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Jan.2018 Vol.33 No.l

【《史记》文本研究】

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

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姚明今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49)

摘要：“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 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 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 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 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 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 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 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 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 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 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 “事附于人”的方式，以 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 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左传》；《史记》；重耳之亡;文本差异;叙事视角；史书体例中图分类号:K207 收稿日期=2017-06-05

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从《春秋》到《史记》—话语体系生成的文化史学研究（SK2012047)

作者简介:姚明今（1971_),男，石河子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 西方文论研究。

“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在先秦时期广为流 传，《左传》和《史记》对此都予以重点记录，其故事 概貌大致相似,然在诸多细节方面又有不少差异。 对同一故事原型，史家从各自角度予以再现和诠 释,其进行比较性研究非常有必要。此同中见异 之法，实可见出中国史传文学迁延递进之轨，其研 究的方法以及思路几与现代比较学方法无异。两 者文本上的差异是最直观、显性的,也是最基础的

研究，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然在传统的叙事 技法的研究之外，还可借助现代叙事学理论，叙事 视角是叙事学理论中最具成果的领域之一，从这个 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对同一叙事材料，不同的叙事 者是如何进行组织、裁度和处理的,这个过程不仅 体现了叙事者在关注点、兴趣点和历史观上的差 异，甚至也暗含了著述目的以及读者期待视野上的 差异。当然，对两者之间异同的比较，从根本上也

中国古代叙事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5128(2018)01-00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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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略两部史书在体例上的差异。贵公子形象，这段记叙既见出左氏一贯用笔的隐讳 凝重，又不乏对人物的粉饰美化。《史记》则寥寥 几笔，陈述大概，点明本质:“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 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 狄。”这是一起典型的宫廷谋杀，牵涉太子废立与 王位继承的大事。

重耳在狄，《史记》与《左传》不同在于，插入了 一、文本的差异

先秦文献对“重耳之亡”多有载录,其中以《国 语》和《左传》记载为详。《国语》主要集中在《晋 语四》,其叙事详而繁，情节生动，擅于记言，极具 原始史料的价值，然故事发展线索淹没在人物的长 篇大论之中，失之于烦琐拖冗。《左传》的记载见 于《僖公二十三年》，以单个人为中心将其不同年 代的事迹汇编于一起，打破了编年体随事见人、隔 年分见的惯例,隐含了纪传体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崭 新体例的萌生，在《左传》中实属罕见，因此，历来 对这段描写都非常重视，有很髙的评价。《史记》 是纪传体的开创者,在人物传记上的成就众所周 知，形成了中国史传文学的高峰。《史记•晋世 家》从“晋文公重耳”至“九年冬，晋文公卒”为重耳 立传，详尽地记叙了重耳的经过，其叙事之周 详完备，人物形象之生动又远在《左传》之上。

上古时代，先民们刚刚学会掌握文字,能够记 录并留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少之又少,作为两部皆为 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书，《左传》和《国语》的关 系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一种为内外传之说，即《左 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丘明 编写《国语》，是为了弥补《左传》词语简略之不足。 另一种观点为采集剪裁说，认为《国语》在前，《左 传》在后，《国语》为各国原始史料的汇编，《左传》 在此基础上剪裁加工而成。从两书的实际情况来 勘比，后一种说法无疑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本文即认同此种说法，也即《左传》中的“重耳之 亡”采自于《国语》而成。再说《史记》和两书的关 系。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 《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 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从叙事形成的角度上 来看，《左传》和《国语》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依据， 《史记》“重耳之亡”即取材于两书。以下通过文本 细读法来看“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记载 的不同，从而找出中国叙事学发展的一条脉络。

《左传》开篇首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 在晋献公派兵讨伐的情况下，重耳拒绝了部属抵抗 的要求，重耳始出场，俨然一知礼守节、仁厚忠孝的

一大段背景介绍，既有对晋国政坛形势的描述，也 记叙了重耳与从臣之间的谋议，由此说明了重耳离 狄赴齐的原因所在。以上材料散见于《左传》《国 语》，司马迁对其进行了整合，其叙事之缜密，可见 一斑。“夫妻话别”作为这一故事背景上的细节, 两书的记叙又有所不同。（重耳)谓季隗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 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在《左传》中，双方 的对话是命令誓言式，铿锵有力，质木无文,人物形 象呆板,说明作者还不善于运用笔端展现人物细腻 复杂的心理。《史记》的描述则生动了许多，重耳 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 “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从

“谓季隗曰”到“谓其妻曰”，称谓的变化带来了对 话氛围的改变，营造出了人间夫妻的和煦场面。 “其妻笑曰”

，一

个“笑”字更是活化出了人物此时

的复杂心理，夫妻间温情之中又略带伤感的离别场 面宛然在眼前。值得称颂的是，季隗的回答婉转生 动，与《左传》中的对语相比,无疑更富有文学表现 力,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归有光《项脊轩志》著名 的结尾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 已亭亭如盖矣”，直似从太史公处点化而来。

