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卷第６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Ｖｏ１．３４ Ｎｏ．６ ２ ０ １ ４年１ １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Ｎａｎｄ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ｖ．２０１４ 考竞源流 发覆求真 写在拙作《后汉书稽疑》出版之际 曹金华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历史研究的最基本任务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对史料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客观 地理解和阐释其确切含义，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却往往 把史料作为陈列式的论据，蹈常袭故，因循坐误，而忽略了判断和鉴别的过程。近年来部分学者 提出的“史料批判研究”和“本体阐释”等理论，虽对文献“结构、性格、执笔意图”和文本阐释等有 积极意义，但与笔者所倡导的重归原典、发覆求真，即对“国史”再作全面、系统、具体、深入的考证 和梳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故假拙作《后汉书稽疑》出版之际，拟就《后汉书》的“本相”与“史 料”认知等谈点体会，期望对“国史”整饬和中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抛砖引玉，为获取历久弥新的创 新性成果寻求新的能量和动力。 关键词：“史料批判研究”；“本体阐释”；《后汉书稽疑》；发覆求真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６３２０（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１１—０８ 《后汉书稽疑》系笔者主持并独立完成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历经旬年，于２０１２年８月结项， 而史料批判研究是在此基础上追问：史料是怎样 形成的？史家为何要这样写书？史料的性质又是 ２０１４年８月出版。该书１３０万字，８５００余条，对 标点本《后汉书》作了全面系统和具体深入的考 校，结合近年来部分专家学者提出的“史料批判 什么？借用日本学者安部聪一郎的定义，探求历 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才是史料批判 研究的重点所在。为何此种范式会在此领域大行 研究”与“本体阐释”等理论，就《后汉书》的“本 相”与“史料”认知等方面谈点看法，期望对正在 其道？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新出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富，史料批判是利用有 进行的“国史”修订和中国古代史的进一步研究 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限资料“榨取”文献信息的有效途径；二是魏晋南 北朝史研究领域，已经有很多成熟且富有张力的 学说搭建起的框架，史料批判研究可跳出原有框 架，从而创造出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有学者认 为，此种范式比较适用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历 、从“史料批判研究”和“本体阐释”说起 所谓“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 究”，系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青年研究者中较为 盛行的一种范式，目前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２０１４年４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首届古史新 锐南开论坛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本体阐 史时段，因为唐以前主要是私人修史，可以通过史 料的分析考察修史者的个人意图及时代背景对史 料书写的影响。而唐以后史书多是官修，在集体 创作的语境下，史料本身体现的多是国家意志。 但也有人认为，唐宋至明清也有使用类似方法展 开的研究，只是不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那样突出 而已。还有人认为，史料批判研究并非万能，且有 一释”，则是针对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基本 特征和重大缺陷所提出的当代文论重建路径，这 一概念前不久才刚刚提出。 何谓“史料批判研究”？有学者认为，此是一 种新的史料处理方式，传统史料处理的重点在于 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０ 定风险，因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真实， 而史料批判研究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往往 通过推测来解构与建构历史，利用这一颇具后现 作者简介：曹金华（１９５４一 ），男，江苏省丰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代史学意味的研究范式进行史学研究的后果，可 能反而离真实更远。也有人认为，近年来大陆出 现史料批判的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受西学尤其美 国大陆学术界所谓的社会史或新社会史的影响。 从方法论上讲，这也与人类学的影响有关。在这 种语境下，史料仅仅是人们观察社会“本相”的一 种方式，而且具有明显的、主观的选择性 。何 谓“本体阐释”？有文学理论专家提出：“‘本体阐 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 回归文学的阐释。‘本体阐释’拒绝前置立场和 结论，拒绝无约束推衍。”此又包含三重阐释：核 心阐释是第一层次，“就文本说，是对文本自身确 切含义的阐释，包含文本所确有的思想和艺术成 果。就作者说，它是作者能够传递给我们，并已实 际传递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原生话 语。