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刘跃进 陈青山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年第05期

陈青山：刘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尤其是在汉魏六朝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领域建树颇丰。《永明文学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奠定了您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您的学术成就。据我所知，您最初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时是在八十年代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扎根相对枯燥的古代文学研究呢？

刘跃进：这个问题，我大学时的老师也问过我，“男怕入错行”，你年纪轻轻何必整天跟古书堆打交道呢？当时我无以为对。坦白讲，我本人是一个没有艺术感的人，阴差阳错地走进了文学研究的这个行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时代背景——。我1965年上的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那十年里大家都不读书，只能插队落户。我记得在我高中期间，除了能看张抗抗的小说之外，还有就是一批工人农民的诗歌。指示说，“谁掌握了笔杆子和杆子，谁就掌握了天下”。期间最令人羡慕的行业是写文章，因此，我们也就都喜欢笔杆子。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下，快毕业的一天晚上我想明白了，我要读文科，才开始走近文学，但好在我逐渐爱上了这门学问。

陈青山：作为一个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浸染了几十年的权威学者，您的经历和经验对后辈们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当你回顾自己这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的时候，你觉得要入古代文学研究这个门，年轻学子们需要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说要打好哪方面的基础？

刘跃进：不光是古代文学研究，整个文学研究的范畴都需要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在我看来，文学研究有三个支点。

第一个你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和艺术感受力。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子夜》，全都烂掉了，大概从三十多页开始。我是把《子夜》当做一本黄色小说来读的，顾名思义，三更半夜的故事。那时候我对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模糊的概念，喜欢文学，而且目的性很强，但是研究文学应该是无目的性的。后来我到了农村，才有了一点所谓文学的感觉。回头想想，我实在不是当作家的一块料，但我真的是想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的，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但是作家是需要才能的，创作需要才能，你是这块料就继续，不是就别硬撑着。好在我找准了属于我的研究方向，如果当初在作家梦的路上迷途不返，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当然，很多人对文学有非凡的领悟力，为什么有的人成为文学研究者了，有的却渐渐“泯于众人”呢？这就涉及做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基础：搞研究要有基本的阅读量，也就是要掌握很多基本文献资料。不管你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现代或当代，这个条件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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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社会人士，读书很多，思路很开阔，但是也不能成为文学研究者。第三个基础就是你还必须要受过基本的理论训练。我们现代大学生培养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艺术的感受，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训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段时间我没事就读书，凡是跟古书沾边的我都看，但是看了两年多，我记住的只是书名、作者和内容提要。于是接下来我转变思路，开始看一些名人的治学经验。一个人需要老师的指点，如果学进去了，真的叫一辈子受用无穷。1981年，我第一次读的治学经验就是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这本书为我开了一扇天窗。从那以后我才知道，除了我们背的那些唐诗宋词，风花雪月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学问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以前从未涉及的。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补基础的东西。大学的教授一直告诫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学习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学问终究是受制约的。八十年代有一股理论风潮，我疯狂地把几乎当年能找到的所有外国理论书拿来读，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一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把中国古代的资料往里面一叠加，一篇好文章就出来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找到。当时，我学了文献学的理论之后，发现理论思维越来越差。人有一种惯性，在某一个领域呆久了，不愿意多挪一步，当你沉浸在文献学的世界里十年时，你对它越来越有兴趣，轻车熟路，人进去容易，出来难。我只看到了枝节，只看到一个个问题，一个字词，一个简章制度。最近一些年来，慢慢地悟出了一点道理，所谓理论，绝对不是标签，不是贴在脑门上说这是什么理论，穿着什么理论的花衣服。理论就是人的一种学术意识。什么叫学识，学是学习积累，识就是你的见解，你的见解在哪里，就是你的理论的思考和素养。这素养是流淌在血液当中的，就像一个很好的建筑师，当没有砖瓦的时候，盖不起一栋房子，但是如果你有一大堆砖瓦，没有一个好的设计师，你也盖不出一个漂亮的房子。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他既有自己的一套砖瓦，然后必须有一套图纸，才能建起宫殿来。这个砖瓦和图纸就是我们所谓的材料和理论的关系，缺一不可。这就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

