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评论

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民主运动的不断深入，随之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报刊，新闻评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15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杂志，高举起“民主”、“科学”和文学的旗帜，发表了大量从现实生活出发、宣传民主和科学、批判孔孟之道、反对帝制和封建礼教的言论文章。十月后，（新青年）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6卷5期编辑为马克思研究专号。1920年9月1日第8卷三号起，该刊改组为上海发起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1919年冬从北京迁往上海）。

这时，在实际斗争中出现了以政论为中心，用来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大多是各地主义小组创办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大创在 1918年创办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一份四开四版的政治性周报，从创刊到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查封，共出 39期。李大别 1916年曾受聘编辑北京《晨报副刊》，并开始为（新青年）杂志写稿。先后在（治言）杂志发表（法俄之比较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世界潮流》，以及为反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而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在这些著名政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欢呼无产阶级的胜利。李大别的政治评论，开始完全用白话来写作，站得高，分析深刻，语言又浅近通俗，许多短评、杂感更是一针见血，表现了很大的气魄和极强的战斗力，这对形成我国新闻评论简炼、质朴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是有很大影响的。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把我国报刊评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民主主义的阵地和论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当时发表的许多著名的评论，已成为我国报刊评论史上光辉的篇章。

中国党早期的活动家除陈独秀、李大8fi外，余如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周恩来等也都是卓越的宣传家和报刊评论家。他们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从事言论写作，使报刊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已与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报刊评论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以政论与新闻报道相结合的“述评”形式得到了普遍运用，“专论”、“代论”、“事论”等形式名目繁多，由（新青年）开创的“随感录”更成了广泛采用的形式，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杂文这一个新文种。

20年代以后，在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当中，重视报刊言论以邹韬奋最为突出。邹韬奋（1?1944），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家。报刊评论家。他从 1926年 10月接办（生活周刊｝，担任主编，到1944年逝世，前后十几年当中，在先后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报刊中，亲自主持报刊的言论写作。他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对读者的影响十分深远。邹韬奋主张办报刊要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作人民的喉舌；他重视小言论与读者来信，“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竭思尽智，“为读者服务”。韬奋的小言论，最大的特点是“明显畅快”。他以一个朋友的姿态，平等地与人谈话，层层深入，鞭辟入里。所以，他的小言论也成了读者的好朋友，许多人都愿向他说心里话。这些对我国新闻评论尤其是小言论写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我国现代新闻评论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张季鸾和（大公报）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了（大公报），担任总编辑，主持该报笔政15年，写了大量的新闻评论作品。张季驾十分勤奋，每天晚上“看完大样写社论”，

使（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张季驾是20年代至40年代初中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张季鸾1926年接办（大公报）时，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个字①。报纸按资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来办，张季写的社评，吴鼎昌的政学系背景，胡政之的经营管理，三位一体，确实把（大公报）办得独树一帜。（大公报）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1年度最佳外国报纸。

张季鸾早期的新闻评论以“骂”出名。他曾在1926年到1927年间，先后为（大公报用过三篇骂权贵的社评：一骂吴佩孚，二骂，三骂蒋介石，通称“三骂”。如骂蒋介石的一篇，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12．2），痛快淋漓，脸炙人口，可以说是张季鸾早期的代表作。

（蒋介石之人生观）是评蒋介石同宋美龄的婚姻的。文章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之偶见，独蒋介石事，派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结婚后，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惮使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张季鸾抓住了蒋介石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卑劣表演，然后分析了何谓，何谓美满姻缘，指出必然有牺牲，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前方将士英勇牺牲。达官贵人尽情行乐，古来如此。文章说：“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早期的张季鸾既、又反蒋，但从1929年以后逐步地走向“帮蒋”，有时是“小骂大帮忙”。至1936年西安事变时，发表的那篇著名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肉麻地吹捧蒋介石，公开地劝说张学良、杨虎城跪下求情。文章说：“最要紧地你们要认识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大得多。”

张季臂鸾共帮蒋，但他又是爱国的、抗日的。他的新闻评论独树一帜，痛快淋漓，鞭辟入里，概括凝炼，云山雾障，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是应该肯定的。1991年9月2日，他的故乡陕西榆林各界曾集会纪念“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公认张季鸾是著名爱国人士，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重要开拓人之一。

