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刘邦政权辨证

【摘 要】秦汉之际是在继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一个大变革时期。而通过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取得政权。笔者在阅读《史记》、《汉书》的过程中针对其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思考，得出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建立在基本史料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认识略有不同，以求能从另一个角度为思考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一种思路。这段文字为篇首，作“引子”较好。摘要应是对文章点大意的归纳。 【关键词】怀王之约 关中 建都

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背后的意义

怀王之约是秦汉之际极为重要的一个军事协定，这也是日后楚汉战争爆发极为重要的因

素。这个协约也是刘邦关中政权合理性的法理依据。此条约原文见于《史记·高祖本纪》：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①

按照协约所言，入定关中则意味着可以继承秦国的政治遗产。这是基于战国七雄的基本格局上的唯一一次公开以军事盟约的形式而称王的机会，这其中涉及到一种战国王族模式的延续，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首先，盟约是在旧诸侯国复立的复杂环境下产生，这时称王的普遍原则大致依据战国传统王族政治的延续，以各国宗族后裔的身份来继承王位（燕国为例

③

外），而此时距离六国被灭时间并不是很久，一种合乎传统的合法性便被确立起来，虽然此时的诸国君主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但是却担当起被灭国信仰重建的意义（作为楚地诸侯王

④

的楚怀王名义上是各路诸侯的共主，也是楚地的王）。唯一空缺的便是秦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在于给予了各个反秦势力一个称王的机会。而我认为这其中的背景可以理解为传统六国后裔贵族对于新兴崛起的军功阶层（其社会声望、宗族势力远不及高等贵族）的一种拉拢以及一种平衡，而之后所要论述的刘邦先入定关中可以理解为对这样一个角色的承担。

另外从这就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既然“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协议，必然普遍适用于诸路反秦盟军，而怀王后来对于刘邦的军事安排明显背离了协约的普遍适用性：

《汉书·高帝纪》：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王歇，大破之。歇保钜鹿城，秦将王离围之。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汉书·高帝纪》：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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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xx年，第356页。（出版信息为出版社、年份即可，脚注末尾当有句号，下同） ②

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中对于“承秦”问题在田余庆的《论张楚》提出“承秦立汉”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论述。详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年，第38页。 ③

有关六国复立的情况，在陈涉时期和怀王时期的诸侯王身份有所不同，其中陈涉时期诸侯王中陈涉以及其部将所建立的王政皆为平民，而怀王时期除了燕王仍由陈涉部将韩广担任以外，其余皆为六国旧王族。详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78~82页。 ④

有关六国后裔在灭秦战争中复立的现象，田余庆在《论张楚》一文中从张楚之立为开端，引发“兴灭国，继绝世”的浪潮。详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论张楚》，2011年，第25页。

北，请将莫利先入关。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①

从《汉书》“初”这一记载来看，“先入关中为王”的约定在先，诸将莫利先入关，后来才有怀王与诸将的商议与安排。细致起来分析，个人认为从怀王诸老将的建议来看，诸将推选刘邦入定关中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就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章邯军还并没有被项羽击破，灭秦战争似乎并不顺利，刘邦也并不是各路反秦军中最具有实力的一支，诸将也并不认为入定关中是一件有利的事，而诸位老将竟然在秦军主力未被击破的前提下，建议怀王让刘邦入定关中。秦军主力毕竟在赵而且如果怀王早已决定让刘邦入定关中，那么这就不涉及什么“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问题。所以怀王有关怀王的战略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得到了刘邦与项羽的默许。

