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群雕被发现的时候，拉奥孔的右臂已经遗失，并且两个孩子当中一个遗失了手掌，另一个遗失了右臂。但如今都被补全。雕像中，拉奥孔位于中间，神情处于极度的恐怖和痛苦之中，正在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但同时臀部被咬住了；他左侧的长子似乎还没有受伤，但被惊呆了，正在奋力想把腿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父亲右侧的次子已被蛇紧紧缠住，绝望地高高举起他的右臂。那是三个由于苦痛而扭曲的身体，所有的肌肉运动都已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痉挛的地步，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和极度的紧张，让人感觉到似乎痛苦流经了所有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紧张而惨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作品。 雕刻家在作品的构图上有着精心的安排，作品呈金字塔型，稳定而富于变化，三个人物的动作、姿态和表情相互呼应，层次分明，充分体现了扭曲和美的协调，显示了当时的艺术家们非凡的构图想象力。作品中人物刻划非常逼真，表现了雕塑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通和对自然的精确观察，以及纯熟的艺术表现力和雕塑技巧。这是一组忠实地再现自然并善于进行美的加工的典范之作，被誉为是古希腊最著名、最经典的雕塑杰作之一。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讲到，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十年，始终未获成功，后来建造了一个大木马，并假装撤退，希腊将士却暗藏于马腹中。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已走，就把木马当作是献给雅典娜的礼物搬入城中。晚上，希腊将士冲出木马，毁灭了特洛伊城，这就是著名的木马计。拉奥孔是当时阿波罗在特洛伊城的一个祭司，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引人城中。这触怒了希腊的保护神雅典娜想要毁灭特洛伊城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先将正在祭坛祭祀的拉奥孔的两个儿子缠住，拉奥孔为救儿子也被雅典娜派的蛇所咬死，特洛伊人见拉奥孔死，以为是拉奥孔当初的警告触怒了神灵，于是特洛伊人更加深信不疑地将木马运进城里，在进城之后特洛伊人还遭到了特洛伊预言家卡珊德拉的警告，但一切都被由希腊人奥德修斯所派去的间谍西农所编的谎话遮掩的天衣无缝，连当时特洛伊国王普利阿莫斯也深信不疑，接着就是士兵的庆祝，喝的迷醉，完全破除了戒备，夜里在冲天的火光里古老的特洛伊帝国走向了毁灭。 引导民众的自由女神 自由神引导人民》（又名《1830年7月28日》，260×325厘米），取材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事件。1830年7月26日，国王查理十世企图进一步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宣布解散议会。巴黎市民闻讯纷纷起义，他们走向街垒，于27至29日为推翻这个第二次复辟的波旁王朝，与保皇军队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占领了王宫。在法国历史上被称作“光荣的三天”。在这次战斗中，圣德克区的克拉腊·莱辛姑娘一马当先，在街垒上举起了象征法兰西共和制的三色旗；少年阿莱尔为把这面旗帜插上巴黎圣母院旁侧的一座桥顶上，最后倒卧在血泊中。画家目击这一悲壮激烈的巷战景象，义愤填膺，决心画一幅大画，来描绘群众革命的壮举。 画上所展示的这幕硝烟弥漫的巷战场面，是他在自己上百幅“七月革命”街垒战的草图的基础上定稿的。这里除了参战的市民、工人以及那个象征阿莱尔的少年英雄之外，画家在正中还设想了一个象征自由的女性形象，她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里吉亚帽，左手握枪，右手高擎飘扬着的三色旗，正转身号召民众向君主专制王朝冲去。她是全画的中心，观众注目的焦点，也是这幅三角形构图的制高点。德拉克洛瓦选择这个造型优美的自由女神形象作为全画的主人公，乃是他的浪漫主义想象力的表现，这要归功于他对诗的爱好。换句话说，诗歌，尤其是英国拜伦的诗对他的激励作用要大于造型艺术上的康斯泰勃尔或透纳。在创作上，德拉克洛瓦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在社会改革上，他向往的是自由、平等。而要反映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要热烈歌颂人民群众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必须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想形象。采用历史或神话素材正是浪漫主义绘画的特色，因此，他在这里选择“自由女神”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象征。女神的左侧，一个少年挥动双枪急奔而来。右侧那个身穿黑上衣戴高筒帽的是大学生，他紧握步枪，眼中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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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着对自由的渴望（有人认为这就是画家本人），在他身后有两个高举战刀怒形于色的工人形象。前景上除了倒毙在瓦砾堆上的禁卫军尸首外，还有一个受伤的青年匍匐着想站起来，仰望着女神手中的三色旗。远处是处在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如果仔细观赏，还可隐约看到北塔楼上飘扬的一面共和国旗帜。 这幅画气势磅礴，画面结构也极其紧凑，色调丰富炽烈，用笔奔放，有着强烈的感染力。1831年5月1日在巴黎展出时，很快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德国大诗人海涅为此画写了赞美诗。 这幅画于1831年被法国政府收购，在卢森堡宫里展出了数月，后因时局变化，还给了画家本人。17年后，法国爆发了1848年二月革命，法国人民又要求把此画重新在卢森堡宫公展。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此画又被政府当局摘下，理由是这幅画具有煽动性。直到1874年才被送进卢浮宫。足见这幅画的感染力是超时代的。 此画于1830年完成，现藏巴黎卢浮宫。