（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张季鸾在世时就已发生过。如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作战事作一种呼吁》，诬蔑八路军在中条山战役中“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周恩来当即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先生书》予以批驳。5月23日，张季鸾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为自己辩护。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逝世后，（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仍一如既往，至战争时期，愈演愈烈。1945年11月20日，重庆版（大公报）发表社评（质》，把内战责任归于中国党，要党交出和区政权。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根据事实驳斥了它的谬论，点出了它的“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的本质。1946年春天，正当东北民主联军对展开斗争争夺东北之时，上海版（大公报）于月16日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为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辩护，再次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国党。4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指出（大公报）对破坏两次停战协定不加批评，反借长春之战为题归罪于党和人民的做法，这是为发动内战充当帮凶。

当然（大公报）也发表过大量爱国的、坚决抗日的社评，刊载过许多揭露暴行的新闻通讯，也发表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好文章。（大公报）的社评，在中国新

闻评论史的地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应该研究，可供借鉴。

综观我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历史，作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重要的报刊评论，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看法：（一）报刊言论，是伴随民主政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发展，是不断地适应社会斗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从我国悠久的政论传统中吸取营养的必然结果。（二）我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报刊言论，都是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或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思想斗争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这种斗争。（三）当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或者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趋于复杂化、尖锐化的时候，往往是报刊言论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时候，如同甲午战争以前维新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本世纪初（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40年代（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等，都是适例。总之，重视报刊言论，运用报刊言论进行政治斗争，这是我国近现代民主主义报刊一开始就形成的优良传统。

曹景行评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上）

http://www.cjr.com.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5年12月23日

曹景行，著名电视评论员。著名报人曹聚仁的儿子、著名配音演员曹雷的弟弟。1947年生于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1998年加入凤凰卫视，其开创的《时事开讲》栏目，获《中国电视节目榜》“最佳新闻类节目”，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产生

曹先生是1998年加入凤凰台。起初，他只是给《杨澜工作室》做幕后策划。当时的新闻节目比较弱，最初只是报道过“”，后来报道过克林顿来访。那时的节目只叫“资讯”、“时事”，现在“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概念是在1999年才有的。

曹先生说：“那是1999年5月8日，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国的轰炸，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首先意识到的是此事可做新闻。当晚台里正在长沙与湖南台搞晚会，主要的主持人和策划核心都不在。因为有报道的冲动，就在消息资源和采编人员有限的条件下，到大街上去采访、去评论。”

“当时，三个人将就在一个角落里，5分钟一段做“评论+新闻+连线”，题目就定为《中国人今天说“不”》。可以说，画面不好、语言不好、信号不好，但播出效果很好。这种形式在当时也似乎并不大符合电视的规律。”

“第二天，吴晓莉她们回来，我们就三个人共同主持，每晚2个小时。到1999年5月以后，反馈的社会评价很不错，应该说很强烈，而且，那时第一次听说的大学生凑份子去

酒店包房看“凤凰”。就这样，我们的形式确定了，当年底在改版的时候，就定成了纯新闻评论类节目。”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选题

曹景行认为，新闻评论节目做得如何，关键在选题。

他说：“要选自己在行的、已经准备成熟的，不成熟的要静观其发展，慢慢再做。助手可以帮忙，但什么是最重要的，只有自己知道，而且不会漏掉。”

“可以说，‘凤凰’的新闻评论节目基本上是‘主观表达’，没法争辩。像时事预测类的内容，只能根据情况发展判断，由发展检验而已。”

曹先生说他原来是搞研究的，有“资料饥渴症”，每天的看报量要达20份左右，有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以及港、澳、台、深圳、美国、英国的报纸。每天“狂吃”的不但有报纸，还有新来的杂志，而且边看边听电视。还要上网，去捕捉最新动态和突发事件。经常要立即选题、改题和定题，往往是边看边想。

曹先生最怕的是休假和到内地出差。像这次到上海，一是看不到港台报纸，二是网上有防火墙，信息量受到，等回去了心里就没底。为了保证新闻思维的连续性，就要立即补看落下的报刊资料。

曹先生说他们选题的根本立足点还是受众的新闻需求。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制作

“凤凰”有一支9人组成的专职评论员队伍，这是不同于任何一个电视台的。几个专职评论员共同的特点是全都原来在平面媒体作过主笔，写过评论和社论，而且都没有做电视的经验，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从业都在20年以上。其中多个人作过短时间的研究工作，曾经有在社科院工作过的，有在教过书的，有研究过的等等，而且，几个人都为男性。除了一个人是北京人，普通话讲得好之外，其他基本都有口音甚至口音较重。曹先生还自嘲地说他们几个人长相都一般。