其次要解决上述这个问题必须要阐明怀王在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角色问题。怀王主要是由项氏家族扶持起来，在项梁死后，怀王也是在通过各种手段试图遏制项羽的势力。在派遣项羽北救赵国时，让宋义为上将，而项羽只是次将，这也明显与项羽特殊的身份不相符。而怀王让刘邦入定关中，普遍认为这是怀王意图让刘邦来钳制项氏势力。可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就怀王本身来说他对于刘邦能入定关中究竟有多大的把握。既然不以入定关中为利，那么又怎么确保刘邦能在吞掉关中有实力与项羽对抗。《史记》记事时间往往错乱，个人认为当从《汉书》。从《汉书》“初”这一记载来看，“先入关中为王”的约定在先，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与刘邦争欲入关，后来才有怀王与诸将的商议与安排。从怀王的安排来看，显然有项羽的意图在内，怀王当早已不满项氏家族的控制，从北军统帅为宋义，项羽仅为次将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至于项羽为何服从了怀王的安排，可能与项羽复仇的情绪有关，或对沛公入关并不看好。也有学者怀疑项羽残暴这段对话是虚构粉饰。

在刘邦入关的过程中曾阻止赵将司马卬，也说明在当时准备入关的并不止他一人。（这点很好！）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②

从司马卬意图进入关中，也跟进一步证明了怀王之约的时间至少应该在怀王决定让刘邦入定关中之前，所以才使得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普遍适用的。而这说明了项羽也是条件去入关的，或者说他的势力是有机会渗透进关中的，但当时项羽并没有，这就证明了北救赵国的军事行动项羽的自觉占了很大部分。

那么在刘邦“意外地”入定关中后，项羽的地位问题就变得十分实际，斗争的对象从秦国自然转移到内部，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刘邦摆脱了这种矛盾，而此时的项羽在灭秦战争中所取得的军功和名望以及实际实力要远远在怀王之上，传统的约束（诸侯王族模式）已经对于项羽诸侯实际盟主形象带来不挑战，为了打破固有模式，项羽不得不否认“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协约,并确立了新的分封原则。 ①

《汉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6页。对于《史记》与《汉书》在《高祖本纪》篇的异同问题，可参考《<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_高帝纪>比较研究——马班异同个案研究》，冯鑫，河北师范大学。班固根据《史记·楚汉之际月表》进行过进一步整理，而司马迁在时间线上的记述较为凌乱，有漏记现象，故有些以时间为线索的史料《汉书》较为全面，于是便采用《汉书》记述。在有关时间线索时，采用《汉书》叙事。在有关具体事件描述方面，采用《史记》叙事，并比较《汉书》加以补充。 ②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359页

“天下初发难，假立诸侯以伐秦。然身皮坚持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亡之。”①

所以楚汉之际初的权力真空期间，项羽有意于承担盟主形象来改变旧有的以怀王为主体

②

的王族复国，将一大批凭借军功的人物立为诸侯王，构建了以西楚为中心的十九国。

此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刘邦在整个入定关中以及入蜀的过程中并没有携带自己的家属，直到了出蜀汉还定三秦后真正与项羽的矛盾正式形成，才慌忙到沛县迎接自己的亲属，在这个过程中还处处被项羽掣肘。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九月，汉王遣将军薛鸥、王吸出武关，因王凌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拒之阳夏，不得前。”③

这难道仅仅只是刘邦的战略失误吗？这个解释似乎十分牵强。也说明刘邦在战略的初期并没有计划会入定关中，至少可以认为没有此时顺利，能在短时间内灭亡秦国。或者其之内有隐情，但绝对不简单。这一点我认为就可以间接提示前面所说的有关刘邦与项羽有关怀王决定的默许，因为刘邦在西入关之始并没有明确的攻入关中的计划，只是随着时态的发展而随时变化，而可能项羽本人也并没有想到刘邦会如此顺利进入关中。（计划入关注应该是有的，不然也不会阻止别的诸侯入关，不过应该比预计的顺利）