重耳过卫，《左传》叙事平直，严格地拘泥于史 实，“公子怒” “欲鞭之”“稽首” “受而载之”，对重 耳的一举一动皆有记录，而《史记》推崇意到为止, 无关大碍的具体描述能省则省。对同一事件经过 的不同描述，可见两部书在文法上的差异。

至齐，齐桓公以厚礼遇之，重耳安于现状，遂发 生了从臣谋议、醉而遣之的一幕。《左传》中姜氏 劝曰：“怀与安，实败名。”其措辞书面化,典雅庄 重，符合彼时一般贵族妇女的身份和口吻,然又不 免流于空泛之论。《史记》中姜氏的劝解更加口语 化，从重耳一伙人的现实处境出发，设身处地，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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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很具说服力。重耳酒醒后，《左传》仅有一句 “以戈逐子犯”，而《史记》则于此处极力铺陈:“行 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 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 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此情 节源于《国语》，司马迁略作改动，“逐子犯”易为 “杀咎犯”，愈显重耳之怒状，“杀臣成子,偃之愿 也”句乃添加之笔,愈显咎犯的忠心耿耿。与《左 传》叙事的峻洁直切相比，《史记》往往在叙事的转 折处，添加一二笔，“行远而觉” “乃止”“遂行”等 语，使得整个的叙事衔接过渡更显自然。

过曹，遭遇曹共公不礼。《左传》中插人一段 僖负羁妻的预言，其言之确凿，为以后晋文公伐曹 提前做了最生动的注脚，《史记》舍去了此段情节, 改由僖负羁出面劝谏曹共公，以公子贤能、兼之同 姓为由来劝说,劝辞合乎实际。《左传》中一贯充 斥着各种各样神秘的预言,一位女性在此突然现 身，其对政治的高度嗅觉与言之凿凿多少有些突 兀，这于《左传》也许正是其向来所崇尚的神秘性, 然在司马迁那里,人物身份改动之后更显合理。更 重要的是,从劝辞内容的改动可以看出，司马迁似 乎并不认同《左传》对文公攻打曹国的动机的解 释。

过宋，《左传》记叙很简质:“及宋，宋襄公赠之 以马二十乘。”大概作者以为并无冲突和悬念可 言。而《史记》既交代了宋襄公彼时的处境，又借

宋司马之口间接地说明了重耳一行没有在宋滞留 的原因：“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国。”这 一番话不见于《左传》和《国语》，应为史迁的添加 之笔。可见司马迁看重的是钩沉出事件的原委经 过，在去与至、行与留之间刻画出清晰的履印，同时 也呈现了他对春秋历史大事的判断。

过郑，郑文公不礼。《左传》引用郑叔瞻的一 大段谏词，推崇“天之所启，人弗及也”的观念，历 数了笼罩在晋公子身上“天启”之“三祚”，显然, 《左传》意在由此说明文公日后攻打郑国是因为郑 违反了天意，才受到了惩罚，为文公寻找开脱之辞。 《史记》略去了天作之论，以“公子贤” “且同姓”为 由劝谏郑君，看来，司马迁并不认同《左传》的这一 意见，这正体现了司马迁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非

常明确的判断。相信不少读者都会提出疑问， 文公日后攻打卫、曹、郑三国，果真如《左传》解释 的一样，是因为这几国曾对文公不礼吗？这应该是 讲故事人的附会之词，为文公寻找开脱，其实，攻打 此三个国家无关乎礼或不礼，它们已向楚俯首称 臣，因此必然会成为晋国崛起称霸道路上要消灭的 异己。

重耳及楚,在游历诸国中可谓叙事最繁，所费 笔墨最多，《左传》《史记》皆如此。这段叙事在《左 传》主要以记言为主,最著名的当属重耳的一段对 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 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 韃，以与君周旋。”其进退自如、应答得体、不卑不 亢的公子风范成为传诵千年的佳话。而楚王的那 段评论无疑具有先见之明，为重耳以后的霸业提前 做了最精彩的注脚:“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 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 天必有大咎。”此言信誓旦旦，“天将兴之”与此前 的“天将启之”何其的相似，与其说是楚王的深信 不疑，倒不说是作者对人物的精心美化。《史记》 的这段记载“言事相兼”，更表现出司马迁小说家 的笔法,先是一段铺叙，楚王的隆重礼遇竟让重耳 受宠若惊，惶惶然唯恐受之不起，“重耳谢不敢 当”，“重耳甚卑”，重耳的反应符合落难公子的一 般情状。因此当在宴席上面对楚王咄咄逼人的发 问，重耳的回应也与此前稍有不同：“即不得已，与 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少了些许 贵公子的意气风发，多了几分世事的成熟与圆滑, 这大概倒是符合重耳彼时的处境。楚将子玉怒而