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是核心阐释”；本源阐释 是第二层次，“它所阐释的是，原生话语的来源， 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 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 这是对核心阐释的重要补充，是确证和理解核心 阐释的必要条件，是由作者和文本背景而产出的 次生话语”；效应阐释是第三层次，“这是对文本 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效应阐释 包含社会和受众对文本的多元认识和再创作，是 文本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出的衍生话语。效应 阐释是验证核心阐释确证性的必要根据”。而三 重话语的范围决定了“本体阐释”的多重边界：对 原生话语即围绕文本的自在含义进行的阐释，与 作者能够告诉和已经告诉的相一致，在核心阐释 的边界之内；对次生话语即从文本的原生话语出 发，依照核心阐释的需要，对作者和文本存在的社 会历史背景及源流的阐释，给核心阐释以证实，在 本源阐释的边界之内；对衍生话语即受众和社会 对原生话语的修正、发挥，在效应阐释的边界之 内。论者指出：“文本的文学阐释是有边界的。 文本的自在含义有限，不能对文本的有限意义作 无限阐释。文本作为作者的创造，作者的主观意 图及表达同样有限，不能对有限意图和表达作无 限发挥。”本体阐释“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是当代文论的重建 路径 。 此外，有些青年学者针对先唐文学研究，还提 出了“开创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认 为２０世纪初开始的“文章学”与“文学”之争，以 及对西方】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最终选择，造成了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范型，影响着今天的古 代文学研究方法与背景结构。这一范型是用西学 的眼，去“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传统，重述属 于中国的文学故事。而在此视角下审视“文学”， 导致了“对文学史的过分推崇，忽视文学与经、史 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重新审视 “文学”的含义，也意味着重视文本的复杂性、多 层次性、多系统性。梳理并揭示古代文学文本的 多系统化过程，总结文本层次与多系统性的文学 经验，可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成 果。有学者指出：“先唐钞本时代缺乏稳固的文 献基础，几乎任何文献工作都只是在层层叠叠的 形态改造后再来收拾残留下来的文字骨骸。这使 得中世文献学不应再像近世文献学那样依循一般 的文献范式。先唐文本的复杂性将带来传统学术 研究范式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文本的每一 次编撰都经历了多源文献的重新整合。由于每个 衍生文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因此在这 一文本群中，出现了大量看似相近却又实有不同 的章句，构成了文本间的互文性。”而复杂的文本 系统，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 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 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 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 史的重要方式”。还有学者认为，一般意义的“文 史互证”范式，一方面造成文史界限的模糊，另一 方面使得文学研究过度依赖行为史层面的史学研 究。“应当从个别作品单位出发，对（广义的）文 学文本运作体系、下笔技巧、构造形式、功能取向 进行全面的研究，将不同文本系统间交互作用、先 后演进的过程展现出来。如此才能从新的层面重 新构建六朝文学的框架，发现以往隐藏着的深层 面相。” 笔者认为，所谓“史料批判研究”，乃是探求 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在“本体阐 释”说中则属第二层次即“本源阐释”的范畴；而 既在传统史料处理“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以求 真求实为主要目标”的“基础上”追问，就不该冠 以“史料批判”的桂冠，因为史料批判研究的范 围，理应比探求“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宽泛得 多。而“本体阐释”既“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则又似乎缺略了“别伪求真”的辩证环节，失 去了与史学跨领域对话的可能。而鉴于“先唐钞 本时代缺乏稳固的文献基础”，所提出的“重视文 本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系统性”，重视“文学与 经、史的关系”，以及“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 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等理念，则对 文、史研究范式和理论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同 时必须指出，历史是客观的进程，所有文献都与原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曹金华：考竟源流发覆求真 ・１３・ 汁原味的历史存在差距，这为后人“批判”与“阐 释”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但无论“批判”抑或 “阐释”，都有其风险和局限性，都须持谨慎的科 学态度。 首先，要“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而不能 “苟碉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东汉时的王充，针 对伪造成风所造成许多史实真假难辨的情况，曾 专撰《论衡》予以批判。其在《论衡・自纪篇》中 说：“《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 在露文。”在《对作篇》中则云：“故《论衡》者，所 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碉文饰辞，为奇 伟之观也。”