所以说，怀王决定让刘邦入定关中很可能只是一个建议性的方针，不具有实际的约束性，真正这个条约是一个针对全国诸侯的广泛性条约，或者可以解释为怀王决定刘邦西入关中只是就楚国而言的选择，他们包括刘邦本人也没有意料到他自己能顺利入关，这也得益于项羽在北方战线上成功地牵制了秦军。而项羽决定救赵，很有可能也是夹杂着个人的情感因素，毕竟章邯军是杀死项梁的。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中认为“怀王把西攻关中的任务给了刘邦，就等于把唯一合法称王的优先权给了刘邦。”④，我认为虽然说怀王为天下的盟主，但不能忽视的是“盟主”的约束力是否有那么强，怀王与诸将商量的结果“让刘邦入定关中”至少在刘邦真正入定关中之前并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大的统一性。赵将司马卬的入关计划便是很好的例证。所以我认为“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协约普遍推行各路诸侯中，各路诸侯将领都有机会参与这次王位的争夺，只不过刘邦在这次权力的争夺中以特殊的机缘获得了胜利。客观上来说，怀王确实为刘邦创造了更好的机缘

而刘邦致胜的关键也在于利用了项羽毁约的名义，这带来的政治利益要远远超出他按约在秦地称王。首先，项羽毁约而以盟主的身份进行分封，这样一次封赏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各分封地的武装势力，这一批不满的势力也必然在此后楚汉争期间站在项羽的对立面上，与此同时，被他分封的诸侯在灭秦战争中有着不同的功绩，这些集团与项羽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其次，凭借怀王之约的刘邦在战争方面占据优势，也标志着刘邦军团仍然是在楚体系之中，是对于怀王政权的继承与延续。这样也才使得刘邦集团王关中拥有了名义上的合法性。

①②

《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365页。

对于怀王时期的王政复兴以及项羽封建列国中各诸侯的身份变化，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80~84页。 ③

《汉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32页 ④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3月，第130页

二、刘邦关中政权

史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刘邦最早入定关中后采取一系列亲民，因此在他回到关中后，会得到秦民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他能取得楚汉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在刘邦利用整个关中作为根据地的过程中，包含了他个人（这是一种植根于山东群体中的心理基础）很复杂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刘邦对于关中的利用效率也值得思考。

在刚刚入定关中的时候刘邦军为十万兵，这一批可以认为是刘邦最为信任并且是他的主力：

《史书·高祖本纪》：“汉王之国，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①

而从汉中重新占领关中地后，关中地区也成为刘邦兵员的补充地。在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与项羽作战的过程中，见于《汉书》卷一《高祖本纪》的秦人随从作战的有三处：一、（汉三年正月）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刘邦在入定关中后，面对于秦人的第一次征兵。二、（汉三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传者悉诣军。之前汉军在彭城遭到了楚军的伏击，死亡甚多。三、（汉四年十一月）关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此时的汉军仍不占优势，而且刘邦还负伤。就其具体分析，刘邦的第一次征关中兵，之前可以说做了很多的铺垫，来笼络秦人。而后面两次则是在汉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已才在关中大规模征兵。而且第二次征兵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发现这些史料很好！征兵关中秦人当是和项羽对决时才有的举措）

而且在军中的秦人似乎并不能得到很好地重用并且不能被山东人所信任。（这点很好！）

《史记·灌婴传》：“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顾得大王左右善骑者附之。’”②

而在更多关键的时刻，正是由于诸侯的支持以及其他军团的兵员补充，才帮助刘邦集团顺利度过难关。如在刘邦兵败彭城后的九江王以及在包围项羽时的齐王韩信。所以说能够促使刘邦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的关键在于其他军团的支持，而并非单单来自于关中军。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讲，关中秦人对于刘邦的汉王政权来说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作为刘邦军团的作战资本，与此相对应的也会给刘邦政权带来威胁，这在后将进行讨论。

无论是之前的韩生还是后来的娄敬、张良，都认为关中土地富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否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军团的粮草供应大部分均来自关中？我觉得这段时间内，首先一个问题是关中作为秦国的政治中心，秦国贵族的园囿以及秦国的离宫别院占据这大部分土地，这势必会影响到粮食的生产，这也正是刘邦入定关中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汉书·高帝纪》 ①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367页。此时的汉军构成仍然以关东之人为主，有关刘邦早期进入汉中时的兵员构成问题可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年，第51页。在整个楚汉战争期间，陈苏镇认为汉军的士兵构成从以“关东之人”向“秦人为主”的过渡趋势。 ②

