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

文

丹/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州贵阳

550081

【摘要】曾国藩把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了理学的发展；在实践中实现了理学与汉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合，吸纳西学，丰富和发展了他的理学经世思想。【关键词】曾国藩；经世致用；理学

道光以后，以往被世人斥为空疏无用而日益走向衰落的理学，却因新的特点而有复起之势。这种新的特点就是唐鉴、曾国藩、倭仁、吴廷栋等理学家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理学经世思潮。其中，以曾国藩的理学经世倾向最为突出，他明显的把经济纳入理学的范畴，把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曾国藩因此也成为了晚清理学经世思想的集大成者。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形成、丰富和发展、及至衰落的过程。

一、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产生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产生之渊源大致有三：

（一）孔孟之道的熏陶。自小熟读《五经》、《周礼》、《仪礼》、《史记》等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国藩不肖，

亦谬欲从事于此。”[1](P21-22)

曾国藩自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他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毅然以“行仁义于天下”为己任。

（二）湖湘经世致用的学风的传承。宋代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以仁致用”，皆以为“通经致用”。明中叶以后，在湖

南广为传播的阳明心学，也重重地打上了湖湘学派这种经世致用的烙印，即注重实事求是、倡导躬行力学。明末清初，王夫之从哲学的高度批判唯心主义，抵制空疏和荒谬。清初，理学衰微，汉学盛行，而湖南一地经世之风不减。“清儒考证之学，盛行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间被其风最稀。[2](P638)”到了近代，湖湘学派之经世致用的学风继续为湖湘人士传承和发扬。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都主张面对现实，致力于改革盐政、漕运、水利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要政。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曾国藩生于湖湘，湖湘经世致用的这种风气的传承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三）师友的影响。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师从理学大师欧阳厚均，深受“入世经世”、“仁礼并重”思想影响。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

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3](P227-228)”，

“内圣外王”成为其理学思想与经世思想结合的开始。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于入居翰林，广交姚鼐、唐鉴、倭仁等人。他取经于桐城派宗师姚鼐，在学术上大有长进。另外，唐鉴对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他曾言：“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显示言当以

《朱子全集》为宗。

[4]](P92)”二、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形成。

咸丰二年，曾国藩回乡奔母丧。正是他回乡的几个月里，全国形势发生很大的改变，农民革命声势浩大，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他认为其原因在于“上下纵于无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

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3](P304)

”如何来挽救内忧外患的时局？曾国藩认为要用理学的道德来改善世道人心，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理学经世思想。

姚鼐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将唐鉴、姚鼐等人的三门之学发展成为四门之

学，加入了“经济”的内容，强调经邦济世、学以致用。他说：

“为学术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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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3]](P442)在这里，曾国藩完全逾越了理学与经世之学之间的鸿沟，除了重义理外，将“经济”突显出来，使之与“义理”平行；研“义理”与“经济”，把理学与经世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是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最好的概括。这种思想适合了时代的需要，避免了以往儒学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大大扩展了理学的适应范围，从而标志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的正式形成，曾国藩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此外，曾国藩认为道德修养关键是一个“诚”字，“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3](P304)。“诚”就是“不欺”，“不欺”就是“至虚”，也就是要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反对虚伪空谈。

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丰富和发展

曾国藩离京后，回乡办团练，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以“师

夷长技以自强”发动洋务运动。在这些实践中，曾国藩认识到：要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就必须抛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博取百家，其理学经世思想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和发展。

从“一宗宋儒”到“汉宋兼容”。早年的曾国藩对汉学采

取排斥的态度，但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冲击下，曾国藩认识到需要结束汉、宋之间门户之争的迫切性，因而改变了排斥汉学的态度，他说：“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争，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诉事而不知所止。[3](P256-257)”曾国藩调和汉宋两派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协调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派别，共同对付农民革命，但客观上树立了一种开放务实的新风气。

从排斥陆王心学到取彼之长。曾国藩说：“朱子五十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语、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句辩。两先生全书俱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1](P365)”这表明曾国藩由排斥陆王心学到取彼之长的思想转变，从而为理学经世思想增添了新的活力。

对“西学”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在保证清政府的封建体制不受侵害以及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上，曾国藩等封建统治中的开明派对西学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甚至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自强”与“求富”口号下，曾国藩等人倡办洋务，将“经世”与“洋务”合为一体，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这是曾国藩对理学经世思想的躬身实践，推动了封建落后的中国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四、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衰落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在曾国藩

等人的推动下，理学和经世思想融为一体，成为了理学最后发展过程中闪现的一丝光辉。但封建落后的经济和体制注定这种思想终归毁灭，它先天带有的阶级的、历史的、文化的局限，使得它不能够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对清政府的灭亡也无回天之力。伴随清政府的衰亡，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也走到了尽头。

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第21卷．长沙：岳麓书社，1987．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下册．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7．[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第14卷．长沙：岳麓书社，1987．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第16卷．长沙：岳麓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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