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它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它最擅长于描写战争，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即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它所描写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表现了战争中优势与劣势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指挥人员是否明于知己，又明于知彼，以及有无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各次战争既有其特点，作品的写法也随之变化，或实写，或虚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是战争的辅助手段，而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却由此表现得有张有弛，疾徐相间，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在人物塑造上，《三国演义》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到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并且注意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加以夸张渲染。曹操奸诈，一举一动都好像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鲁肃忠厚老实，考虑问题总是那么单纯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么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当阳桥”等故事，都没有多少细腻的工笔描绘，只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一个写法特点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同人物的环境经历缺乏紧密的内在联系，往往人物一出场就定型化。论者也有认为这是该书缺点。但对这个问题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而且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就，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语文出版社

(一)怎样看待《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

这是在探讨《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历史小说，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忠实于历史，对基本的史实不容许有歪曲和虚构。《三国演义》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在总体上、在基本轮廓上忠实于历史，这表现在：第一，它所描写的重实那是真实的，都是查有实据的；第二，它虽然也对正史上的某些材料搞了“张冠李戴”，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并且在较小的范围内有所弃取，有所夸张缩小，但这只属于运用史料的艺术手法，并没有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第三，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即章学诚所说的“七实三虚”中“虚”的部分，但也没有违背重实和史评的总倾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历史本质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只能是评价史学著作的标准，而文艺家却有权摆脱这个束缚。因为文艺家所注目和感兴趣的历史，并不仅仅由于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在于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编织在史料中的历史事件，不过是砖瓦木头，不经过作家的创造就不能变成一座美丽的艺术之宫。因此，文学所需要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艺术的真实性。虽然艺术的真实来源于当代的历史的生活真实，但来源的命题不能偷换为等同、替代的命题，不能抹煞它们之间质的差别。诚如席勒所说：“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论悲剧艺术》)《三国演义》的作者所力图表现的不是历史的特殊性，而是历史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这普遍性和规律性正是封建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法则。因此，不破除历史真实性的桎梏，就无法进入《三国演义》广阔的艺术殿堂。

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就一部具体的历史小

说而言，我们有权利要求它做到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高度统一。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而艺术真实则是历史真实的发扬与深化。持此种观点的一部分同志还指出，探讨《三国演义》一书的历史真实性决不能仅仅理解为作品所描写的那一段时期——即三国时期的历史，它还应包括作者生活时代——即元末明初的历史。因为作品是由作家写成的，它不可能不深深地打上作家所生活的那一时代的印记。《三国演义》虽然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一段战乱、动荡不安的历史，但是写这部作品的人却生活在元末明初，罗贯中决不会仅仅因为发思古之幽情才去把距他千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敷衍出来。他之写《三国演义》，其实是有所寄托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因此，我们与其花很大的力气去把《三国演义》一书与《三国志》及其注，或者与野史杂传相核对比较，倒不如认真地下点功夫来研究一下元末明初的政治历史状况，就象我们研究《红楼梦》必然要研究清朝雍乾时代的政治历史一样。只有这样，也许才能够把《三国演义》一书的艺术真实是否符合于历史真实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阐述清楚。

(二)《三国演义》人物形象是类型化的典型还是姓格化的典型?

在会议收到的论文中，有一篇认为，文学中艺术典型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类型化典型，一种是近代的性格化典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突出地表现了类型化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第一，重要人物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特征，它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仅仅这一个突出的主要特征，就足以支撑起整个形象。第二，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缺少纵横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之中。即使有某些变化，也不是内在性格的变化。第三，人物形象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1)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2)回避理智与情感的矛盾；(3)回避主要特征与其他特征之间的矛盾。第四，肖像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也是类型化的。

对于上述观点，有的代表表示赞同，但也有许多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艺术典型本来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够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把艺术典型分为类型化的和性格化的两种，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同志认为，上述论文归纳的“类型化艺术典型” 的几个重要特征，有的(例如第二点，“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确实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他许多古典小说的弱点，但其第一点(“重要人物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特征，它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却绝不仅仅适用于所谓“类型化艺术典型”。就拿作者所承认的欧洲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性格化艺术典型”来说，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难道不都是有一个“非常突出”、“占有决定性的位置”的主要特征吗?再现代文学中的著名典型，鲁迅笔下的阿Q、老舍笔下的祥子、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难道不也是都有一个“非常突出”、“占有决定性的位置” 的主要特征吗?由此可见，该文虽不乏精辟之见，但其中心论点却是不够科学的。

在这次讨论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它已经引起许多同志的兴趣，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一些同志分析了《三国演义》提炼情节的艺术，描写战争的艺术，运用浪漫主义想象以改造史实的艺术，指出《三国演义》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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