《史记》卷九十五《灌婴传》，第2668页

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韩王还归，都栎陽，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①《史记》中此条并没有有关于刘邦定都于栎陽的记载，可能班固根据《史记·楚汉之际月表》所补充。此外经历过项羽”西屠咸阳’也必然对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影响。在汉三年，在关中地区甚至还爆发了饥荒。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这都是一些可观的因素。

《汉书·高帝纪》：（汉元年）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食。②

《汉书·高帝纪》：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③

其中明确说明了刘邦军团的粮草供应主要是依靠蜀汉地区。（这部分论述有理有据，我读书时也注意到这几条材料，楚汉战争中巴蜀地区其实是重要的后方供应地）

可以说至少在楚汉战争期间，关中地区在士兵以及粮草方面都无法给予刘邦很大的支持，至少不能算作他压制项羽的关键，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其他的地区势力来做有效地补充。（军粮供应当面当以巴蜀为主，士兵方面补给虽是多元的，但个人认为关中地区仍然是重要的支援，如说支持不是很大，应该找到更充分的理由。）此一点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史料方面有待整理。

除却刘邦政权依赖于观众为根据地，获得必要的支持外，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威胁感不得不重视。关中威胁的来源自然是源于秦灭六国整个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山东人对于关中人的复杂心态不言自喻。在以关中为中心的秦帝国统治的时间里，关中人与山东人之间的复杂心理状态也深刻影响着后来项羽与刘邦对于关中的态度，这是基于一种普遍心理状态下的不同行为表现。

《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吏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亡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重折辱秦吏卒。④

这种矛盾的关系一直贯穿秦政权的存在，由此而衍生出一种对于关中的仇恨心理，这也是源自对于秦人深深地恐惧。这是在当时一种极为普遍的心理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极为不信任的心理状态下才导致了项籍最终坑杀秦军二十余万的惨剧。

正是在这种仇恨感以及威胁感的前提下，项籍才决定“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对于秦人势力的一种瓦解。而三分秦川，很有可能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一种威胁感是一直存在的，这也影响到了刘邦对于关中问题的认识。

而刘邦的态度也是包容在整个山东体系之中，在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楚汉战争期间，秦地的将士并未能得到很好地重用。

《史记·灌婴传》：“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 ①②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33页。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30页。 ③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33页。 ④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0页

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顾得大王左右善骑者附之。’”①

前面已经谈到了关东人对于关中人的两种心态，这是基于现实基础的心理表达。（这段论述合理，从长远来看，当是秦统一后未能注意社会之整合，化解与东方的矛盾所致）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此时关中秦人的人口是否足以构成一种威胁？从多方史料可以肯定，在整个灭秦战争中秦人的数量急剧较少，但我认为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汉书》卷一《高帝纪》：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陽，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②

在此之前，塞王司马欣以及翟王董翳已经投降，三秦王之中只有雍王章邯还在坚持作战。“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这也是在对章邯说。而此时关中未被攻下的城也只有章邯弟章平控制的北地以及章邯自己控制的废丘，也说明在这两城中仍有万余人秦人。之后北地被攻破，废丘投降，所以说在刘邦整个入定关中的过程中，秦人还是能保留下战斗力的。而且刘邦在击败三秦王后，仍然可以在关中地区征兵，这说明秦人的数量是可以基本支撑的。

但随着多次的大规模征兵，秦人与刘邦军团的矛盾日益显著，我认为这也是秦人威胁来源的直接原因。由于在刘邦中的秦人多不受信任（李必、骆甲例），因而他们大多为下级士兵，刘邦在早期与项羽的战争过程中又处于劣势，其中伤亡最多的也必然是秦人。而在项羽打败刘邦于彭城后，刘邦更是无节制地在关中地区征兵：

