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

2011-04-19

张文木

【内容提要】语言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武器。文章谈了五个问题：一、语言学进入中国国家战略视野；二、语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三、语言张力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四、语言进化规律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五、塑造中国国家战略语言及其建议。笔者认为，语言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进化为公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是语言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语言进化的一般规律。笔者建议，在国家语言层面，将“国家通用语言”即“国语”语境中的“汉语”与族群语境中的“汉语”分离开来，在保留族群语境中的“汉语”概念前提下，将目前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汉语”的概念，进一步推进并提升为“中国语”的概念，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国家地位高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大力推进国家语言战略，塑造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家战略语言，这对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并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国家通用语言、中国语、战略语言、大国博弈 一、语言学进入中国国家战略视野

近些年中国语言学界一改往日“躲进小楼成一统”[1]的形象，开始从国家战略的视角研究语言问题，[2]它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文化[3]成长有了质的飞跃。语言一旦被纳入战略层面，就有了崭新的政治特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始终贯穿着政治，他们的地理学被改造为地缘政治学，[4]经济学被改造为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自然也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语言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对内塑造民族个性，对外塑造民族形象的过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全面参与世界，我们的意识形态自然同时也要参与世界，这是不可避免。世界接纳中国的前提是接纳中国的价值观。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正面宣传外，还要更多地采用比较符合人类认识发生规律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5]式的温和方法。语言教学是民族文明传播中比较中性、温和，因而也是有效影响人类心理定势的方式，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具有较大的战略价值。法国学者路易？多洛在《国际文化关系》一书认为：“只有了解语言才能使文化影响卓有成效，才能进入外国的灵魂，进入其文学、智力和精神遗产。”[6] 中国语言学在今天已超越学科范围，外溢到战略学领域。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出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概念，2007年，国家语委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7]的命题，这些不仅是语言学界，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 二、语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

将语言学研究纳入战略视野，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语音、语素、语义、音节”等技术层面，从政治和国家博弈的视角看待语言问题是世界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惩”，征心是也。历史上看，语言工程往往就是人心改造工程。西方人的民族征服往往从对被征服者的语言改造开始：英国人如此，美国人也是如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这样，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惟命是从的帮凶。”[8]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9]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国家，除母语国家外，都是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国家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安全的依托。历史上已有很多语言都被埋在地下，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语言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音素、音节等“纯学术”的细节上而不关心这种语言的命运及其相关政治因素，那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真义。据信原本是中华先民的北美印第安人[10]的语言今天已近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今天的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在未来也使中国语言成了一种“古老的传说”，那至少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失败无比的研究。孟夫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11]，世界上没有人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自己。中国语言学研究要与国家同命运共患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相结合。这大概就是国家语委提出“语言战略”命题的本意。

推进国家语言战略的关键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这方面的工作，西方国家是有组织、有计划和持之以恒地向前推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欧洲国家将文化建设纳入外交战略的总体规划。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2]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着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着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13]。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与英国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1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同时也认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还处于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5]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6]。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夕，为了加强服务于战后殖民地争夺的舆论影响力，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17]。 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一般而言，必然会转为民族学研究的新课题。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制造他们的国家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一些国家就民族问

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现存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民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民族与目前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民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国家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西方渲染的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及其后的巴尔干国家再次碎化（Balkanized [18]）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看出西方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由西方导演的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学者对这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JI.A.谢列平在其合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19]

斯大林同志注意到国家分裂导致语言分裂的现象，他在其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写道：

一个民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统一语言由于该民族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20]

从斯大林指出的这种现象中也可反推出语言分裂导致民族问题扩大和由此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苏联解体后，西方将弱化或分化的目标转向中国，据说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跑到我们的新疆西藏等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出钱“资助”中国的一些学者为其做“语言学”或“民族学”研究，让我们自己的学者说那里原来有多少处于不同语系中的“民族”，并由此得出西方人想要的并符合他们战略目标的结论。这种“随风潜入夜”式的“学术研究”的后果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中国的政治统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与此相反，西方人并不在本国开展同种目的的同类研究。美国民族成份复杂程度不亚于印度，他们赞美印度是“语言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21]。“美国现行语言文化政策的理论根据是源于欧洲文化中的„单语至上论‟和„语言尊卑论‟。追求”语言一致“和”文化同质“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一贯的理想和信条。”“进入20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已牢固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虽然英语从未在法律上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但已形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能熔化所有„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始于1981年的”英语官方化运动“（也被称为”唯英语运动“）就是一个明证。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土着语言法案》只是”亡羊补牢“的安抚政策。贯穿整个20世纪的”双语教育“也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其最终意图依然是使受教育者逐步过渡到主流语言，尽快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其实质依然是„单语主义‟和„单元文化‟，巩固和维护„一致性‟的民族认同。”[22]

在民族问题上，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外松内紧”：在国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用各种方式弱化他们的对手国家和种族，巩固其国内统治和世界霸权。美国歌手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厌恶自己的黑人人种，想从肤色上与白人人种“保持一致”。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白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便把他捧了起来，并使其在多民族聚集的美国大红大紫，让在美国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黑人们[23]在杰克逊的摇滚乐中忘记其种族的历史和个性，并由此产生对白人统治国家的认同和依赖。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从捧为“和平斗士”。两人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者无大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将其灌输给英国殖民地人民并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