陈青山：前面谈到的这三个基础部分只是初步的积淀过程，要想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还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博采众长，然后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取得学术成果。您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文中曾经提到一种研究思路，如果要深入研究文学，就必须跳出文学的范围。您能不能就这个话题具体展开谈谈？

刘跃进：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读马列著作，那时候是为了读而读。最近我重读马列，在阅读了很多材料，经历许多世事变迁的基础上再看，体味到了很多会心之处，这种会心之处有时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它会使你慢慢地改变你原先陈旧的看法。这种改变不是你摘出一句语录来，而是从内心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要想上一个台阶，这一关必须要通过。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要走进文学。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艺术的感受力。一个文学研究者，你对文学艺术没有感觉，不热爱，为之感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包括看一幅好画，品一副好字，读一首好诗，都要有共鸣。走进文学，说到底还是要多读文学经典。文学经典都是经过了千百年考验的，一首一首地读过去，可能一开始你不懂，但是不妨碍你先得到感动，然后慢慢读懂它。我对古代诗歌真正发自内心地喜好是因为叶嘉莹教授的影响，她那年刚从加拿大回国，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诗打动了我，她说为什么我要回国，为什么要读古诗，因为“书生报国成何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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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诗骚李杜文”。到今天我都很感动。她给我们上课，第一次就讲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讲三曹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然后讲诗经的《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还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把古诗讲得那么美，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才觉得原来我们的古代文学是如此有生命的。从那时候开始，我才觉得自己真正的走进了文学。

1979年的一堂现代文学的课也改变了我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这堂课讲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1950年发表的一篇小说。小说发表之后，被改编成电影，还没有放映，就被卷入大批判了，从此以后，这个作家，在中国文坛就销声匿迹了。期间中国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好人，一类是坏人，没有第三种人。那个作家是我一个同学的父亲，这种事就在我的身边发生。他的遭遇极其不幸，先是被批成右派，然后是反，1970年在河南被活活打死了，然后就地埋了。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出去玩，远远地就听到他妻子的哭坟声，她的哭声很怪，带着笑，像唱歌一样，真的叫“如泣如诉”，汉乐府形容这种情景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一个人很悲哀的时候，她哭出声来是人之常情，当一个人悲哀到极点的时候，她笑了出来，该是怎样的伤痛！这是一种极端的“变态”行为。我联想到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变态”的人，比如阮籍，庄子。庄子老婆死的时候，他击鼓而歌。表面上看，他的行为很荒诞，细一琢磨很深刻；阮籍的母亲死了，他整天喝酒，该干嘛干嘛，但内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哀痛。后来柳宗元就说了一句名言，“长歌之哀，过于痛苦；嬉笑之痛，甚于裂织”。如果是怒发冲冠，我们可能不会很害怕，但是是嬉笑之怒，笑里藏刀，就更进一步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为什么好，实际上是因为它写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最隐秘最深刻的一种状态。我们只有通过阅读古代文学，在此过程中去体味发掘。从那以后，我才真正皈依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渐渐疏离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要走出文学。陆游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我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诗，也没有发表过，回头去翻这些诗，觉得题材和内容都很苍白，但是它启蒙了我什么是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学者是很有地位的，我的理想也一直向这个方向靠拢。怎么做学问，当时我以为就是多背诗，特别是听了一些老师的课之后，我对学术的兴趣更浓了。1981年出版的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给我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让我明白，原来还有这么一套学问，不仅仅欣赏古典诗词的风花雪月，还可以全是考据和文献，跟感情毫不沾边。当时我看不懂文字，但看出了尊严，看出了学问。我在杭州读书之时，姜亮夫先生第一次跟我们见面告诫道，当年他在清华文学院读书的时候，静安先生（王国维）要求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姜先生不要求我们熟读，要求我们每天背几篇，放在案头，遇到问题随手就可以翻。文献学的基本常识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应用学和训诂学，除此之外张先生还给我们开了历史地理学，天工开物，营造法式，梦溪笔谈等课程，有些根本无法听懂。但他让我明白一个真理，搞中国文学的，不论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你要明白每一个知识的背后都有无数知识在支撑。人的一生很有限，倾一生之力，也不过能了解中国文学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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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四种基本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目录文字校勘等，这些知识在现代文坛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但是你必须要了解，迟早会在做学问过程中遇见这些问题。当时我对音韵学很反感，什么转韵研究，切韵研究，听得我糊里糊涂的，觉得和自己的文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我博士论文做的永明文学，永明体的核心问题就是音韵问题。我只好硬着头皮重新再补课，把音韵学的书拿出来读，才明了姜老的用心所在。