《汉书》卷一《高帝纪》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传者悉诣军。③ 这次征兵的范围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样带来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好的。而在这次强制征兵之后，刘邦的种种行为也十分值得推敲。

《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六月，汉王还栎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陽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州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④

为何要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令诸侯认为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陽为卫。”李开复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汉二年六月，刘邦于彭城战败后，撤退至关中，发布诏令‘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陽为卫。’乃是于紧急时，召集可以依靠信赖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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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子在关中者’共同保卫首都栎陽。”。我认识在此时诸侯子不涉及保卫首都的问题，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屯守荥阳，兵员得到了五月的关中征兵以及韩信军的补充，并且在荥阳南还 ①②

《史记》卷九十五《灌婴传》，第2668页 《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33页 。 ③

《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37页。 ④

《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38页 ⑤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3月，第27页

时击败了追击的楚兵。而且刘邦此时中的山东人，应大部分为最早随刘邦入蜀汉的数万人，彭城之战的伤亡中的主力也必然是山东人（即诸侯子），留在关中的也必然不多，承担不了保卫关中的重大责任。所以刘邦在此时决定发诸侯子保卫栎陽可能另有原因，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出于震慑和防范当地秦人的目的。另外，此时刘邦已经包围废丘城数月，为可要在此时引水强破废丘城？我推测此时在关中地区的局势必然不稳定，使得刘邦不得不先攻下废丘，减轻后方基地的威胁。

后又在楚汉战争急需要兵员之时，“兴关中卒乘边塞。。”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匈奴由于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势力逐渐做大并越过黄河，威胁到关中的安危。把关中卒发往边塞，代之让诸侯子来守卫，这是基于山东人对于关中人不信任的心态之上。如果上述推测成立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关中饥荒，使刘邦有机会把秦人转移到蜀汉地区，减少其威胁。至于为什么在《汉书》中没有关于关中威胁较为正面的记载，我认为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这种行为本就是基于一种心态之上，可能秦人本来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也可能是有一些行动但由于不便也未作记载，毕竟当时的战略中心在山东地区，而且刘邦也是在“怀王之约”名义下，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王，所以他在关中的行为也就变得合理化了。

《汉书》卷一《高帝纪》：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着半之……’①

在刘邦定都洛阳之后，优厚在关中的诸侯子也可很是处于信任的考虑。对于刘邦而言，留诸侯子在关中，既是对于山东诸侯的一只武装威慑，也是其控制关中的根本。

而在刘邦决定从栎陽迁往长安的原因也可能与之有关。栎陽作为一座秦国重要的传统城市，曾经也是作为秦国的首都，也必然是秦人高度集中的地区。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每次回到栎陽，都会与当地父老宴饮，这也是笼络当地秦人的方法。而迁都长安来说，当时也仅仅有长乐宫，萧何在此时的目的在于“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也可以算是对于四方诸侯的一种震慑，这时候的政治性就十分明显。

至于关中威胁的真正解除有赖于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降低关中人的地区性特征。所以刘邦在此后的实关中很可能一方面是在解除山东豪族对政权的威胁，提高关中地区的人口，另一方面也是在重新“组建”关中，打破长久以来以秦人为中心的关中政权。（这一点很好！个人认为刘邦迁徙人口入关和秦始皇迁徙的目的不完全一样，前者在弥合关中关东的矛盾，重在整合与化解，而后者在削弱关东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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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邦迁都的思量

传统观念在认识刘邦迁都问题上，更加侧重于长安城的地理优势，当然地理条件是问题的前提，但如果进一步分析，还与当时人们对于两京背后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有关。