他说：“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 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 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 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 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 书……孟子日：‘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今吾 不得已也。” 又云：“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 造，汉家尤多……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浮妄虚 伪，没夺正是。心喷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 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 王 充不仅告诫后人，因世人“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 文”的“世俗之性”，造成了史书的许多虚妄，且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之，而非像当今“找米下 锅”，绠短汲深，急功近利！同时，其“非苟碉文饰 辞，为奇伟之观”和“考之以心，效之以事”的科学 态度，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鉴诫。 其次，要注意今古人的对话语境。陈寅恪先 生“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取向，可谓明鉴。他说：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 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 论。”有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 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 解释古人之意志”，其结果“言论愈有条理系统，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他指出：“吾人今日 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 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 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 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 他如钱钟书所说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 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 情合理”；鲁迅说欲以今知古须“自设为古之一 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 所论始云不妄”，也是强调不同时代的人要灵犀 相通，尽量排除阐释者无形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 观察倾向。否则，就会像崔述所说：“后世之儒所 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于以唐宋之事例三 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就会像朱熹所说彼时读 书人“将（己）意去捉（彼）志”，即以时人之心而 度古人之腹。这在当今急功近利的语境下，有学 者担心搞不好会“越走越远”，恐怕就是这个 缘故。 总之，笔者认为，探求文献的“构造、性格、执 笔意图”，或者“文本运作体系、下笔技巧、构造形 式、功能取向”等，都只是“批判”、“阐释”中的一 个层面，而且无论“批判”抑或“阐释”，都有一定 的风险和局限性。而要真正改变现状，使研究不 断深入下去，还是应该回归原典，如对“国史”重 新审视，使“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与“深层次 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考竞源流，深中肯綮，抉 择幽隐，校计毫厘，不断发现“以往隐藏着的深层 面相”，使之得到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梳理和 整饬。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使文献资 料鼎新革故，披沙拣金，方能获取新的能量和动 力，取得历久弥新的创新性成果。 二、《后汉书》的“本相”体认 众所周知，“历史”实包含着许多层次。客观 事件发生的原始过程是真历史，这个历史是最完 整且原汁原味的，其发生后就永远不能再现。但 任何事件发生了，就会留下轨迹、遗存、作用和影 响，虽然已是支离破碎，总还可以搜集起来，提供 给后人或多或少的信息，此即史书记载的历史。 而当人们对后者通过某些方法，运用思想、理念、 逻辑、情感并赋予价值的判断加以取舍、剪裁、整 合并系统化，就成了另一种历史。我们的研究既 是从事后二者的工作，就绝不可能再与历史原貌 完全吻合，而只能通过不断的新发现去充实、了解 和鉴别，使我们的观念、情感等随之改变，故而总 是处于不断调整、重新整合与构建中。拙作《后 汉书稽疑》一书，就是笔者为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系统探研标点本《后汉书》所取得的成果。此对 其“本相”略作“追问”，庶几对此书的史料价值等 能有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按照中华书局标点本的说法，《后汉 书》是南朝宋范哗撰，唐李贤等注，而实际上则包 括了晋司马彪的《续汉志》和南朝梁刘昭的注，北 宋真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合刊为一书。而附着 于各卷篇末的《校勘记》，则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点 校此书时，校者汲取前人成果并加考订的校勘成 果，只是限于尽量简洁的校勘原则，未能把所有成 果吸收进去，使《后汉书》同整个“国史”一样，远 远没有达到“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预期效果。 