欲杀之，

《左传》仅简笔勾勒，《史记》则于此处稍作 铺陈，载入一段子玉之言，再现了当日凶险之情势。 楚成王的回答，《史记》与《左传》又有不同，略去了 “天将兴之”的皇皇之论,只言及“晋公子贤” “从者 皆国器”，与此前诸国对重耳团队的评价如出一 辙。接着，《史记》对天下大势又予以必要的交代， 在子圉亡秦，秦君召之的情形下，重耳一行人辞别 楚国，临别前楚成王厚送重耳:“楚远，更数国乃至 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这番话当属太 史公的想象之辞，然放在此处，更显叙事的完满。 《史记》对“重耳及楚”的记叙直取材于《左传》，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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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较，司马迁更着意于前后内容的衔接过渡自 然，于细微处皴画点染，使其成为首尾相贯的有机 整体。

重耳在秦，无论《国语》还是《左传》，都没有像 前述诸国那样，用“及” “至”等字眼来标识人物行 踪的转换，而是直接叙述重耳在秦国的活动，并出 现了“他日”“明日宴”等具体的时间标识，《国语》 出了联姻的实质所在，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流露 出了司马迁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包含了作者的身 世之感。从这段素材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司马迁著 史的重点，注重疏通事件背后的事理，说明前后环 节之间的联系,这才是读者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历史 。“秦伯宴公子”，《史记》对赋诗拜赐的繁文 缛节予以简化，直指事件本质:“缪公大欢,与重耳 的记载尤为详赡，《左传》则对《国语》予以高度概 括。由此可以推测，重耳在其他诸国的活动，应该 是后来追述的，而在秦国的活动，则是当日即时记 事的结果，因此，更能见出史官在记事上的特征。 《左传》撷取了两件事情，一为“怀羸怒重耳”，一为 “宴饮赋诗”。对“怀羸怒重耳”，《左传》记事非常 简略，若不了解事件背景的话，难免有些不明就里。 对“宴饮赋诗”的记载重点放在赋诗活动上，带有 明显官修史书的特点：“公子赋《河水》，公赋《六 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 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 ’ ”记载了历史人物在此重要场合的 外交活动，着重于反映历史人物“台前的表现”，

“降” “拜”“稽首”“降”“辞”，局限于一举手、一投 足的真实记录上，重视“当下性” “现场感”，至于赋 诗的意图、双方的交流乃至背后的事理等实质内容 则不予理会，也因此造成了读者理解上的歧义和困 难。后世注家挖空心思揣摩其义所指，杜预《春秋 左传集解》注曰,公子赋《河水》，“义取河水朝宗于 海，海喻秦也”。《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 秦穆公赋之，“喻公子还晋，必能匡王国也”[1]338。 从《河水》《六月》的本义再到比附联想赋诗者的意 图，没有一定诗学素养的读者要接受起来是相当困 难的。

《史记》对“重耳至秦”的叙述较之《左传》远 为详尽。由三部分组成:“重耳婚媾怀羸”“秦伯宴 公子”及“晋国之时局”。《史记》略去了“怀羸怒 重耳”一幕，在司马迁看来，完整地记录下这一幕 情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说明面对秦穆公的 “好意撮合”，重耳前后心理上的转变，以及这一政 治联姻之于重耳的重要性。司空季子的一番说辞 尤为精彩：“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 亲而求人，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 ” 一针见血地指

饮。赵衰歌黍苗诗。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 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 时雨。’ ”尤其“缪公大欢，与重耳饮”句可谓一语中 的，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当日翁婿欢饮的场景。歌诗 是宴会上浓墨重彩的一幕，自然不能省略，然《史 记》在这里没有选用晦涩难懂的《河水》《六月》等 作品，而是选用《黍苗》一诗，通过诗语的隐喻，以 及双方的一番酬答，读者自然不难明白诗意所指与 当日的关系。重耳于秦,本来是求其襄助的关 系，联姻成了政治联盟的黏合剂，所谓的赋诗 拜赐只不过是做足了外交礼仪的面子秦伯宴饮 公子”才是双方会晤的实质，将双方关系推向了高 潮。两相比较，《左传》对赋诗活动的记录仍秉承 其一贯的记事方式，记述历史人物在重要场合的一 举一动,著述的目的在于史料的保存，而非读者的 了解。而《史记》则大有别于这种刻板的记事，以 人物为中心组织素材，展现人物在台前幕后的活 动，秦伯与重耳的会晤并非如史官修饰的那般斯 文，所谓的“匡王国”“佐天子”只不过是冠冕堂皇 的辞令而已，双方之遇合犹如君与臣、知遇者与落 难者，后者需要仰仗前者的鼎力相助方能完成复国 的大举。无论《国语》，还是《左传》，强调的都是 “天佐其才”论，而司马迁由于拉开了与历史事件 的距离，因此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历史。接下来， 司马迁将笔锋转入晋国，增叙了此时晋国政坛的动 向以及不同政治势力对重耳归晋的立场，在既有内 应又有外援的情况下，重耳归晋水到渠成。“重耳 出亡凡十九岁而得人”，生涯至此告终。