第二个思路就是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堂。比如历史地理学，我们大学没学过。在杭州我听过陈桥驿先生讲课。他是中国研究《水经注》的第一人，他能把一本记录一条条水道的书讲得令人着迷。为什么他的课讲得好，原因就在于他太热爱了。只有你发自内心地热爱它，把你的全身心血全部投入，真正看出了这门学问的妙处，这种妙处别人不可能告诉你，你也说不出来。陈先生深深影响了我，以致我对《水经注》深深着迷，我的硕士论文就做了《水经注》的历史地理学。

文献学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五经精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自有源头，由五经派出了九经，然后到十三经，乃至二十一经，这些是中国古文化的核心，当然还有老庄的经典。这些经书一辈子都不能丢，要一直读下去。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千年之后依然令人沉迷，因为它确实是思想的结晶，后世人一代代解读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把个体和时代智慧加入老庄哲学的过程，有的甚至脱离了经典的范畴。

第四个层次，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学性，历史性和哲学性。我有一个谬论，如果你在读研究生，只要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不管你的方向是语言哲学历史文学什么的，不分专业，都要先学文献学，才能走出文学的基本层面。当然走出文学，要在文学研究领域出成果，你必须要走出文学。现在全国都在办国学实验班，清华把全国文科尖子组成一个班。清华是有这个传统的，钱钟书，王力他们曾经开班用英文授课，讲中国文化。我对此颇持异议。这好像是一个拼盘，拼的是刀工，可以学的，真正的好厨师做菜的秘诀是掌握火候。用拼盘的方法来培养国学，实际上是错误的，正确的路应该是文献学这个方向。

第三个层次是回归文学，我们的研究终究要回到文学本身上来。佛家有句名言：没有修行的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修行之后，“见山依然是山，见水依然是水”，但是眼中的山水和之前的不一样了，因为你经过了。经过了古典文献学的之后，你再典籍，看古代文学，就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否则你只能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评判三。“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文学是我们研究的落脚点。文学最重要落脚在经典上，所以我一直建议重读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比如诗经，昭明文选，李杜诗等，要多读，一篇一篇地读，读懂诗文里字词背后所隐含了的大量信息，这个前期需要大量文献学知识的投入，你才能最终得其精髓。 陈青山：我把您上面的话稍稍归纳一下，也就是说文学研究要经历一个回归文学和超越文学的过程，这一点和佛家所讲的“入世”和“出世”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现今很多青年学者，有扎实的文学基础，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研究实力，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向或过于陈旧，或过于零杂，很难取得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在这里您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文学研究最新的研究热点供他们参考，促进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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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现在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走入了综合化的趋势，不再单一地搞艺术分析，思想分析，而是注重社会分析，交叉点越来越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生发了很多时代特有的热点。