至于清代惠栋的《补注》，至今仍未吸纳进来。这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对此后数十年来的相关研究，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 以称情狂言耳。”为何要这样说呢？因为世人“多 贵古贱今”，不能理解其“精意深旨”，会枉使“奇 其次，《后汉书》的成书背景和史料来源，与 《史记》、《汉书》等都不同。它既非当代人写当代 的历史，也非后个朝代写前个朝代的历史，而是在 《东观汉记》、《后汉纪》与八家后汉书等基础上， 兼撷《三国志》、《风俗通义》、《华阳国志》等诸多 文献的集大成者。虽然从主体意识和观点看，因 少关乎个人或家族的切身利益，有比他书更客观 作”零落不传。而事实上也确有遗憾：一是本“欲 遍作诸志”，却因图圄之灾而化为泡影；二是“欲 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所 以他最后说：“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竞 不成就，每愧此名。” 的著述条件，但因此书在众多文献的基础上撰成， 由此可见，范哗对其作品的评价，还是颇为客 而各种文献因其成书背景不同，所掌握的史料不 观的。就其不足之处而论，除欲遍作诸志未果外， 同，加上取材精疏、文笔优劣、史识高下、体例纯驳 主要就是两点：一是“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 等各种因素，都表现出了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 致”；二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未 误。而文本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系统性，也使 果。而实际上还是一事。因为采用“以意为主， 之缺乏了稳固的文献基础。因此撰者在“层层叠 以文传意”的编撰方法，就必须取“公家之言”；要 叠的形态改造”中，就难免会出现前后矛盾、错简 “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就难以“事外致远”、 重出、事序颠倒等诸多问题。如东晋袁宏著编年 “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了。这或许就是他 体《后汉纪》时，即发出了“错谬同异”、“烦秽杂 深感“笔势不快”的原因。但如今看来，这样处理 乱”、“谁使正之”的感叹，以至“经营八年”、“疲 也未必不善。首先，“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致 而不能定”。而此时距范哗撰《后汉书》就只有约 远”，只是“公家之言”多些，“事外致远”少些而 半个世纪了。 范哗为何要写《后汉书》呢？固与上述原因 已。其次，“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 有关。其在《狱中与诸甥姬书》说：“既造《后汉》， 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赞自是吾文之 杰思”，也是“卷内发论”的表现。另外，作为正 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 史，撰者若能真正做到“言之皆有实证”即客观地 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可见他写此书，就是 记载历史也就够了，这样反而减少了撰者的主观 因为“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以至“最有 倾向。 高名”的班固《汉书》，也不能令他十分满意。可 然而剔除其“称情狂言”等诸因素外，此书实 是该怎样写好此书，结果又如何呢？他说：“常谓 存在着不少问题，这是作者没有言及和未来得及 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 体察和意识到的。首先，鉴于此书成书仓促、修改 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 未工和采用“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编撰方法， 芳，振其金声耳。其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 造成了许许多多谬误。他不仅未能按原定计划完 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 成此书志的编写，甚至来不及像《史记》有《太史 或异故也……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可见其 公自序》和《汉书》有《叙传》那样给《后汉书》写 一编写《后汉书》的原则，就是“以意为主，以文传 篇自序，就陷入了图圄之灾。因此成书仓促、修 意”。虽然此法因“意或异故”，而使时人“多不能 改未工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书中所见诸多错简重 赏”，但他仍恃“特能济难适轻重”的本事和“言之 出、前后矛盾、事序颠倒、张冠李戴等情形，就是因 皆有实证”的愿望坚持下来。而“但多公家之言， 为这个原因。至于“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编撰 少于事外致远”的结果，虽因其看法未能得到充 方法，虽按其说法是“其旨必见”，“其词不流”，但 分发挥而“为恨”，但却是“无意于文名”的表现。 实际上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如书中所载朝廷诏 当然，“文名”可以“无意”，作品必须传世，故为此 书、大臣奏疏等，我们将此与他书比对，往往会发 目标他也不得不“称情狂言”。他说：“吾杂传论， 现很大差异，擅自增删、倒置、改编者不乏罕见，这 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赞自是 既容易造成讹误，又失去了史料原貌。因此，此种 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 方法连当时人也“多不能赏”①。以至《后汉书》 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 成书后，又出现了刘义庆的《后汉书》和萧子显的 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 《后汉书》等。