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的特征

民国教育的特征

我把民国教育的特征概括为两点：

第一，是人的教育。

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殷海光曾说，“自由的伦理基础就是把人当人”，我把这句话借过来，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也是把人当人。

第二，就是解决了教育的独立性问题。

我们今天的小学是为中学而存在的，中学是为大学而存在的，各自都是不独立的，只不过这个流水线上的一环。但在民国，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自成格局。

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大学就是大学。因为，更多的小学生不一定读中学，更多的中学生不一定读大学，那个时候受教育的机会也少。由此反推，小学阶段要完成一个人成为公民，成为一个社会人的使命，他要到社会上去工作，要成为父亲、母亲，那就必须在这个阶段接受应有的教育。

中学也一样，都要完成本阶段应该完成的目标。杭州高级中学不是为浙江大学而存在的，北师大附中不是为北师大和北大而存在的。作为一所中学，它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体面，骄傲地存在于这个社会。它的学生无须因为考上某个名牌大学而为母校争得荣誉，他在这个阶段所受的教育，滋养了他的一生，装备了他的一生，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因为学生分数考得高，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而是因为这个学校养育出来的人品

质好、学习好，在社会上口碑好，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扭曲了、失衡了，一切就都变态了。

教育应该是正能量，为这个社会提供建设力。民国时代，虽然兵荒马乱，山河破碎，但是人心没有碎，那个时候的学校教育是在为社会建设提供正能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负能量和破坏力，如果我们加大这个正能量和建设力，负能量和破坏力就减弱了。每一个人做一点，整个格局就撑开了，空间是撑开的，时间是争来的，一切都在自己的作为。

我的三位好老师

我的一生从来没有遇到一所好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读的都是最普、最烂的学校，但我曾遇到过好老师。

我14岁时遇到一位老师，告诉我怎么写文章，他只教了我三句话，却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其实只教了我叙事的技术。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被我的语文老师看上了，她拿给她的先生看。她先生是我们县里的文章高手，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我被叫到老师的宿舍，他跟我大约说了5分钟。他说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告诉我叙事的文章要怎么写，“你是写捉螃蟹，你要写——先抓大的，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当时我不大懂，只是按照他说的去修改了，后来发表了。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要这样写文章，现在我明白了，这就叫层次，这就叫具体，这就叫细节，这就叫鲜活。他教会我这个技术，我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运用，与我的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所以我可以把历史细节用好的叙事表达出来。

然后，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他教了我好几句话。第一句，在学术上不要搞空对空导弹，要搞地对空导弹，就是要脚踏实地。第二句，写文章要以小见大，从小切口切入，写大问题。第三句话是告诫我，你要在学术上训练自己10年。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写东西，他说你不要急于写东西，你写读书笔记，十年后再来写自己的东西。他说，我对你有信心，你10年后再开始写，肯定行。我当时心里不怎么服气，其实我是过了12年才开始写东西。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老师说的完全正确。没有他说的这个10年论，我肯定不行。很多有才气的80后，我发现他们多数人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太急躁了，不愿意等待。需要早一点成名、买房子，因为娶老婆没房子谁嫁给你？很现实嘛。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被房子压弯了腰，等待10年是一个奢侈的事。

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师是28岁那年才遇到的。我觉得时间都是对的，14岁遇到一位，18岁遇到一位，28岁遇到一位，如果没有前面两位，第三位遇到也没用。这一位，如果不是他找我，我还不敢去找他。许良英先生是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在科学史领域很有影响。他找到我，给我很多批评，当然也给我一些鼓励。但是他的鼓励带着温度，我知道他很喜欢我，他的批评有一些我听不进去，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批评。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交往，一直到现在，他已经92岁了。我28岁以来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我们几乎每月都会通一封信。他不喜欢打电话，喜欢写信，这是老辈知识分子的习惯。他给我的信可能有好几百封了，我们什么都谈，谈思想、谈学问、谈人，谈中国的事，谈世界上的事，谈科学上的事、文化的事、政治的事……我1995年认识他，4年之后，1999年，我开始写东西。

我的故事没有普遍性，但从中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中，假如在小学就遇到一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有多重要。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给他的教诲影响到他几十年后办报。很多人都说，小时候的某一位老师、某一件事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专业的方向、最后的造化。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话，真的非常棒，“他日毋忘化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