西方的对外文化政策是为其外交目标服务的，它不仅讲政治而且带有血腥味。在近代中国，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24]，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的正义、正气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他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的崇拜者。但李小龙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国豪——在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25]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这些相似结局后面的某种战略意图其及政治关联。

西方的殖民文化政策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侠客，而侠客是有勇无义的。这是当年日本及欧美殖民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可以接受的文化底线。东亚国家和地区迄今还有相当的言情片中的苦恋都以退场的一方买了去西方某国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注目于刚升空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剧终。这其中隐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这样的倾向是殖民文化长期“心理暗示”[26]的结果。 三、语言张力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语言的张力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某种语言能否成为战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斯大林总结说，在阶级压迫的历史条件没有消失之前：“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27]

现在人们都谈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某种生产方式对世界发展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生产方式面前，顺者昌，逆者亡。大类而分，人类迄今经历了农业全球化和工业全球化。工业革命之前，在农、林、牧、副、渔诸业中，农业为优势产业，率先进入农业生产活动的民族往往获得较快的崛起机遇并建立相应的地区主导权或霸权。忽必烈也好，努尔哈赤也罢，他们都因最终采用农业生产而成就了其帝国事业。中华帝国的崛起也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采用农业生产有关，汉语也因此随中华帝国的扩张得以传播。今天亚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受英法殖民影响较小的东北亚国家的文字仍还保留着较多的汉语痕迹。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相比，那时农业动力系统尚属自然动力，这使得农业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及今天的工业全球化。世界农业的若干中心将世界语言分成若干相应语系。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亚之前，中华文明及其主体语言即汉语是这一地区强势语言，也是中华帝国的战略语言。

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兴起，工业成为一个支配全球的生产方式。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动力及由此产生的欧洲人及随后居上的英国人的全球强势扩张使世界语言地图为拉丁语、法语、英语等所分割；英国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英语便成了支配世界的强势语言。

语词变迁史表明，有较强张力的语言多是征服者的语言。当代最强势的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说英语的人如能带两句法语就会给人一种很有身份有教养的印象，这是因为法国人征服过英国；[28]俄国虽没有被法国征服过，但由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强势，曾使得“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29]。法语中有许多拉丁语词汇，说法语的人拽上两句拉丁语是有学问、有身份的象征，那是由于罗马人征服过法国。[30]拉丁语对法国文化人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直到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才颁布《维莱-科特雷敕令》，要求往后所有官方文件都必须“以法语为母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尤其是不能用拉丁语”书写。[31]民族的征服，在许多情况下也是语言的征服。一千多年前伴随罗马帝国扩张的也有拉丁语的扩张，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和东三省的殖民占领的同时也强行推行日语教学。

资料表明，语言的变迁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它是民族博弈和主观自觉的结果。英国历史语言学学者尼古拉斯·奥斯特勒研究发现“罗马人入侵后的100年间，高卢语的碑文全部消失了”[32]。近代法国占领越南后，也仿效罗马人消灭高卢语的方法，其“第一要废除中国文字，第二是创造拼音文字，将中国传入的事物，凡是有历史性的一概毁灭”[33]。2000年，笔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问发现，印度大学中没有英语系，相反却有中国语言系（Chinese Department），这是因为英国彻底征服过印度。“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帝国缔造者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母语英语取代莫卧儿王朝遗留下来的官方语言波斯语”[34]。183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规定以英语代替波斯语作为公务语言，1844年又采取了优先录用会英语者为公务员的政策，[35]由此加深印度的殖民化程度，以至“时至今日，懂英语在这些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中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标志”[36]。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正是由于„大不列颠人统治了海洋‟才使英语后来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语言了”[37]；“英语的胜利是大英帝国在东西方新的海外世界争夺军事、政治和商业控制权斗争胜利的必然结果”[38]。英国之后，美国崛起，美国英语即“美语”也随之成为有别于“伦敦语”的强势语言。即使如此，与法语对英语的影响一样，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说美语的人若能带些伦敦音，也会得到高看。关于此，英国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的着作《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39]，为我们理解这方面的知识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西方语言近代扩张的路径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交流，而是传教士先行，军人后跟——欧洲的商业扩张也是这么完成的。用这种经验反观中国，现在中国的孔子学院已遍及世界，可后面没有中国军人紧跟，这在历史中尚无成功先例。中国海军现在已到了亚丁湾，但我们的海上基地远未连接到那里。中国的海上基地如果不能连接到亚丁湾，那么，在那里的海上行动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活动。国家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而民族的命运就是语言的命运。中国语要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财富增长已经依托海外，但我们中国语向世界拓展的进度尚未与此同步。要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我们必须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的同时，加大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并运用中国战略语言的力度。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说过：“在我们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希

望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将是徒劳的。”[40]这个道理，对一个正在融入世界并必将有力地影响世界的中国而言，也是通用的。

目前中国在世界一些国家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有人对此抱怨说这是虚耗资源。这其实是一种账房先生式的短视。我们应当从国家政治和语言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政治和战略讲的是大局和长远利益，不能太计较眼前的账房收益。如果只为眼前利益，中国到现在都不可能有原子弹。原子弹本身只有资金的支出，可它带来的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已享有的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没有核武器保障的安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西方文化的传播是讲政治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学习。2001年，笔者到印度访学时发现，印度许多邦中都有美国开办的“美国图书馆”，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就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传播基地。近代西方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基地是教堂，现代则是“图书馆”。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也应当对此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41]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