二、两种不同的叙事视角

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看来，“视点问题”在文学 研究中“具有头等重要性”，“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 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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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2]65。读者所看到的作品从来都不会是它们的 原貌，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被描写出来，对于同一个 故事原型，不同的著者从各自角度出发，所呈现出 来的历史经过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既有相似，也有 不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初看《左传》这段叙述，读者会产生强烈印象, 叙事栩栩如生，真实感极强，好像未加任何的修饰,

是作者天然的一支妙笔将生活的原貌自然撷取。 其实，这正是左氏擅长的记事方式,也是他所要追 求和立志达到的叙事效果。正如王靖宇所说:“作 为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叙事作品之一的《左传》，它 提供了叙述者仅仅充当记录者的卓越范例。” [3]31 叙事者尽量避免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作为旁观者 和记录者，将故事场景、人物言行原封不动地再现 给读者,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是人物言行推动着 故事的进程，全然没有叙事者的主观介人。这种纯 客观叙事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方法，是史家秉笔 直书的叙事传统的沿袭，具体来说，《左传》善于通 过记录人物的“言”和“行”，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实 录。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 尸其职。” [4]33言事分记成了古来史官代代相循的 定例。《左传》在形式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 把言与事统一起来，“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 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 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W34。中国古代的历史 叙事由此进人了一个崭新时期。《左传》在记事上 严格地忠实于史料，历来被视为信史的权威，远在 东汉时王充就以为“独《左氏传》为近得实” [5]437。 直到现代人们仍然奉《左传》为春秋时代最有权威 的资料，甚至有学者认为，《左传》“实录则髙于 《史》《汉》” [6]8。作者常常就事论事、直截了当，形 成了峻洁直切的文风。譬如记叙重耳在秦国拜赐 的活动公子降，拜，稽首”，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句 子，而据《国语》原文，则为“子余使公子降拜”，为 什么左氏不采用《国语》中简洁的表述，非要将每 一个动作分解为一个的句子？这是《左传》特 有的记叙方式，意在达成客观化的效果。这种表述 方式非常熟悉，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左传•僖公九 年》中记载的齐桓公接受周天子慰劳时的一段,

“下，拜，登，受”，语言的简洁可谓无与伦比，在今 天看来，这种记录或许有些机械，然在当时,这是史 官的一套特有笔法，正是在对历史人物一举一动之 间的亦步亦趋上，方能显见出史书的实录性。其他 如重耳过卫过曹，在记事上无不体现出左氏一贯所 独有的风格。“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 书” [7]13,史官是忠实的记录员，“守掌故而不知 择”，不能稍有差池，这是记事传统的使然。

如果说在记事上作者形成了注重炼字、追求文 字峻洁省净的特点的话，那么在记言上则不然，作 者的笔力恣意于此一方面。在早期史书发展过程 中，记事和记言两种能力的发展并不均衡,先秦是 一个注重言说的时代，从《国语》和《左传》可以看 出,上层贵族社会的言说风气尤为炽烈，相比于转 引他人话语，对事实进行观察、描述和概括更需要 长期的文字训练。从《左传》的实际情况来看，史 官在记事能力的发育方面迟缓于记言。《左传》 中，记言部分的文字远多于记事部分,从重耳在曹、 郑、楚等国的游历可以见出，作者很少使用概述性 话语，而是大段引用人物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客观化、戏剧化的效果，故此，有学者将其命名为 “戏剧式外视角” [8]。然再反复阅读，就会发现这 些言论有着共同的模式，虽出自于不同国家、阶层 的人物之口，但其言语之间的指向性非常的明确统 一。较之《国语》，左氏似乎更着意于借人物之口， 强调重耳返国称霸的必然性。如僖负羁妻的预言, 在《国语》中为:“从者皆国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晋 国。得晋国而讨无礼，曹其首诛也! ”表述比较口 语化。《左传》中则为：“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 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 其首诛。”此一段话语，在经过了史官的一番改造 之后，议论的口吻变成了信誓旦且、言之凿凿的预 言。再看楚成王对重耳的那段评论，极尽褒扬之 情，从楚成王到郑大夫再到一位女性的神秘预言, 他们对重耳团队的种种观感、评论有各自的解释渠 道，但无一例外地都指向重耳返国称霸的必然性, 宣扬天命论的观点。通过对《左传》全书反复勘 比、沉潜把玩之后，不难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其在记 事上崇尚直纪实录的原则，而在记言上则不乏史家 的揣度想象之辞。章学诚对此予以区别：“记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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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损无增，一字之増，是造伪也。”“记言之法，增 损无常，惟作者之所以欲，然必推言当日意中之所 有，虽增千百言而不为多……言者当日意中所本 无，虽一字之增，亦造伪也。”[9]126章氏所言与《左 传》的实际情况大体契合。即便如《左传》一样尚 实严谨的史书,想要完全地保持中立，剔除作者的 主观色彩也绝不可能做到。《左传》是一部政治性 记》既是对从黄帝到秦汉以来的历史作一总纂，对 过往数千年历史风云、兴衰之律的追寻,也是在 “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要‘成一家之言’ ”的“第一

