促进交往，达成共识，传播更是一种言说方式，通过彼此照亮而成就人之为人的存在。以此关照当下的传播学研究，是否可以为学科建设提供些许思路呢？ 注释：

①张卓.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

http：//www.zjol.com.cn/05cjr/system/2007/11/05/0042355.shtml，200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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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J].书城，2014，2：51-63

③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J].新闻记者，2014，12：50-58 ④吴飞.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J].新闻记者，2014，9：40-47

⑤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俊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J].新闻记者，2014，12：40-49

⑥[美]杜威，傅统先译.经验与自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8 ⑦[美]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 ⑧[美]詹姆斯·W·凯瑞，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

⑨[美]凯瑞，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⑩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J]，书城，2014年第2期

11[美]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4 12[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7

13[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 14[德]马丁·布伯，陈维纲译.我与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9.

15[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74 16[美]乔治·H·米德，霍桂恒译.心灵、自我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3 17[美]乔治·H·米德，霍桂恒译.心灵、自我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85 18[美]刘易斯·A·科瑟，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76

19[德]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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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德]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5 21[德]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01 22[美]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5 23[德]马丁·布伯，陈维纲译.我与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 24[德]马丁·布伯，、韦海英译.人与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277 25[德]马丁·布伯，、韦海英译.人与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277

[作者简介：张丽华（1988-），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博士。高存玲（1986-），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