“凤凰”的工作条件一般。评论员办公室仅有20多平方米，每个人靠着墙坐，也只能容纳7个人，还有两个人只好坐在门外面，和秘书小姐在一起。

在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几个评论员就同时在找替补、替身，以备在事假、病假的时候能够有人替换。

每天的开讲人，全部只有自己，讲什么只有自己定，评论员有充分的话语权。节目在录制的时候无人监看，做好的节目在几个小时后播出，之前没人审片。他们认为，在的媒体环境和他们那种特有的节目制作形式下，如要审查，为何不让审查者自己来讲？审查者肯定要更高明才行。他们一般不开会、不讨论、不剪片。

就这样的简单，给了评论员一定的空间，效率很高，当然风险也大。

节目的形式和现场布置也很简单。只有一把椅子是真的，背景、桌子(实际为一块蓝色的木板)都是抠像的。在节目的制作中，摄像最安全，只要顺着录就可以，因为主持人和嘉宾是不能动的。 （未完。续文请见“相关稿件”）

曹景行评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下）

http://www.cjr.com.cn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5年12月23日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把握

对于新闻评论节目言论空间的把握，除了选好嘉宾，曹先生认为关键要把准尺度。

他说：“‘凤凰’是商业电视台，不同于央视。如果言论空间把握不好，可能被行政逐出市场，所以，不能随便报道某个省的负面问题，否则该省可能掐我们台的节目。然后，广告商也会知道他上我们台的广告在某地是无效的。因此，我们时常要试探评论空间，不断调整。评论节目一定会有风险，但完全可以控制到不‘触雷’、不‘爆炸’。”

评论节目的尺度到底可以走出去多少？曹先生认为，他们永远是多走出去‘半步’。评论节目的生命力就在此‘半步’上，如果过一段时间后，电视同行都认可了，他们就再走出半步。如果多走一步、两步甚至几步，就可能成为‘烈士’，节目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不探索，就没有生命力。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受众

任何一个媒体和媒体栏目要稳定成长，必须要有一批稳定、忠实的受众。“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目标受众是全球华人，目前的主要收视人群在。

曹先生说：“在‘凤凰’，《时事开讲》的影响力最大。午夜时分，往往是有事业的人才能相对静下来放松一下的时候，有好的适合的深度新闻评论节目，他们当然会看。事实上，“凤凰”的新闻评论节目改变了一批人的晚间作息习惯。”

他说：“经过调查，看‘凤凰’评论节目的主要有三类：一是掌权的，从中南海到各省市县的各级领导；二是有钱的，比如企业家；三是有知识的，比如大学教授、科研专家等。这些人多为意见领袖，所以虽然播出时间很晚，但它的广告很‘黄金’，与电视剧时段的广告是同一档次。”

“凤凰”新闻评论节目的用人

曹先生介绍说：“‘凤凰’选用的人员，主要来自和。一般的幕后人员和制片者多源于；技术人员多源于；出镜记者和主持人还是看观众的接受情况选用，但多数来自，主要是因为从过去不大方便。多数女主播当然还是漂亮加包装，沈星就经过

精心包装。吴晓莉在原本不很出名，在答记者问时一讲，一下子火起来了，《晓莉看时事》的广告也就随之不一样了。”

至于“凤凰”的新闻评论员，曹先生说他们都是被逼出来的。“在，做普通话节目的嘉宾很难找，因为对于专家，一是大多不会讲普通话；二是大多不熟悉也不会在镜头前表现；三是因为普通话节目在的收视情况不好，专家一般没时间也不愿意去。就这样，坏事变好事，逼出了几个评论员。”

有人问曹先生当时对大选的评论准备了多久，曹先生的回答是：“当时准备了15分钟,但前后准备了15年。”

在用人问题上，曹先生强调：“选人是一方面，‘凤凰’更重要的是在所用人员中发掘潜力。”

此次交流，年近六旬的曹先生给人总的印象是敏锐、敬业、博学。他曾被业界誉为“电视时评第一人”，也有媒体评价称，曹景行和“凤凰”对国内外大事的分析评论极有可能影响到领导层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