部史书《左传》将重耳复国归结于天命，这 个结论来得既容易又简单，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 家，他肯定不认同《左传》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 晋文公作为春秋一代最有影响力的霸主，其归晋之 很强的历史著作，作者有着非常明确的主观倾向， 在对历史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借人物之口，寄托 了自己所认定的历史发展逻辑。

这种纯客观叙事，记事上追求简洁，着重于记 录人物行动，以此代替对事件的叙述;记言时，问答 句式居多。叙事者很少露面，主要依靠人物的言行 呈现事态的发展，在故事场景之外,推动事件发展 的外部因素、人物之间的关系，几乎都省略掉了，叙 事中留下了不少的空白和疑问，需要读者寻找并发 现其间的联系。这种纯客观是《左传》重视实录的 结果使然，史官的责任在于记录重要人物在台前的 一举一动，x^t此绝不能疏忽，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 做、背后的事理等方面则尽可以省略。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到《左传》解经者的身份,其著述目的在 于以事解经，史官致力于对每一事的具体解释，至 于这件事情与全局的关系，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 史官并不会着意考虑，因此,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 是松散的，在形式上并不成为一完整的叙事文本， 形成了片段化的特征。在《左传》的时代，并不具 备完全意义上的全知叙事出现的条件。全知叙事 要求叙事者既统揽全局，又洞察幽微，对历史的转 折衔接处都能予以充分的说明和关照，而无论从叙 事能力上，还是从著述目的上来看，《左传》都不具 备这样的条件。即便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如城 濮之战一类的全知叙事，在《左传》中也并不多见， 与后世相比，《左传》中的全知叙事既有限，也不成 熟。历史事件有时非叙事人亲自出面解释不行，历 史事件不像是舞台剧表演，仅凭言与行的组合就能 推进情节的发展，其实舞台剧表演有时也需要旁 白，否则，观众对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还是有诸多 不解之处。

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史

路何其艰难，“何其遇之艰而功之伟乎!”[ 11] 1M “何 其得国之难成功之易耶! ”[12]272晋文公建霸的辉煌 与时的重重磨难之间有天壤之别，包含着巨大 的叙事张力，全面地反映这一段归晋之路是史家义 不容辞的职责。经历了战国的风云动荡与秦汉的 朝代更替，圣人身上笼罩的神秘光环已逐渐退却， 特别是经受了自身命运的特殊遭际后，司马迁更是 对天命论产生深刻的质疑，曾经的历史天空中的英 雄豪杰，所谓的丰功伟绩都不乏后人粉饰的成分, 史家的职责不限于对英雄伟业的重述，重在说明造 就辉煌的原因所在，为后世留下一份详尽可靠的历 史文本。

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光凭事件本身 来说明是比较困难的,叙述者的显性介入对于建立 起全知的框架必不可少，体现在以第三者的口吻和 身份对故事情节进行穿针引线般的贯通，其作用就 像是评书中的说书人，只有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 说书人声音的介入，才能把事件交代清楚。全知叙 事比纯客观叙事发展得晚，但却成为史传文学的主 流，更受史家的青睐和推崇。全知叙事“没有固定 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 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 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 物的内心” M204。

这种全知，首先体现为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和事实不明的必要环节上，由叙事者亲自出面说 明和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事角度不断变化，事 实经过有条不紊地展开。“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 下大势”[14]14M,司马迁特别注重对大势的把握，重 耳作为春秋时代重要的政治家，其活动的幕布上既 有晋国政坛各种势力诡谲变幻的投影，也有各诸侯 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刀光剑影，其政治活动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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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将人物活动的背景 形势予以还原,方能见出人物一举一动之间的意义 所在。然而这种还原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史家在众 多的历史事件中甄别择取，找出与人物命运之间有 关联、有影响的事件。重耳途经诸国，所面临的环 境与形势不尽相同，在每一次去留之际都经历过那 些掷躅与抉择，特别是几个重要的大国，他们的态 度和立场影响了重耳复国，也影响了日后与晋国的 关系，这都要依靠史家的如椽之笔才能将交错的人 事关系叙述清楚。遗憾的是，对重耳辗转各国， 《左传》皆无原因说明，叙事视角静止凝固，以“重 耳在狄”为例，重耳在狄停留的时间达十二年之 久，在游历的诸国中，历时最久，重耳缘何离狄赴 齐，《左传》对此不置一词，仅讲述了重耳在狄的婚 娶状况。《史记》则不同，先讲重耳在狄婚娶之情 况，接着叙述晋国政坛的动荡变化以及晋惠公欲行 刺之事,此种情形之下，遂有重耳与从臣谋议之举, 最后才是重耳与其妻话别的场景，整个过程中，史 家以高高在上的身份鸟瞰概貌，不断地调整叙事角 度、叙事时空，人物活动、事件来龙去脉尽在其掌握 之中，充分地满足了读者的了解需要。这些背景素 材，散见于《左传》和《国语》，这就要求史家对人物 活动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史料都要熟稔于心，在此 基础上，方能予以正确性的取舍。