虽然这些书其后荡佚无存，但也反 ①刘知几在《史通》卷五“补注”中曾批评陆澄注《汉书》，谓：“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 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而观范书及李贤等注，所引用书多属此类，亦古人引书之通病也。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曹金华：考竞源流发覆求真 映出对范书的不满，说明范书存在着先天性的不 足。其次，鉴于此书面世后的转抄手写，校改之 误，版本流变，历经千载，也造成了许多讹误。正 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何义门云《后汉 书》传刻脱误，较《前书》多且倍之，观刘氏刊误诸 条，北宋时已无善本。” 不过，《后汉书》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复杂的 史料源流。因为此书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其史 料来源相当庞杂，这不仅包括从汉至晋几百年且 不同朝代成书的文献，而且所有文献文本都因手 抄转写而造成了文字互异。不仅文献撰者都有自 己的文笔、体例和史料依据，而且各有不同的时代 背景与主体意识。因此，范哗在撰《后汉书》时， 对所有文献的相关文本生成的差异性和多层次、 多系统性，对相关文本或衍生文献都经历了多源 文献的重新整合后的互文性，即“层层叠叠的形 态”，各种不同的“面相”，如何审判、取舍、剪辑和 改造，就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他 不是要而是不得不、不能不采取“以意为主，以文 传意”的编撰方法，对“层层叠叠的形态”进行改 造，用自己的方式“收拾残留下来的文字骨骸”。 他明明知道此种做法因“意或异故”使时人也“多 不能赏”，但“情志所托”，不得不然，只能靠他“特 能济难适轻重”和“颇识其数”的主观愿望，去尽 量地做好罢了。但这样做，有些问题可以得到好 的解决，而有些问题就只能是多说并存，或因他缺 少考证和修改未工，继续在书中保留下来。《后 汉书》中数不胜数的错简重出、前后矛盾、事序颠 倒等方面的问题，即因此缘故而留下来。他一方 面对时下流行“殆少可意”的古今著述表示不满， 立志撰一部“体大”“思精”的“天下奇作”；而另 一方面，又只能采用时人“多不能赏”的编撰方 法，故写起来就深感“笔势不快”了。 总之，《后汉书》的史料来源，在先唐文献中具 有典型的复杂性特征，对于此书及其源流，要探索 其“结构、性格、执笔意图”，或者“文本运作体系、 下笔技巧、构造形式、功能取向”等，都是十分复杂 的工程。尤其是他主要参考的《东观汉记》、八家 《后汉书》等史料，后来原书都已失传，只有清代以 来陆续辑出来的“骨骸”，而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 原书原文。因此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时，就要格外 注意“将（己）意去捉（彼）志”之大忌了。 《后汉书》中的问题，有相当比例出现在刘昭 和李贤注中。刘昭以范书无志，将司马彪的《续 汉志》八篇分为３０卷与《后汉书》合并，并为全书 作注。但刘昭注大都散佚，仅余《志》的部分注 解。刘昭要为《续志》作注，也因《志》的许多缺 点。其在《后汉书注补志序》说：“司马《续书》摁 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 董、蔡所立，仪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并籍据 前修，以济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 略备，可得而知矣。既接继《班书》，通其流贯，体 裁渊深虽难逾等，序致肤约有伤悬越，后之名史， 弗能罢意。叔骏之书，是为十典，矜缓杀青，竟亦 不成。二子平业，俱称丽富，华辙乱亡，典则偕泯， 雅言邃义，于是俱绝。沈、松因循，尤解功创，时改 见句，非更搜求，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 录，初平、永嘉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焉识其限。借 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是以学者亦无取焉。” 实际上，这也正是范哗欲再作志的缘故。刘昭说： “范哗《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 阙……迁有承考之言，固深资父之力……成父述 者，夫何易哉！况哗思杂风尘，心桡成毁，弗无员 就，岂以兹乎？……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 《前书》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 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 山霞高，不终逾乎一，郁绝斯作，吁可痛哉！”正因 范晔欲志未果，又难得到更多史料，故刘昭也只能 在“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的情况下为之作注，谓 “其有疏漏，谅不足诮” 了。刘昭本欲以所见史 料，校注《续志》中的讹误，但因其注部分失传，加 上后来传抄手写，版本多异，至今仍存在着不少 问题。 至于唐代李贤等注，则因出于众人之手，水平 所限，且注此书只有６年，踌驳漏略处处可见。清 王鸣盛曾作考察，谓“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 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唐初诸皇 子好以著述争名……贤又招儒臣为此，枉使刘注 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坏旧注，并袭取旧注攘 为己有者”。虽然袭昭旧注之说可疑，但却说明 李氏注《后汉书》，本非单纯地从学术的目的出 发。至于注书者的水平，王氏在作了考察后说，其 “学识未必佳，于刘昭或袭取或改坏恐皆不免”。 同时，李贤等注只及纪、传部分，而于刘昭《志》注 未染。故王鸣盛说其“避难趋易也” 。所以对 李贤等注者，后人很少敢于恭维。 此外，标点本《后汉书》的《校勘记》，是在此 书整校时校者汲取前人成果并加考订得出的结 论，但因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尽量简洁的校 勘原则，远远没有达到“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 预期效果。