清明上河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该画卷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作品赏析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期、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 关于“清明”二字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是指入画时间为清明时节，还有人认为是在粉饰太平。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和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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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内容丰富。《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 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马，牛、骆驼等牲畜。 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清明上河图》中画有1695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惟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业，饶有无穷回味。
第二、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
第三、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古诗四帖
狂草之作
《古诗四帖》是否为张旭所作，尚有争议，但它是张旭笔法系统中一件重要的作品。它大部分线条不强调提按，而重视粗细均匀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的变化。中侧锋并用，笔锋常落在线条端部的一侧，但立即转为中锋；同时流畅中又往往生出圭角，如“年”、“别”等字，有不可端倪之感。左右部分衔接时，有时用粗重的线条。这一点在颜真卿《刘中使帖》中“期”、“将”的笔触也可看到，通过此点能看到颜、张的关系。 狂草中的点画与其他书体中的点画不同。其一，狂草点画在连续运动中完成，而且较为快速，对控制用笔的敏捷、准确有很高要求；其二，其他书体字体中留驻、按顿等常用的方法在狂草中无法使用，只能更多地依靠手腕及其他关节的控制，因此在临习中一定要找到与点画形状相配合的运动方式。一种点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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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用不同的笔法临写出大体相似的形状，但对狂草来说，只有自然而流畅地书写出这一形状才是可取的，其它操作方法不是把学习者和欣赏者引向另一种风格，而是引人离开草书。[7] 字群结构 《古诗四帖》中有少量弱笔，但无损于整个作品的流动、敦厚，就大部分线条而言，已达到得心应手、落笔成趣的境界。草书中不离法则而随意驱运法则，这是高闲等人从来不曾梦想过的境地。 “四帖”中真正使人感到意外的还是字结构。由于阅读与欣赏习惯的影响，“单字结构”总是欣赏者感觉中甩不掉的一个层面。与张旭其他作品相比，这件作品不符合他惯常的构字规则。狂草中字结构有极大自由，但一位书法家的作品中，总会表现出均衡、稳定、美观等原则的习惯把握方式，《肚痛贴》、《冠军帖》等作品即为例证。但《古诗四帖》不同，很多字不符合这一原则，或伸长，或压缩，或避让而改变外部轮廓，或因结构复杂而扩展某个局部——其他作品中只有放大、缩小，很少出现变形。[7] 章法变化 张旭草书的章法大致可以分为单字界限清晰和单字界限不清晰这样两类。前者如《晚复帖》，后者如《古诗四帖》。两类作品书写时的心态有所不同。前一类作品书写时注意力可以主要放在字结构上，同时关注各字的连缀即可；后一类作品书写时以线条疏密及连续性的控制为首要目标。狂草中空间的疏密有时出现强烈的变化，但张旭的作品中，疏密变化都是逐渐发生的。换言之，由疏到密，或由密到疏，都有个过渡阶段，《肚痛贴》中从“肚痛”到“不可”这样突兀的变化只是个特例。 奔放写意 《古诗四帖》笔法奔放不羁，如惊电激雷，倏忽万里，而又不离规矩。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古诗四帖》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 张旭（658年至747年），字伯高，一字季明，吴县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初任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善诗。 张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外孙，自幼得其传，工书法，精通楷书，最善草书。他把当时流行的“今草”书体，发展为笔法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书体，是书坛“狂草”的奠基人。自言“观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他那变化万千、奇状莫测的草书，达到了“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境地，被后人称为“草圣”。据史书记载，张旭嗜好饮酒，每当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便呼叫狂跑，然后挥毫下笔，其字逸势奇状，潇洒豪放，有时则用头发蘸墨写字，待到酒醒，观之如神来之笔，不可复得，被人称为“张颠”。他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八仙”之一，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赞道：“张旭三怀草圣书”。韩愈曾说：“旭善草收，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揭示了张旭用充满激情的书法语言抒写心头奔腾澎湃的情感。其传世作品有《古诗四帖》、《千字文》、《郎官石柱记》等。其书法开启了中唐的浪漫主义写意书风，展示了唐代书法全盛时期风采，唐文宗李昂曾下诏，将李白的诗歌、裴曼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定为“三绝”。[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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