这种全知叙事还体现在对人物称谓的变化上, 叙事者亲自出面说明和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 些细微的方面,也反映了叙事者对故事无所不在的 解释性。《史记》以“其妻”代替“季隗”，“齐女”代 替“姜氏”，“齐女侍者”代替“蚕妾”，“故子圉妻” 代替“怀羸”。《左传》中直呼其名的方式造成了如 在眼前的效果，这是纯客观叙事的特征所在。纯客 观叙事中,叙事者完全隐藏起来，不介入叙事，甚至 无须对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只是将生活的原 貌自然呈现即可。我们既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叙事 的艺术，叙事者有意地追求客观真实的效果;同时, 也可以认为作品缺少读者的期待视野，没有明确的 受众对象,8卩《左传》著述的目的不在于通俗意义 上的阅读，而在于历史档案的价值。这一点也不难 理解，人们都熟悉韦编三绝的故事,我们不能设想 在那样一个书写条件如此艰难的时代，书籍会向后

世一样成为大众化的读物，那个时代，像《左传》一 类的史学巨著恐怕都是束之高阁，只有极少数人才 有机会接触到，而著述的目的当然关乎叙事的视 角。《史记》中的这类称呼点明了人物的身份以及 与重耳的关系，6卩《史记》假定的前提是读者对人 物和情节并没有预先的了解,因此作者在这里有必 要对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作者面向潜在的读 者群解释的意图非常明确；同时，对人物身份的交 代，也说明作者注重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体现 出作者在讲故事能力方面的成熟性。与《左传》相 比，《史记》的受众对象更明确，解释的欲望也更强 烈。

较之纯客观叙事,全知叙事对史家提出了更髙 要求，史家要尽可能广博考论相关史料，通过合理 的逻辑推理，在不同来源的史料之间建立起一定的 联系，XtK史进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实还原。司马迁 常常旁征博引,广采各家史料，小心地比勘,在细致 处用心地皴画点染，愈显叙事的缜密与。有 时，在史料的断裂处，甚至需要辅以一定的想象之 笔,方能见出史事的，史家的熔铸运化之功由 此可见一斑。以重耳在楚为例，《左传》仅以一句

“乃送诸秦”作为重耳在楚的收尾,既没有说明重 耳离楚的原因,也没有指出重耳赴秦的动机。《史 记》此时则将叙事视角从楚国转到秦国，以几句概 述性的话语简明地指出了之间的政治纠葛，此 种情况下,方有秦伯召重耳之举，遂又将叙事视角 转向楚王，这时，我们注意到,楚王的一番劝勉很可 能是司马迁的添加之笔，因为这段话并不见于《国 语》和《左传》，然非此，则无法衬托出故事的完满。 又如，司马迁对《左传》中“以戈逐子犯”的一番铺 叙之功，与《左传》相比，《史记》更重视情节的完整 性以及故事的生动性，凡此种种细节处都能看出史 家的良苦用心。当然,史家的想象与纯文学性的虚 构是有差别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史料依据之上, 受客观史料的，然而正是有了诗人之笔的润 饰，读者才能体会到最生动的历史精神。

其次，这种全知还体现在叙事者的声音和倾向 性的流露，对人物思想动机、心理活动的体察和揭 示，它是全知叙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史记》中， 史官的声音和评判融人叙事，首句“晋文公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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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 人物一出场，史家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好恶褒 贬。要全面地了解人物，光是对人物言行的展示还 是不够的，必然涉及对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透视, 而这方面显然是《左传》的作者尚未开垦的领域， 《左传》中很少有心理活动的描述。司马迁乐于潜 人人物内心世界，特别是当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 出，然与叙事的主线关系不大，于是司马迁在《史 记•晋世家》中删繁就简，砍掉了斜出的枝蔓，主 干更加突出。若从忠于史实的原则来看，无疑没有 将史实一网打尽，但唯有如此，故事的脉络才更加 清晰，读者不至于淹没在烦琐的史料之中理不出头 绪。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是自然发生、自然呈现 的，史官的职责就是从散乱的、浩瀚的史料中理出 中，人物情感变化的揣度。“麵姬谗之，（重耳） 恐”“重耳谢不敢当” “重耳甚卑” “重耳不欲受，遂 受”，这些心理描写恰如其分，点透了人物于一时 一地喜怒哀乐的诸种心理变化。叙事者对人物心 理变化的揭示使得读者更易于吃透和把握故事情 节、人物性格，故事的叙述因此更加生动流畅，作品 的意脉和感情更加突出。这种对人物心理的描述 不只限于重耳,故事中其他一些人物的思想活动也 在作者的感知范围之中，常常在一两个字之间，见 出作者的点化之功，极为传神。夫妻告别，“其妻 笑曰”,一个“笑”字，虽属作者揣度之辞，但却成功 地刻画出了人物此时的复杂心理，造成了如在眼前 的效果。“穆公大欢，与重耳饮”，反映了秦穆公对 促成这段政治联姻的满意之情。“宋襄公闻重耳 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闻重耳在楚，乃召之”， 这里的“闻字句”，通过对人物见闻、视听更多的了 解，说明了人物举动的缘由所在，凡此种种,无不说 明了叙事者感知范围的全面性。