仅就清代学术而言，王先谦的《后汉 书集解》，将李贤与惠栋补注合并，并以惠注为 主，广征古说，勘合异同，成为注解《后汉书》的最 高成就，然因《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的辑佚、 ・１６・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辨伪、考订等工作贯穿于清朝一代，故《集解》所 反映出的成果仍然有限，而在校勘时更未充分地 吸收利用。而校者因某些疏漏或观点的差异，也 造成了不少新的谬误。这对我们重新研究校勘此 “微”、“徽”，“永”、“泳”、“水”、“冰”，“己”、 “已”、“巳”、“巴”等的差异。这既与时人对人、 地名多知音声、少知确切文字的时代限制不无关 系，也与范书征引史料互异与缺乏考证、修改未工 以及成书后转抄手写的失误等密切相关。其实， 人、地名的同音异字，还较容易辨别清楚，而因字 形近所造成的谬误就严重了。如“张湛”、“张 书，留下了颇大的空问。 总之，《后汉书》乃至整个“国史”，都还存在 着不少问题。因此，史界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对于 “国史”的重新修订。而自标点本问世以来，人们 堪”，《后汉书》中各有其传，但因“湛”、“堪”二字 形近，便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还有将“周堪” 误作“张堪”的①。又如《西南夷传》注引《华阳国 志》中的“长贫、苦采”，实为“长贲、若栋”之讹，四 对相关史籍的不断整理，许多文物资料的涌现，以 及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也为我们重新整校提供了 优越的条件。故这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已经给我 们太多的期盼。但是这项硕大的工程，能否避免 操之过急、急功近利，不再留下更多遗憾，笔者仍 持保守态度。同时，鉴于正史多层次、多系统的复 杂“面相”，将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与深层次的 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并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 之一和研究、叙述历史的重要方式，从而带来传统 个字就错了三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年号和 甲子纪日，也多有是讹。如安帝“永初”年号七 年，下接“元初”七年，然因“永初”、“元初”相近， 其史实错简、重出、倒置者颇多。另如元和与光 和，延光与建光、初平与兴平等，也常有此讹。至 于甲子纪日方面，因字形相近所造成的事序颠倒、 错简重出和谬误等，更是数不胜数。 错简重出的情况，还表现在搞不清孰是孰非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不断“发现以往隐藏着的 深层面相”，取得更多的创新性成果，笔者认为应 是一种合适的途径。 三、校勘过程中的“史料”认知 上。如《党锢列传》有《尹勋传》，《刘瑜传》亦附 载之，是谓重出，然前者谓勋“伯父睦为司徒，兄 颂为太尉”，后者则谓“从祖睦为太尉，睦孙颂为 由于前揭种种原因，《后汉书》与所有“正史” 一司徒”，就是显例。又如《灵帝纪》载，灵帝时洛阳 样，至今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朝廷诏书、臣 上西门外女生连体婴儿四次，《五行志》与《搜神 记》仅载两次，加上注释交相引误、张冠李戴，显 得十分杂乱。这些皆与《后汉书》缺乏考证与修 改未工等密切相关。 子章奏、文人诗赋及引用的文献资料等，按照当今 规矩都应引用原文。但因此书在多家文献文本的 基础上集成，而这些书籍存在着诸多歧义，因此在 纷纭、繁杂和彼此矛盾的史料面前，就不能不采用 “以意为主”的编撰方法，故而多非原生话语。如 光武帝刘秀的即位祝文，《祭祀志》的引录就与 因史料的时代性未搞清楚，也造成了许多谬 误。如《文苑・赵壹传》载汉阳赵壹“光和元年， 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校勘记》 谓是时袁滂为司徒，非袁逢也。然当我们据其下 文，赵壹上计期间曾拜访过河南尹羊陟，返回途中 拜访过弘农太守皇甫规考之，则知其中谬误大矣。 因为多年前大司农羊陟已因党锢之祸免官禁锢， 皇甫规在“上计”前三年已经去世，其任职弘农太 《光武帝纪》记载不同。刘昭、李贤等注也大多如 此。而鉴于对原典引用的随意增删、倒置、合并和 改编等，在文意上造成的舛误也不胜枚举。如 《五行志》刘昭注引《蜀志》日“（谯）周字允南，巴 西西充国人也。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云 云，检《三国志・谯周传》可知，其除对引文改编 外，竞在“治《尚书》”前脱去“父ＩＩｌ并字荣始”五字， 使以下内容皆变成了谯周事迹。又如《明帝纪》 守更是多年前的旧事。又如《西南夷传》载汉明 帝永平十二年哀牢夷率种人内属，汉置哀牢、博南 二县，合益州西部六县为永昌郡，然后云：“始通 贤注引《世本》日“暴辛公作篪”云云，而据《世 本》等书可知，作篪者为“苏成公”，暴辛公乃作 “埙”者也，皆为显例。 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 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而据 考证，“始通博南山”与“歌日”云云，乃西汉武帝 《后汉书》中人名、地名、年号、纪日的互异和 舛误，更是常见现象。如人名、地名中的“杨”、 时事也。《皇后纪》载：“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 操之中女也……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 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人，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 “扬”、“阳”、“羊”，“寅”、“演”、“绩”、“夤”，以及 因字形近而造成的“儒”、“傅”、“溥”，“徵”、 因涕泣横流日：‘天不祚尔！’左右莫能仰视。”据 ①参见《后汉书・方术列传》，第２７０９页；《后汉书・张奂传》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１３８页。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曹金华：考竟源流发覆求真 考乃西汉元后之事，此说妄也。又如《儒林列传》 “八月”，未见“固定于三月上巳日的记载”①。然 载“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 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 既云《汉书》谓“八月祓灞水”，当检《汉书》验之。 而《汉书・五行志》作“高后八年三月，祓灞上”。 除此之外绝无“八月”之说。