第一个热点，就是文学史研究开始关注不同阶层的文学诉求。这个话题要从1994年连云港发现了一篇《神乌赋》说起。这篇赋一共只600余字，写的是雄鸟出外觅食，雌鸟看家，有入侵者要占他们的窝，雌鸟战斗负伤后向雄鸟托孤的故事。这篇俗赋证明了赋体起源于民间通俗文学。汉乐府里面的诗句写战乱，写民生疾苦，很多都是通过鸟语来说的，曹植也有一篇《骷髅赋》，都是假托之语，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敦煌发现的一批唐代作品也多是这样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我们由此发现，在所谓的精英文学史的同时，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的流派——下层文学。文学史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编写的，他只选择他认为重要的作品，排斥了其他的样式。但是文学史本身是具有包容性的，有纸质文学，网络文学，有主流文学，也有非主流文学。在编写时代的文学史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选择主流的作品，比如《白鹿原》，但是作为普通一员，你未必就喜欢主流作品，你可能对冗长的电视剧或者煽情类的文章更感兴趣。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史告诉我们，运动是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改良运动，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真的轰轰烈烈，为什么钱玄同和刘半农要写“双簧”文章，来炒作文学这一话题？鲁迅先生是文学旗帜，但是他母亲可不喜欢他的文章，要他去报摊上买“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这场运动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地动山摇，其实都是炒出来的。鲁迅自己回想，“十年前那是个寂寞的文坛”。文学史有一股潜流，至少不是一个层次的。我们在党的理论指导下，不相信有几个阶层，政治可以避而不谈，但是文学不能忽略。《我叫刘跃进》这部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下层民工的悲惨遭遇。扩大来讲，我们现代文学有一个时髦的话，叫“底层写作”。最近三十年，社会分化加剧，阶层明显，文学要反映这段历史，社会学要剖析这段历史，忠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很重要。古代也是如此，钟嵘《诗品》对曹植的评价极高：“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雅”，就是典雅的东西，是相对上层社会而言的。另外它还有“怨”的一面，就是他写的这些东西，因为雅怨跟文质是并列的。这说明在曹植的身上已经开始明显地接受两汉以来下层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从来都是离乱的多，基本处于战争和局部战争的状态，真正的太平盛世很少。战争不止，为何建安文学独有风骨，感人至深？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包括下层老百姓的心声，它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现实，也就是下层文学。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关注作家的不同生存环境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他的一切发现都是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的，我们的俗话是“吃饱了才能干活”。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如何决定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中国古代对人的划分非常细致，比如班固的《白虎通德论》，把人生前坐什么车，住什么样的房子，死后建什么样的坟，规定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官本位的观念之所以很浓，背后是经济在撑腰。物质生存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当代的作家基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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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和工资的收入，网络作家就靠点击率这一项赚钱。古代的文人不一样，他们写文章基本是没人付钱的，杜甫诗歌写得好，照样穷得当当响。

第三个热点是文学的时空观念研究。时间就是文学的编年史，作家的年谱，空间就是文学地理研究。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里说过：“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的”。在今天来看，此时此刻当你在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能把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大致落实，这个历史才能比较真实地得到再现。我本人做了多年的古代编年史的研究，我觉得这是进入一代文学或者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鲁迅曾经谈到，了解一个人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他的年谱。把一个文学或者作品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去分析。我去年完成了一个课题，叫做秦汉文学地理分布研究。我们试着把时空观念全部打通，把秦汉作家们按照时间顺序一年年排下来，然后把他们分布在103个郡国里，然后研究他们在什么时间空间的创作和交往，以及作品质量，然后把他们的作品再归类，看在哪个时期什么地方的作品最多，这就是问题所在，要解决它，就需要运用我们文献学的方法和相关知识。

陈青山：您的概括对广大的文学研究者而言，具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您觉得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刘跃进：总而言之，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不能抱残守缺，死守着那点自留地。我们现在的有些文学研究做得太琐碎，实际上你就远离了真实的文学。文学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一首诗歌可能反映一个时代。通过研究一部作品，然后了解这个人，通过这个人看到这个时代的变迁。这就是这个基本思路。

陈青山：我注意到您近年来也主编了《小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和《初中朗读背诵文选·古诗词50首》等与中学生阅读相关的书籍，在中学语文教育方面您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否具体谈谈如何促进中学生古典知识的积累和提高？

刘跃进：好的。不管同学们以后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多读一点古籍经典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你们提高文学修养，培养气质都大有裨益。正如我前面讲的那样，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是积累一定的阅读量，量的积累才能发生质的改变。同时也要注意有所筛选，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我特别推荐同学们阅读《诗经》《古诗十九首》和唐诗宋词，《诗经》是我国文学之源流，言简义丰；《古诗十九首》是体现民间智慧的佳作；而唐诗宋词是古代文学的瑰宝，琅琅上口。当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果你真的对诗词很感兴趣，也可以开始学学音韵和格律，试着自己押韵填词，相信你能从中得到创作的快感。

陈青山：谢谢刘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祝您永葆学术青春！

陈青山，文艺学研究生，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祁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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