再次，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全知叙事并不意 味着史料占有越丰富、越全面就越好，这种全知视 角的分类是以西方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中国 古代史传的形成过程,叙事者面临着一个从前代史 料择取抽绎的过程，这个就全在于叙事上的系统性 和条理化。很多时候《国语》《左传》只提供了历史 的素材,并不成为系统的史论，如何从堆积如云的 史料中理出历史事件发展的主线索,这对史家提出 了很高的考验。《左传》擅于记录言辞，叙述中掺 人了大量的道德教化之论，游离在主题之外;另外， 《左传》片段化的记事，使得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松 散零乱，不成系统。若对此不加一定的删减瘦身的 话，无疑会阻碍故事的进程，导致故事节奏拖沓、线 索不明晰等问题。譬如《左传》对城濮之战的记 载，对晋国出兵曹国的一段记叙得很详细，旁逸斜

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因 果关系，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这种做减法看似有 悖于实录的精神，但其实对凝聚叙事的主线来说必 不可少，史官对史料的裁度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无疑也说明了史官主体性地位的提升。

三、两种不同的史书体例

表面上来看，纯客观叙事和全知叙事代表了两 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而从深层次看,叙事方式反映 了叙事者和叙事对象之间的关系，纯客观叙事中， 叙事者是被动的记录者，恪守史实,不能越雷池一 步，在记录人物的一举一动之间见出历史的真实， 这是史家对历史之真的理解。这种叙事方式看起 来是客观的，但其实并不能完全剔除作者的主观因 素，作者的倾向隐含于其中，隐晦曲折地传递了微 言大义。全知叙事中，叙事者是主动的阐释者，对 历史有强烈的解释欲望，书写的焦点不只聚焦于重 要人物，历史转折过渡处留有的大量空白,人物活 动赖以依存的复杂的背景因素也应成为叙事的一 部分，历史之真不应是反映成为那一个的“必然 性”，而是遵从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在对历史发 展过程的全面展现中,让读者发现和体会历史当中 蕴含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全知叙事体现了史家在 对史料的处理上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对历史有了更 大的解释权，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因为史家主动权的 增加而减损其真实性。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标志着 一点，那就是史家自我主体性意识的提升。如果说 以上这些主要取决于叙事者一面，体现了作者的历 史视野、历史观不同的话，那么，下面所说的史书体 例上的差异则属于客观性因素，一为编年体，重在 记事，一为纪传体，重在记人,作者必须遵从既定体 例的规范和要求，展开叙事。

在《左传》中，重耳经历各国，均没有标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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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而是用“过卫”“及郑”这些词来指称，即借用 空间的转换隐含时间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呢？当然不是因为史料的缺略，非此,则无法 将整个故事统揽于一体。再比如，将《国语》与《左 传》相比较，在叙事的完整丰富性上，《国语》甚至 超过了《左传》，《国语》中不时出现对重耳一行辗 转多国原因的揭示和解释，既有清晰的时间标识, 也有对当日政治形势的说明，从而在人物行动、事 件经过之间建立起必要的逻辑联系，相比之下, 《左传》的叙事就有些简陋了。《左传》既以《国 语》为原始材料,在此基础上删改而成，那么，作者 为何没有吸收《国语》中的解释性因素呢？作者一 贯的“原始察终”精神去哪里了？原因很简单，以 上所说的这些具体历史事件，其时间节点都是非常 确切的，如果对其一一表述之，岂不是故事又要被 打破分割在不同年代之间了吗？为了实现记事的 相对集中,作者模糊了所有的时间线索，省略了解 释性因素，以高度浓缩的大事记作为人物小传，这 反映了编年体形式对以记人为中心的一类题材的 约束和。