显然，“八月”乃“八 门”。而据考证，三体《石经》乃曹魏正始中所建， 非是灵帝时也。《方术列传》载汉明帝时叶令王 乔卒，“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据考此人为春 秋时人也。《东夷列传》载周穆王时楚文王伐徐 偃王，而据考证，楚文王与周穆王非同时代。这样 的例子不一而足，皆与撰者缺乏考证密切相关。 年三月”之讹。《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谓“汉用 八月殊，皆不知何所唠也”，此后竟成千古之谜！ 而据此考证，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某些注文则是引用原典之讹，只是注者 未详审耳。如《郡国四》“庐江郡”注引释惠远《庐 《后汉书》中的舛误，在李贤、刘昭注中也多 山记略》“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际，隐遁潜居 有反映。一是因贤注出于众手，各行其是。如西 其下”云云，而据《世说新语》注引《豫章旧志》，匡 汉置“河西四郡”，《后汉书》注大约５处，竞有４ 俗先生乃泰末汉初人，非“出殷周之际”也。《水 种说法，而据今考证多有讹误。《灵帝纪》贤注 经・庐江水注》亦谓：“远法师《庐山记》曰：殷周 “泾阳”，谓“故城在今原州平凉县南”，《皇甫规 之际……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正是好事君 传》注“平凉”作“平源”，《隗嚣传》注又作“平 子，强引此类，用成章句耳。”又如《文苑传》注引 阳”，而据考证三者皆为“平高”之误。《明帝纪》 《琴操》：“卞和得玉璞，以献楚怀王……以其欺 载“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贤注：“今名折罗汉 谩，斩其一足。怀王死，子平王立，和复抱其璞而 山。”而《窦融传》注作“今名祈县罗漫山”，而据 献之。”显然其与《韩非子・和氏》载献给楚厉、 《唐书・地理志》，二者皆为“折罗漫山”之误。二 武、文王大异，考之诸史《琴操》之说必是误传。 是不求甚解，主观臆断。如《光武帝纪》载“交５止 此也时代性未搞清楚之故。 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贤注：“七郡谓南 此外，《后汉书》的《校勘记》，也存在着不少问 海、苍梧、郁林、合浦、交５止、九真、日南，并属交 题。如考据者以此作甲而彼作乙，常以“未知孰 州。”而据《岑彭传》，“七郡”实为江夏、武陵、长 是”了结，但经笔者考证，尚有更多史料佐证，便可 沙、桂阳、零陵、苍梧、交陆郡也。《光武帝纪》载 得出新的结论。如《鲜卑传》“匈奴中郎将赵稠”， “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贤 《校勘记》谓纪作“王稠”，然《后汉纪》等作“王稠” 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而据 也。《光武帝纪》注“少年子弟张鱼”，《校勘记》谓 考证，五郡中实有武威、敦煌，而无陇西、天水郡 诸本“子”作“朱”、“于”、“宋”字，而据《王莽传》、 也。《安帝纪》载“调扬州五郡租米”，贤注：“五郡 《天文志》等则作“朱”是。《南匈奴传》“依安侯河 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扬州领六郡， 西”，《校勘记》谓：“《鲁恭传》作‘史侯河西’，安侯 会稽最远，盖不调也。”而实际上“吴郡”在顺帝时 史侯未知孰是。”然据《窦宪传》载《封燕然山铭》、 方自会稽析出，其时不能有吴郡也。三是引文失 《全后汉文》录《窦将军北征颂》，则知作“安侯”是。 误，或张冠李戴。如《韩棱传》载棱孙韩演“坐阿 又如冲帝年号“永嘉”，《校勘记》据《集解》引钱大 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李贤注引《华峤 昕说和史绳祖《学斋估笔》载邛州蒲江发现石刻校 书》云云，实以“邓演”事注“韩演”也。《文苑传》 作“永意”，而袁宏《后汉纪》作“元嘉”，周天游《校 载“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贤 注》据《东观记》作“永嘉”等，谓“《袁纪》‘元嘉’实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师颂》。”而据考证有二史 为‘永嘉’之误，录‘永意’说以存疑”。而笔者据 岑，字孝山者在和帝时，非此人也。再如《礼仪 《明八王传》、《西羌传》、《五行志》以及《敦煌长史 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絮于东流水上”，昭注： 武斑碑》等，认为“永嘉”不误。又如《南匈奴传》载 “《韩诗》日：‘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 “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叛，遂与乌桓、鲜卑寇缘 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汉书》‘八 边九郡”，《校勘记》按：“‘元’原讹‘九’，迳改正。” 月祓灞水’，亦斯义也。”这“八月祓灞水”，《校勘 而据《桓帝纪》、《张奂传》、《乌桓传》、《鲜卑传》等 记》谓“《通典》、《通志》‘水’作‘上’。”然“临水 证之，原作“九年”不误。《张纯传》载“元帝以来， 祓禊”自先秦时多在三月上巳举行，“八月”之说 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云云，《校勘记》按： 则无由也。故今风俗史书讲到西汉风俗亦谓时在 “‘帝’原讹‘年’，迳据汲本、殿本改正。”而据考证， ①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３７７页载：“西汉王朝建立后……祓除仪式通常在三月和八月举行。《宋书・礼志二》云： ‘或用秋，《汉书》八月祓于霸上……’……东汉时，这种习俗固定于三月上巳日。”６３２页也载：“虽然西汉时期在灞水边举行祓除仪式是 国家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但尚未见这一活动固定于三月上巳日的记载。”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南都学坛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元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而与“元帝”不相涉也。 对标点本问世以来新取得的研究成果，笔者在 安传》载“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 余万”，而《后汉纪》卷十三作“一亿九千余万”，两 尽量汲取的同时，也重新审视，辨证失得。