代表传统观点的的史念海先生在《我国都城建立的地理原因写道“最能道出其中真谛的（凭恃险要的地势耳钉都），要数西汉初年的娄敬”、“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称兵侵犯的武力,而且在当时这三面都还没有诸侯的疆土，用不着多顾虑。关中的东面同样也有有利的地势，更有一座函谷雄关，因而可以控制关东的诸侯。这些话确实打动 ①②

《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页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6页

了出入于戎马战阵中的刘邦,他即日下令以关中的长安为都城。”我认为真正能打动刘邦的不见得就是这句话本身所阐述的长安形式。

《史记·刘敬传》：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地可全而有之。夫与人战，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扼其亢而拊其背。①

娄敬本为齐人，而刘邦曾多次留居关中，并且正是由于在楚汉战争期间以关中为中心，才使得他取得了胜利，对于关中地区自然没有刘邦熟悉。之所以刘邦极其重视娄敬的建议，关键在于刘邦结合天下大势以及自身的权力来源下的综合考虑。在作为汉王时，刘邦是不用考虑立国依据问题的。但现在称帝的他需要为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依据，正如同“武周”时期，武王代纣后所要面临的问题一样。

李开元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认为刘邦集团在内部早期是在“共天下”的理念下运作，而刘邦成为皇帝只不过是基于个人功劳的利益分配，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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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权力是一种区别于秦始皇的相对的优先权力？。我认为此点是刘邦决定迁都的关键。

按照娄敬与刘邦的对话，刘邦最初是希望从周德中找到汉政权建立的依据。而各路诸侯建言刘邦称帝的原因是“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③在诸侯王看来，刘邦能为帝的原因在于两点：1、在灭秦战争中出力最多，即先定关中。2、分封诸侯王。这两个原因是值得推敲的，作为第一个原因，虽然刘邦先入定关中，但若论在灭秦战争的功劳，谁也无法和项羽比肩。而第二个原因既是刘邦功劳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必然条件。而刘邦作为其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是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功劳最多的人，这也就是作为汉的最高统治者，他不得不亲自与项羽开战，以至于多次险些丧命的原因。

刘邦政权的权力来源使得刘邦对新政权有着极大的威胁感。而刘邦对于帝位的认识则是“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就在刘邦个人看来，为帝应该依据贤德，这正好与刘邦最初决定定都洛阳的想法相契合。（个人认为这句话倒像是对刘邦的粉饰，或是表面的谦让而已，并非其内心真实想法）在于自己当时有着同样地位的一群诸侯王的建议之下称帝，这似乎证明刘邦的权利是来源于诸侯王的认可，而到此时刘邦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为帝王的任何传统依据。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诸侯王也仅仅是以刘邦有功作为回答。所以说娄敬的一番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说明关中的山川地势之险，而是让刘邦看清楚自己本为王，而不是帝，让其明白此时的天下并不安定。对于刘邦称王的依据在于怀王之约，但称帝的依据仅仅是依靠功业吗？显然这些都是刘邦个人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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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九十九《刘敬传》，第2716页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143页 ③

《汉书补注》，《高帝纪第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81页

而至此以后，首都的抉择并没有是一个惯例，洛阳为帝的思想仍旧影响着汉帝国的发展。 西汉后期元帝时，翼奉曾认为“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有长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后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左阻渑池，前向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己王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常为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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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中（因秦之阻）还是洛阳（依周之德），我们应该试着去推测时人选择背后的思考逻辑。洛阳，在司马迁为主的西汉早期人看来是“天下之中，四方八贡，道里均”，在汉人心中有更为理想的统治属性，即为一种“德治”的原则。这是发轫与武周时期的主流政治原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即“应天顺民”。而选择长安，则处于一种更为实际的考量。这种选择处于统治者对于自身统治合理性的认识。（似有点词不达意，定都长安与自身统治合理性有何联系呢？未明言。鄙意认为刘邦定都长安除地理经济的因素外，还有长远的考虑，即作为帝国的统治者，需要整合关中与关东，弥合关东与秦人的矛盾，避免秦的教训，后来的徙民入关也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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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翼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49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