从更深层看，这段故事仍沿袭了《左传》以事 昭义的固有叙事模式。《左传》强调事件之间的因 果关系，礼义道德是构成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合 于礼则兴,不合于礼则败，与此同时,忽略了对事件 的自然经过、因果关系的具体构成过程的揭示，因 此，在叙事上形成了“凌空跳脱”的特点。千百年 来,晋公子重耳的故事脍炙人口，与《左传》的传播 之功是分不开的。在左氏笔下，这段叙事言事相 兼，一条完整的人物行动线索被建立起来,体现出 对故事原型的提炼之功。但尽管如此，记人不是中 心,记事才是中心，采用的还是以事见人的固有手 法，人物形象闪烁在诸多的事件之中。所有的记事 都是选择性的，各国对重耳“礼或不礼”，其影射和 指向的含义是一致的^那就是重耳必返国称霸 的这一“大义”。从这段叙事的时间来看，无疑是 为后文中重耳的正式登场作烘托之笔，从神秘的天 意论出发，给人物披上天命这件至高无上的外衣, 这最贴近于那个时代对明君的认知。

到了《战国策》之后，始以人物为中心正式出 现，将人物事迹集中叙述的模式，这为后来《史记》

纪传体的出现做了一定的准备。纪传体的特点是 因人系事，以人物为中心，所有推动和影响人物命 运的相关事件，不受时间的，都能够集中展现， 从而尽现传主丰富的生命历程，建构起完整的人物 性格系统。先秦时期，天命观还是非常盛行的，在 浓厚的天命、礼制等因素的笼罩下,史家对人本身 的认识非常有限，而把《战国策》与《左传》相较之, 就减却了不少浓厚的道德说教因素。经过了百家 争鸣的思想大运动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 迁，司马迁在对人的认识上比前代有更大超越，再 加上自身的命运遭际,使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 深人。司马迁第一个认识到了人物命运和环境之 间的关系，认识到了人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因 素，他对人性、命运等主题的深刻洞察与完美诠释 无人能比，并开创了一种统观全局,全面展现人物 命运和历史进程的写作模式。

《史记•晋世家》以主要人物重耳统领事件, 循着自然时间顺序，追随着重耳活动的足迹，再现 了重耳从到复国之路的始末经过，全面展现了 在重耳复国前后，晋国政坛错综复杂的人事变化以 及各国的政治大势，通过对史实最大程度上的还 原,尽显各种外部因素对人物命运的推动作用。在 这个过程中，作者无意于宣扬和强调什么观念，而 是让读者随着人物命运的起伏、事件的转折去追寻 和探究历史发展的自然因果逻辑。《史记》中重耳 的形象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耽于享乐的年轻贵公 子，到后来世故圆滑、隐忍养晦的成熟政治家，一遍 之路，实际上也是重耳的一段成长之路。一次 次的辗转抉择，长时期的隐忍等待,当其他政治派 别在晋国的角力中相继落幕之后，重耳在秦国的鼎 力相助下渐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这个过程既 有天时的因素，也不乏人事的努力，然绝不是《左 传》所宣扬的天赐论一般简单。《左传》中的重耳 形象失之于单薄空洞，作者目的不在于塑造人物， 而在于以事昭义，通过一件件事例竭力展现重耳称 霸的必然性，读者对此不应有任何的质疑,这才达 到了叙事的目的。《史记》将笔墨着重于对人物形 象的刻画,所有的记事都在为记人服务，人物不再 是某种教义的化身，而是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 丰富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为一个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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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第33卷

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在写史而不是评 史中陈述出来的”，他善于“通过陈述最具体的历 史事实来展示最生动的历史精神” [15]21。《史记》 中的重耳是活在现实中的，史家着力于揭示重耳成 为霸主的缘由所在，经过了时间长河的沉淀之后， 无疑，《史记》对事件经过的解释及人物命运的展 示更值得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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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正平】

白兆麟，校注.合肥:黄山书社,

The Differences of Narration of Chong Er * s Story between Zuo

Zhua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Narration Perspective

YAO Ming-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 he story of Chong Er, Jin * s nobleman, is recorded in detail both in Zuo Zhua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of two books about the same historical figure and historical course. The most intuitive difference is at the textual level, and researchers conduct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exts from the narrative content, language style, layout,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trait, which are based on the effect of existing works and are static study. Narratological theor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nar­ration process, in which narrative perspective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or and narrative materials. Narrator takes the different angles and ways on the same narrative object, and even the same narrative material, which lead to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 of narrative works. Specifically, Zuo Zhuan uses impersonal narration, strictly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record, and adopts the way of Mevents mixed with words^ , resulting fragmented and dramatic effect, implicating moral principles. Historical Records uses the om­niscient narration, focuses on the complete show of whole historical facts, and pays attention to continuity and logicality of narration, reflecting the enhancement of historian1 s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stronger a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course, when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wo texts, we cannot ignore the factors of history style. The former is the first historical annals in China, and the latter is the founder of biographical history. Historical annals centere on recording events and doesn，t get rid of the stereot^ recording events when dealing with character-centered subject, so, Chong ErJ story could only be memorabilia. Yet, centered on character, biographical history groups the people and things involved in each period together, completely emerges life course of char­acter,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 fat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Zuo Zhuan； Historical Records； Chong Er*s story； text difference； narration perspective； history style

子、歹'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