如《岑彭 传》“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李贤注：“山都， 个数字相差很大。再如《皇后纪下》与《三国志》 载献帝曹皇后，皆谓曹操次女曹节，而《后汉纪》 与《续汉书》皆谓曹操长女曹宪。这些都是过往 未曾提出来的问题。 县名，属南阳郡。”《后汉纪》卷四作彭乃令军中日 “明旦军会和成”，周天游《校注》：“钮永建日： ‘……按和成郡，王莽分信都，建之在河北，是时用 一最后，笔者强调，无论文献或文物资料，都有 定的局限性，我们在利用时，都要认真鉴别，并 注意其特点。如东汉时史书常见灾异策免三公记 载，而相关碑刻述及此事时，则往往用“以疾病 免”字样，就是一个显著特点。又如史载经师硕 兵南阳，不相及也……纪文恐有误’，钮说是。”然 据《郡国志》南阳有山都、武当县，武当县有“和成 聚”，则知“和成”在南阳，而与“和成郡”无涉也。 又如《张衡传》“近世郑、蔡、江、樊”云云，《后汉纪》 卷十九同，周天游《校注》谓“江”即“江革”，然 “江”实为宦者“江京”，而非孝子江革也。 儒教授门徒、党人名辈卒后会葬，动辄数千、数万 人，疑皆多为夸诞之辞。如《姜肱传》载“肱博通 《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而《彭城姜肱碑》作“童冠自远方而集者，盖千余 人”；《陈定传》定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魏 志・陈群传》注同，而《陈寰碑》作“远近会葬，千 人以上”。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此类事件的真 假面貌，影响到对相关人物、事件的评价。 历史研究的最基本任务是追求历史的真实 性，如果所运用的史料错了，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 当然，《后汉书》中的衍脱讹误，五花八门，难 以名状，此在所校８５００余条内容中足见。颜云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或一字之校，即可颠倒乾 坤，完全改变旧的说法。如《郡国四》注引《荆州 记》谓“太尉胡广父患风赢，南阳恒汲饮此水，疾 遂瘳”等，考证认为“父”乃“久”讹，“阳”乃“归” 误，即与本意相差甚远。《孔融传》载“与中丞赵 舍不同，托病归家”，并将“赵舍”标作人名，而据 考证，“赵舍”实为“趋舍”之讹，二者意思明显不 谬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 同。又如《董卓传》“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 代之”，李贤注：“《魏志》日：‘以久不雨策免。”’ 然经考证，时在八月，而是年六月至九月“霖雨八 十余日”，不可谓“久不雨”也，故《魏志》及本注引 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 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郭沫 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也曾指出：“无论 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 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 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 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 害。”因此笔者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始终以“考 皆误。《五行三》注云“河西大雨雹，如斗”，而据 考证，“如斗”当作“大者如斗”。此外，有些问题 虽暂难解决，但提出来可供后人研究。如《郡国 一》注引《帝王世记》，谓建武“中元二年，户四百 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此在论著中常常引用， 但据《郡国五》注引伏无忌说，“千”作“九千”，多 出了８０００户。《百官五》注引《古今注》“永和三 年，初与河南尹及洛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 十五斛”，刘昭注云：“此言岂其妄乎？若人人奉 竞源流”、“发覆求真”为终极目标。目前拙作即 将出版，我殷切地期盼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并给史 界带来些许启迪，更期盼着“国史”修订本的焕然 问世。从而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史的进一步研 四十五斛，则四百石秩为太优而无品，若共进奉者 人不过一斗，亦非义理。”然据本志注引《汉官》 “四百”作“九百”，则知二者必有一误。又如《袁 究，不断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取得历久弥新的创 新性成果。 ［参 考 文 献］ ［１］孙妙凝．正视史料批判研究的局限性［Ｎ］．中国社会科 学报．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５］范晔．狱中与诸甥妊书［ｃ］／／后汉书．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 ［２］毛莉．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至“本体阐 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Ｎ］．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一Ｏ６—１６． ［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Ｍ］．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７年影 印版． ［７］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ｃ］／／后汉书．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 ［３］王充．论衡［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１． ［４］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ｃ］／／金 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责任编辑：刘太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